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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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唐代长安城牡丹的引种与传播(1)

白茹冰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

长安城是唐代牡丹栽培的中心,这一点在唐代遗存资料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可以这样说,我国牡丹栽培是从唐代开始的,而唐代牡丹栽培是从长安开始的。所以,我们要为牡丹文化溯源,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唐代长安城牡丹的基本情况。

一、长安城牡丹的引种

通过考证牡丹的源流不难发现,牡丹自唐代始有人工栽培。

那么,是何人何时引种的呢?我认为牡丹是在唐代由武则天引种长安的。关于这一点,现在仍有争论。其实,我同时认为,关于牡丹的人工栽培起源问题是不可能具体到某时、某地、某人的,而且考证这些的意义不大。所谓的牡丹起源考是为我们现在的牡丹文化找到源头,而不是真正的、单纯的牡丹花卉引种的考证。我认为牡丹文化的源头应该是自唐代而始。从唐代开始,牡丹由生于深山自幽而芳到为士人所传颂,赏之若酣。在这个时代,牡丹开始得到“贵人”的赏识,走入宫廷、皇家寺庙、官署和达官贵人的府第;由原来的视为荆棘,价值不大,到后来的价值连城,“一丛深色花,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5-ZX-397)阶段成果。

十户中人赋”;由原来的“前史无说处”,到后来的文人诗赋歌之不断。渐渐地牡丹花传播开来,牡丹文化遂随之形成。这样才为我们追寻牡丹的人工栽培起源找到了落脚点。

其实,在人工栽培牡丹之前,我国早有很多野生牡丹分布。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气候区。这种气候很适宜牡丹生长,可以说中国是牡丹之乡。这从历代文字记载亦可窥见。南朝(420-479年)时期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牡丹生长于“巴郡山谷及汉中”[1]。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开篇即云:“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2]今人对此记载更为详细:“根据该组植物野生分布区的气候特点及相应的自然特征,可划分为两大分布区:一、黄土高原——秦巴山地——川西北高原分布区,该区是牡丹革质花盘亚组的分布区。

在黄土高原分布有矮牡丹、紫斑牡丹;秦巴山地分布有紫斑牡丹、杨山牡丹;在神农架林区分布有紫斑牡丹、杨山牡丹、卵叶牡丹;在川西北分布有四川牡丹。这一带是中国现有牡丹主要栽培品种群的发祥地。二、青藏高原东部——云贵高原分布区,该区为牡丹组内质花盘亚组分布区,由北向南及西南分布着狭叶牡丹、黄牡丹及大黄花牡丹。”[3](参见图三)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大,牡丹在全国的原产地也尽显于眼前。从图中可以看出,牡丹在中国的原产地还是不少的,这也正好印证了生物学专家们牡丹多地起源的观点。

那么为何至唐代开始人工栽培,且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呢?这是因为:一、人们对牡丹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这需要时间;二、牡丹的花色、花型均与唐人的审美观正相契合,所以牡丹至唐代栽培始盛。至于唐代牡丹文化中心在长安,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物的角度来说,长安须有大量的牡丹存在,作为审美的客体;从人的角度来说,必须有众多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开始审美追求的人,作为审美的主体。长安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它的土质、气候都适合牡丹生长;唐朝是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时代,而作为帝乡,唐都长安城居住着众多的官员、僧侣、商人、文学学士、手工业者等,他们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人正是牡丹文化的制造者。

那么,我们现在考证牡丹文化之起源,要推溯至何时、何处呢?

我认为牡丹是由武则天首先引种长安的。

武则天很喜欢牡丹,对牡丹一见如故。舒元舆《牡丹赋》云: “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4]牡丹花的奇异、少见吸引了武则天,而武则天把野生牡丹引种到京师,使牡丹成为上苑之一员。此时武则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得到她赏识的东西也就很自然地得到他人的重视和赏识。

由上面这则材料生发开去,不同的学者对牡丹具体引种长安的时间亦有争议。如,李树桐先生认为:具体时间为武则天称天后(674)至高宗去世(683)这几年[5]。原因是文中称武则天为天后,而又据《龙城录》载,高宗有后苑赏牡丹事,且上官昭容有诗赋。

