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莉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被中国人最先视为原有的黄老之学加以理解和接受。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虽有周武帝之毁佛，但总体上中国人对佛教是接受的。至杨隋初唐，佛教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洎高武时期（高宗——武则天／649-705），佛教发展至全盛期，这为中外史学家所共识。高武时期是继汉朝以来，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在不断地向西求法，同时又向东持续弘法。
在西进东出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作为当时的先进思想，被志在济世度民的一代代佛教高僧（如玄奘、义净、法藏等）所追求弘扬。宗教是当时国际思想文化交流的主流，佛教是其主导。在此过程中，武则天的佛教政策和一系列礼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高武时期的弘法活动
1．凿窟雕像。高武时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雕像活动以敦煌和洛阳龙门石窟为盛。
高宗初年纪国太妃韦氏捐造的敬爱寺石窟，在布局和力士等人物艺术形象的定型上为此后的雕造所效法。龙门石窟的奉先寺耗资巨大，时断时续，前后13年（662-674）之久。
奉先寺卢舍那佛及其眷属的设计，集中体现了皇家文化的豪华和宏大气势。此后，永隆元年（680）完成了万佛洞，延载元年（694）净土堂造像和天授年间（690-692）东山擂鼓台中洞等相继完成。此外成都平原南部的岷江流域中游也是佛教石窟集中的地区。蒲江飞仙阁有92个窟777躯造像，系永昌到天宝（689-756）时期的作品。同一地区的丹棱石窟群也有许多盛唐时期的造像。可以说唐初，关中造像进入盛期，高宗朝，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基本形成［1］。
2．建庙立寺。高宗在贞观二十二年（648）为太子时，为故去的母亲文德皇后追福而修慈恩寺。武则天为超度亡母荣国夫人建太原寺。睿宗文明元年（684），摄政的武则天在高宗逝后百日，荐福祈祷修建大荐福寺。《新唐书》卷125载：“武后铸浮屠立塔庙，役无虚岁。”天授元年（690）以《大云经》故，敕天下建大云寺。一次建寺358座。长寿元年置长寿寺，证圣元年又置崇先寺。京兆名寺38座，三分之一为武后时期所建。
这一时期的尼寺和比丘尼的人数空前增加。龙朔三年（663），高宗为母亲追福将位于崇仁坊的资圣寺改为尼寺。神龙元年（705），太平公主为超度亡母武则天而建罔极寺。永徽二年（651）李德懋为父李神符祈福舍爱女法琬，送其往褒义寺出家为尼［2］。嗣彭王之女弥多罗在兴圣寺为尼，武则天外孙女释灵觉在景福寺为尼。太宗朝力主弘法的萧瑀的三女一女孙同在长安济度寺出家为尼。唐长安城凡35座尼寺，其中20余座系帝后、宗室出资修建。其中高宗建崇敬尼寺、资圣尼寺、建福尼寺、龙华尼寺；武则天将真化尼寺改为光宅寺，改建真空尼寺为证空尼寺；太平公主建罔极尼寺。此外先皇驾崩，大量的后宫女眷往往剃发成为佛寺尼姑。如武则天曾入感业寺，而高宗的一部分后宫前往乾陵宫出家为尼。律师文纲“（景龙二载／708年）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其年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复于宫中坐夏，为二圣内尼讲《四分律》一遍”［3］。
3．广译佛经。武周时期译经2146部，合6235卷。敦煌藏经洞写经以唐代居多，大多为高武时期的作品。
4．频繁进行各类佛事。佛事活动在此时期频繁进行，且多有创新，规模都很大。
如太宗贞观五年开始进行的佛骨瞻礼活动在高武时期演变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定期的迎佛骨运动。一朝皇帝一生两次恭逢迎奉盛事，有唐一代，唯女皇一人。迎佛骨活动将几乎所有的佛教节日统统囊括其中。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在其中又举行盛大的无遮会。
5．促进新兴佛教宗派的形成。华严宗的形成并迅速发展是典型的实例。武则天认为晋代华严经典的翻译很不完备，派人前往于阗取回梵本《华严》，请回实叉难陀，与菩提流志、义静重新翻译，新译80卷《华严》为华严宗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来自康居的青年沙门法藏更是关怀备至，使他成为华严之祖，使该宗在高武时期最为光耀。
郭朋《隋唐佛教》尖锐地指出了华严宗对武周政权的合作与效劳，认为华严宗是适应武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教派。华严宗之外，法相宗、禅宗、净土宗、律宗都空前地大发展，密教的典籍开始翻译，密教的传教已经开始。
6．内道场僧团的形成。认为内道场是宫禁之内的经、教行事场所，始于隋，盛于唐，它是帝后朝贵昄依心理强化的产物，反映了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内道场僧团始设于武则天时期，他们依附封建皇权，参与朝政。至会昌法难，才失去昔日的富贵和威势［4］。
