（二）都城的兴衰是上林苑变迁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林苑可以看作是都城的伴生品。因而，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都城兴衰状况的影响。纵观秦汉时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秦时期（因为秦代历时短暂，不再细分阶段），西汉前期、中期、后期。我们认为，范围、资源以及由此而生的功能应作为衡量上林苑发展程度的标准。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都咸阳也由战国时七雄之一的国都上升为秦帝国的首都，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政建设不断扩展，盛况空前。在渭北扩建咸阳宫，修建仿六国宫、兰池宫等。与之相适应，在渭南上林苑中亦大兴土木。先是修建了信宫（极庙）与甘泉前殿，最后甚至决定把皇宫从渭北迁出，在上林苑中兴建新的施政中心——朝宫（阿房宫）。九卿之一的少府负责上林苑的管理，收缴山林池泽之税。由此看来，秦代的皇家园林比起前代纯以游猎为内容的“囿”来说，无疑具有质的飞跃，不但内容更加丰富，功能也趋于多样。这一时期上林苑的规模，如前所述，基本是西界沣水，东至今西安市劳动公园，北起渭水，南临镐京。
汉朝建立后，继续沿用秦代的上林苑，只是在汉初上演了一段小插曲。刘邦开汉第二年（前205年），命“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上林苑当然也应在此列。但到了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萧何为民请上林苑中空地未果，反受“械系”之苦。［4］（卷三九《萧何传》，p2011）说明这十年间，刘邦在禁苑问题上是有变化的。究其原因，刘邦初入关中，为确立自己的威信，施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与百姓约法三章，令秦禁苑开放，着实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当江山稳固，私欲也逐渐暴露，上林苑就再次被封禁，才有了萧丞相为民请田的故事。这一开一禁，其间的意蕴颇多。高祖之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继续实行黄老政治，与民休息。上林苑也基本保持秦时的模样，规模、功能无甚变化。
汉代中期从武帝起到宣帝止，近一百年，是上林苑最为繁荣的阶段。其疆境，东起灞浐，南傍终南，西至周至，北达渭水，周回300余里，比汉代前期大了许多。与此同时，上林苑的资源也大为丰富，动植物资源、人文景观空前增多。又设置水衡都尉对其进行专门管理。在此基础上，上林苑的功能也更加齐备，前文所述之功能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综合国力分不开的。经过汉初几十年的积累，到武帝时期汉帝国进入繁荣阶段，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人丁兴旺，于是才有了汉武帝广拓上林之举。
从元帝起，汉代进入后期，国势逐渐衰微，上林苑也逐渐走向颓废。元帝初年，贡禹为谏大夫，曾建议将上林苑的大部分罢省给附近贫民耕种。因为经济上不堪重负，朝廷还裁撤了管理上林苑的官员，同时把宜春苑所占的池、田发还给了贫民使用。到了成帝时，又将“三垂”（东、南、西三边）的苑地划给了平民。西汉末，王莽于地皇元年（20年）拆毁了上林苑中的十余处宫馆，取其材瓦，营造了九处宗庙；接踵而来的又是王莽政权与赤眉义军争夺都城的战火，使上林苑遭受了毁灭性的劫难。《西都赋》讲道：“徙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说明东汉初期班固在写《西都赋》时，上林苑已是一片废墟了。
由此看来，上林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国家强大、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上林苑才会面积广阔、资源丰富、功能齐备。相反，国势衰微、政治动乱、战争连绵，上林苑则会愈渐萎缩、日益残破，丧失其作为皇家禁苑的诸多功能。
（三）上林苑的发展状况反映、制约着都城的兴衰如果说都城的兴衰决定了上林苑的发展面貌，那么，上林苑的发展状况又是都城兴衰的体现，二者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秦汉时期，上林苑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每一阶段都与国势息息相关，而国势又集中表现在都城的兴衰上。
不仅如此，上林苑亦制约着都城的发展。上林疆境广阔、资源丰富，又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虽然能够发挥它良好的生态作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和文化功能。但它作为“奢侈品”，也成为都城发展的累赘。兴建宫观台阁，驯养珍禽异兽、奇花贵草，设置管理机构，所有这些无不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销。若以这些用于都城经济和文化的建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统治者往往到资力不敷、政局动荡的时刻才会想到压抑自己的奢欲，以应付舆论、解救时局。
四、结论
秦汉上林苑在我国皇家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皇家园林从功能单一性向功能多样性变化的转折点。即从先秦时期以游猎功能为主的苑囿，逐步发展成兼及生态、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文化等功能在内的综合性园林。上林苑与都城在空间上的连续性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地理基础，这一变化正是都城的部分功能发生空间位移的表现。此外，这一变化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秦汉时期统一的政治环境是其发展的大前提，而国势的起伏又极大地影响了上林苑的盛衰状况，这集中表现于上林苑功能的变化和规模的盈缩。
上林苑功能的多样化使其与都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上林苑更多地是对都城的物质和精神供应。这当然应归结为它的皇家私人性质，对都城具有绝对的依赖性，而且随着功能的多样化其依赖性也愈强，其与都城的命运就这样紧紧连在一起。人的活动是建立起这种关联的纽带（即使对于上林苑的生态功能来说，可能人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如果没有人的存在，探讨这一功能便毫无意义），无论是上林之于都城，还是都城之于上林，皆如是也。不仅如此，人亦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从而把握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综观上林苑和都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决策者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理智与感情孰重孰轻，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结局。