另有郭绍林先生认为:具体时间很有可能为660-665年这五年间[6]。

在这点上,我赞同郭先生的观点。我认为,综合这两方面的意见及资料显示,牡丹至少在高宗去世(683)前,已经移植至长安禁苑。其理由如下:“天后”极有可能是后人对武则天的尊称。李树桐先生以此为据来推测牡丹引种长安禁苑的时间似有不妥。《旧唐书》云: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壬寅,“则天大圣皇后崩于上阳宫之仙居殿,号为天后,未几追尊为大圣天后,改号为则天皇太后太后。”[7]所以这样看来,武则天移牡丹之时未必就是其做天后时所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是其当权得势后所为。

另外,从武则天和高宗的行踪所至来看,牡丹极有可能是先移入洛阳禁苑,而后才移入长安禁苑的。武则天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到弘道元年(683)高宗在东都洛阳去世,28年间七次随高宗幸东都,高宗归葬长安,她不曾西归。此后到她去世共22年,除永泰公主死的那年回长安两年外,其余时间全在洛阳。值得注意的是,显庆五年(660)高宗和武则天去了一趟并州,阴历二月到达,四月离开,恰值牡丹开放的季节。这是武则天仅有的一次衣锦还乡,很可能在她宴请乡党亲族时知道了牡丹。不过,他们这次是由洛阳去的,依然又回到洛阳。两年后,他们又回到长安住了三年。所以,从武则天与高宗的行踪所至来看,牡丹极有可能是先移植于洛阳禁苑,后植于长安禁苑的;或者说二者同时移植的,总之,洛阳禁苑植牡丹时间不会较长安禁苑为晚。如果真要推测一下牡丹移植于长安上苑的时间,就很有可能是在公元660年至665年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与武则天回乡时间靠得最近,且这段时间高宗和武则天回到了长安。

关于前面《牡丹赋》文中的“上苑”究竟指何处。李树桐先生《唐人喜爱牡丹考》一文认为“(长安)宫内由内苑,宫外有禁苑,此上苑应在宫内。”长安有三苑:西内苑、东内苑和禁苑。三苑皆在都城长安的北面。西内苑在西内之北,亦曰北苑。东内苑在东内之东南隅,南北尽一坊之地。禁苑即隋之大兴苑也,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三苑中,西内苑最小,禁苑最大[8]。显然,李树桐先生将禁苑排除在外了。郭绍林先生虽未明指,但很明显倾向于洛阳禁苑。我们且不管这条资料中的“上苑”具体指何处,总之,在高宗去世前,牡丹已经移植至长安上苑了。《龙城录》:“高皇帝宴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者。”[9]在长安的时候,高宗喜欢居住在大明宫。大明宫在禁苑东偏,据龙首山,《唐两京城坊考》载:“龙朔二年,高宗病风痹,以宫内湫湿,命司农少卿梁孝仁修之,改名蓬莱宫。[10]”大明宫内有东内苑,而且离禁苑也很近。所以,推测一下,当时牡丹极有可能是种在大明宫内以及东内苑和禁苑中,以便于观赏。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资料说明,唐武则天时期,牡丹文化已经开始萌芽发展。如在永泰公主墓石棺线画中已经出现牡丹[11]。永泰公主于大足元年(701)死于洛阳,在武则天死后的第二年(706年),陪葬在陕西乾县的乾陵。这说明当时较为稀有的牡丹已经开始在文化的长河中留下其美妙的身影。这与我所搜集的资料多寡也是一致的。《全唐诗》中明确写牡丹的诗歌共有185首,但在开元以前却没有一首(见文后附录)。综合所有的资料来看,也仅有《龙城录》中关于高宗赏牡丹的记载和被后人附会武则天贬牡丹的一首《腊日宣诏上苑》。

所以,从这种种资料和迹象来看,开元以前,牡丹在长安城中的栽培是很局限的,仅限于皇上常住、爱去的宫殿、庭苑中,牡丹观赏文化仅在宫中渐渐萌芽。至于唐朝的大多数士人或许还不知牡丹呢。不知自然不会去颂,也就不会留下诗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