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高宗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史载，显庆四年（659），唐高宗“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29］。但在唐高宗“昏懦”说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把武则天于永徽六年（655）十一月立为皇后以后，高宗的一切举措都说成是武后所为。认为“武则天通过唐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武则天修《姓氏录》对门阀制度的破坏，远超过唐太宗修《氏族志》［30］”。至今还有人认为“早在显庆五年（660），武则天重修太宗时《氏族志》为《姓氏录》”［31］。这里的显庆五年应为显庆四年。众所周知，唐高宗因患有疾病，自显庆五年（660）以后，才委托则天武后处理部分朝政，因而说显庆四年武则天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是没有史实根据的。毫无疑问，唐高宗李治不仅是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的决策者，而且是具体谋划者。没有史料证明武则天曾参与其事。
本文中所说的唐太宗修《氏族志》，是指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修成的一部重新确定士族等级的志书。在魏晋以来的史籍中，士族亦称世族、势族、世家大族、门阀，是指世代做四品以上高官的家族；与此相对而言的寒门庶族，不是指穷困百姓，而是指家中世代无人做高官的家族。士族形成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其中特别是从魏国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到西晋、东晋时期，世家大族把持最高权力。在政治上士庶判若云泥，士族好像彩云，庶族如同泥土，正如《晋书·刘毅传》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至隋唐之际，由于南朝“寒人掌机要”的出现，由于朝代的频繁更替，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由于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到唐代已达到鼎盛阶段，老牌的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已经衰落。代北士族（以山西代县北的原鲜卑贵族为主）除已融入关陇士族者外，也日趋衰落。只有关陇士族集团，凭借皇权的保护，还有相当大的权势。不过他们正在经受着科举制的发展、新官僚阶层增加而带来的猛烈冲击。但是，门阀士族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盘根错节，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山东士族的余威尚存。“山东士人自矜门第，婚姻多责资财”［32］；山东士族后裔往往以其门阀自居，轻视当代官品。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向山东士族余威挑战，主张按照当今官品高低重新确定氏族等级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太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修《氏族志》。高士廉是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原属山东士族，后依附于关陇士族，是长孙皇后、长孙无忌的亲舅。高士廉等人由于受旧的门阀观念的束缚，拿出的修《氏族志》的初稿，仍列山东士族崔干为第一等。唐太宗审阅完修《氏族志》初稿后极为不满，对高士廉等人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为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3］于是高士廉等奉命重新刊定，共100卷，氏族分九等，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列居二等，崔干降为三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34］。
时过20余年，显庆四年（659），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这是怎么一回事？请看以下三部书的有关记载——《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初，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着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
《唐会要》卷36《氏族》：显庆四年九月五日，诏改《氏族志》为《姓录》，上亲制序，仍自裁其类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并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得同谱(注云：初，贞观《氏族志》称为详练。至是，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于是委礼部侍郎孔志约、着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商量编录。遂立格，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入谱者，缙绅士大夫咸以为耻。议者号其书为勋格。李义府又奏收贞观《氏族志》焚之。）
《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六月条：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以上三书记载，有共同点，亦有歧异。第一，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决策人是唐高宗，这是毫无分歧的。书名叫《姓氏录》，或为《姓录》，当以《姓氏录》为是。第二，诏改的时间，《唐会要》说是显庆四年九月五日，《通鉴》说是显庆四年六月，应以九月为是。因为李义府于显庆三年十一月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刺史，至四年八月才复为相。第三，上奏请改《氏族志》者，《旧唐书》说是李义府，《唐会要》说是许敬宗、李义府。《通鉴》说是许敬宗等，当以《唐会要》说为是，即二人几乎同时上奏请改《氏族志》。第四，为何要改《氏族志》为《姓氏录》？高宗不愿遵守其父成规，就因为《氏族志》不叙武后本望，使他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过程中碰了不少钉子，褚遂良、来济等人以武昭仪不是出于“天下令族”、“礼教名家”阻挠他，使其深切感受到，要巩固武皇后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誉，必须通过修改《氏族志》以改变武氏的门第，使武姓名列前茅。而许敬宗很明显是为报答高宗、武后的重用之恩，坚决主张修改“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的《氏族志》；而李义府一方面是因为“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另一方面亦是为了报答高宗、武后重用之恩。即使他被贬为普州刺史后，武皇后也不忘保护他。