这一点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1］相关论着请参见徐卫民《西汉上林苑宫殿台观考》，《文博》1991年第4期；《秦代的苑囿》，《文博》1990年第5期；《西汉园林特点琐议》，《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西汉上林苑的几个问题》，《文博》1994年第4期。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亿里《秦苑囿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何清谷《关中秦宫位置考察》，《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徐卫民《秦离宫别馆述论》，《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志杰《西汉三辅之园林景观》，《文博》1998年第6期。颜廷真《西汉秦岭山地的兽类动物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张天恩《“禁囿”瓦当及禁囿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李健超《上林苑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对西安经济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12月增刊）；《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尚丽新《西汉上林乐府所在地考》，《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张鸿杰《上林苑与咸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秦建明《汉上林苑与昆明池》，《文博》2004年第3期。着作方面，周云庵着《陕西园林史》（三秦出版社，1997年），周晓陆、路东之编着《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赵琴华、秦建明着《陕西古代园林》（三秦出版社，2001年），刘庆柱、李毓芳着《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朱士光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等均对上林苑有相关论述。
［2］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
［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3）。
［3］亿里在其《秦苑囿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历史文献考证出了大量秦代苑囿，其中即有秦上林苑的论述。而周晓陆、路东之的《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则从考古资料方面给予了支撑。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4）。
［6］张衡《西京赋》［A］．严可均辑《全后汉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徐卫民《西汉上林苑的几个问题》［J］．《文博》，1994，（4）。
［8］何清谷《关中秦宫位置考察》［A］．周秦文化研究编委会．周秦文化研究［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9］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3）。
［10］2004年11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在阿房宫前殿遗址西1150米处发现了战国秦上林苑中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和石渠遗址。对于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考古队领队李毓芳认为，它绝不是用来排污水的，而是流水用的，体现的是“小桥流水”般的园林景观。详见韩宏《皇家园林景观惊现阿房宫遗址》，《文汇报》，2004年11月13日第2版。
［11］王志杰《西汉三辅之园林景观》［J］．《文博》，1998，（6）。
［12］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
［13］《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徐卫民先生在《西汉上林苑的几个问题》（《文博》1994年第4期）一文中对上林苑的管理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
［15］李博主编《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6］杨士弘等《城市生态环境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7］司马相如《上林赋》［A］．严可均辑《全汉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8］李升峰等《城市人居生态环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19］戴天兴《城市环境生态学》［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
［20］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1］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00-201页。另外，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通过对汉长安城上林苑与唐长安城三苑的比较认为，前者不具备军事机能是二者间“质的不同”。理由为：“汉代上林苑仅仅与皇帝的离宫建章宫连接，而唐代三苑却与宫城紧密相连。”形成了所谓的“宫苑”体制。朴氏进一步认为，这种体制起源于“五胡·北朝时期”，“北魏平城的后苑所起的作用与唐代的多次政变中三苑所起的作用很类似。”（详见朴汉济：《隋唐三苑考（提要）——舆前汉上林苑的机能做比较》，“国际シソポジウム2005东ァジァの城市史と环境史-新しい世界へ-”论文集，日本·东京，2005年。）在笔者看来，这种“宫苑”体制早在前汉就已出现。汉长安城的主要宫殿未央宫、长乐宫均位于都城的西部和南部，其外部即是上林苑所在，二者间存在空间上的连续性，而非仅仅与离宫——建章宫相连。究其原因，汉代以前的都城布局，宫城多居于西南方向，因此，起屏障作用的皇家园林就必然与之相适。当然，地理因素也应在考虑之列。
［22］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纪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2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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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萯阳宫位于户县西南的白庙村，为秦宫汉茸之建筑。
［3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36］参阅朱士光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2、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