“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35］。《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使武则天成为最大赢家、最大受惠者。这本《姓氏录》不仅巩固了她的地位，而且为她参与朝政制造了舆论。第五，《姓氏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或称“书入族谱”，“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因而遭到缙绅士大夫、士族后裔们的讥笑，斥之为“勋格”。正是这一举施，彻底破除了旧有士族等级界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士族集团——关陇士族的退出历史舞台，敲响了丧钟；为广大科举学子、武功将士跻身官僚队伍，开辟了道路。《姓氏录》虽不是法律文书，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它的进步性毋庸置疑。
唐太宗修《氏族志》，沉重打击了山东士族等旧士族，提高了因参加科举而成新官僚阶层的地位；唐高宗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彻底废除了门阀士族制度。父子两代皇帝先后的举措，为盛唐文明的开拓扫除了一个严重障碍。
三唐高宗执政与武后辅政的关系唐高宗李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即位。史载“帝（高宗）自显庆（按指显庆五年即660年）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36］。所谓武后“内辅国政数十年”，是指从660年至683年十二月共辅政23年。
在这23年中，高宗执政与武后辅政的关系如何？武后的“威势”真的与高宗无异吗？
在唐高宗“昏懦”说被人们抛弃以后，又有一种学术见解，认为在这期间，则天武后通过“夺权”斗争，“逼宫”事件，使高宗与忠于李唐的势力惨遭打击，武则天势力更加强大［37］。而笔者的看法则与此相反，在这23年中，武则天由于高宗的信任和让权，才逐渐执掌部分政权，而决策和左右政局的人则始终是唐高宗。则天武后并没有从高宗手中夺权或篡权的意图和行为。遵照历史的记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高宗委托武后处理部分政务（660-664年）史载，“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预国政”［38］。又载，高宗显庆五年（660）“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39］。
这里说得很具体，高宗委托武后处理部分政务，是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开始的。其原因，一是高宗身体患病，“多苦风疾”，“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何谓“风疾”，可能是手足麻木等疾病；“风眩头重”，或许是高血压，或许是中医书上所说的一种由“阴虚阳亢”引起的慢性疾病；“目不能视”，高宗不是盲人，其后还经常出猎，可能是近视眼。总之，高宗患的是一种时好时坏、愈往后愈严重的慢性病。二是武后聪明能干，“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处理朝政使高宗很满意。而武后开始参与朝政，主要是在高宗委托、指令下，参决“百司奏事”。
至于外交事务、军事指挥、宰相任免等大权，仍由高宗亲自执掌。例如：显庆五年（660）十一月，高宗在东都“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十二月，高宗派遣契苾何力、苏定方、程名振等，“将兵分道击高丽”［40］。龙朔元年（661）三月，高宗在东都洛城门设宴召见群臣及外宾，并且“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舞》”。当时高宗“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四月，高宗命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各少数民族兵共35军，水陆分道并进。高宗“欲自将大军继之”。武皇后知道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41］。［按总章元年（668），高宗派李积率唐军征服高丽，证明武后劝说高宗不要亲征高丽是正确的。］其后龙朔二年(662）春正月，高宗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三月，高宗派郑仁泰、薛仁贵率军“败铁勒于天山”。史载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投降。
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后有官吏告发仁贵等有“诛杀已降”等过失，高宗“诏以功赎罪，皆释之”。四月，高宗从东都返回京师长安不久，即下令重修蓬莱宫（大明宫）。
因太宗时虽修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李渊居住，实际上并未修成。因为宫殿后有蓬莱池，故名蓬莱宫。五月，高宗任许圉师为左相［42］。自龙朔三年（663）四月，蓬莱宫（大明宫）含元殿建成后，唐朝的政治中心，便从太极宫移到蓬莱宫（大明宫）。高宗开始在蓬莱宫内亲自处理政务，“始御紫宸宫听政”［43］。如此等等。可见武后参政后，高宗并非“傀儡”，亦无“昏庸”的表现，说明他仍执掌大权。
2．高宗让武后掌握更多权力（664-674年）武后权势的增强，始于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宰相上官仪被杀事件。龙朔三年(663）三月，被罢相的许圉师再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刺史。四月，右相李义府“恃中宫（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高宗将李义府下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等查处，并命司空李积监察。结果，“事皆有实”，高宗下诏将李义府除名，流放到巂州（今四川西昌）［44］。李义府是武后的心腹宰相，高宗敢于放逐他，说明还是皇帝的权力大于皇后。
在宰相许圉师被贬官、李义府被流放的情况下，上官仪欲独揽相权，遂与则天武后辅政的政治格局发生冲突，结果被杀掉。
请看《通鉴》卷201麟德元年（664）十二月条：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官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谘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十三日），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十五日），赐忠死于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