二武则天有比较高的佛学造诣——兼议高武时期佛教界的核心人物武则天自幼曾身披缁服，佛前焚香礼拜，受到浓厚的佛教信仰气氛的影响。14岁入宫为太宗才人，也自然受到熏染。后来，又入感业寺近一年时间，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在这段时间里，为打发寂寞的时光，她选择了佛教。作为有很深的文化造诣的她来说，佛教不单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文化，与同时的其他妇女相比，她不仅有深刻的了解，更有亲身体验。后来，她在做了高宗的皇后和当了大周皇帝后，有机会接触大唐一流的高僧，向他们请益佛法。我们现在难以全面了解她向他们都请教了些什么问题，他们如何回答，但《法藏传》记载了有关情况：“藏为则天讲新《华严经》，至《天帝纲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会义门》、《普眼境界门》，此诸义章皆是《华严经》总别义纲，帝于此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狮子为喻，因撰义门，径捷易解，号《金狮子章》，列十门总别之相，帝遂开悟其旨。”［5］虽然武则天佛学造诣难以与三藏法师相比，但深厚的修养在古代后妃甚至帝王中，也很少见。我们从她的一些诗文可以略知一二。与佛教有关的制文有：《释教在道法上制》、《禁僧道毁谤制》、《禁葬舍利骨制》、《赐少林寺僧书》、《方广大庄严经序》、《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三藏圣教序》、《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等。在《方广大庄严经序》中提出：“舜河与定水俱清，尧烛与慈灯并照。”将佛教与儒学作同等看待，李唐建国近70年中，作用相同。紧接其后说自己“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务广三明之路，思崇八正之门。”“朕以虚昧，钦承顾托，常愿绍隆三宝。”仿佛表明，她与佛教因缘殊胜，她为弘扬佛法而做皇帝。
太宗之后的高武时期，因缘际会，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佛学家、高僧大德。她成全了他们献身佛教的鸿愿，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他们也为她的政治鸣锣开道，或雪里送炭或锦上添花。请益佛法，探讨国家管理，她与这些高僧大德相处得极为融洽。
无疑，高武时期第一大高僧当属玄奘三藏（600-664）。645年正月回国，太宗皇帝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648年他译完《瑜伽师地论》后，太宗写序，乃有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冬入住新落成的慈恩寺，继续工程浩大的译经事业。圆测、窥基系玄奘高足，都是杰出的佛学家。
法融、弘忍、神秀、慧能为禅宗之领袖。神秀701年应诏至东都，受殊遇。女皇敕命于当阳造度门寺、于尉氏县造报恩寺，表彰其道行。
义净（635-713），14岁出家，慕法显、玄奘高风。成人后自长安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西游，经扬州——龚州——广州——逝里佛室（今苏门达拉）——东印摩梨底国——那烂陀寺，历三十余国，留学十一载。证圣元年（695）归抵洛阳，受到热烈欢迎，他是玄奘后又一重要的翻译家。
法藏（643-712），祖籍康居国，先祖侨居长安。师从智俨学习佛法。14岁炼指于法门寺，誓信佛法。17岁入太白山求法，28岁住持太原寺，为荣国夫人荐福。翻译并为女皇讲授《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在道宣、文纲等协助下，主持了长安四年(704）的迎送佛骨活动。他是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
这些高僧大德的事迹和言语表明，他们视佛教为真理，能度人度己到达美好的彼岸世界。在他们的心中，佛学是最进步的思想学说，在理论上是深刻的，在体系上是完备的，内容上是广阔博远的。他们看到，佛教信仰是适合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想的。为此，他们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教弘传。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感染和影响了民众。高深的因缘学说被普通人理解为因果报应，善恶分明。在帝王心目中，佛教利于他们进行统治。当傅弈接二连三地上表反佛时，太宗对他说：佛教有利于统治，玄妙幽深，非常人所可思。而在武则天的所有制文中，几乎将佛教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武则天对佛教从心灵深处的认可和认同，对佛教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她竭力推广佛教的前提，不是利用更不是盲目的迷信。
三高武时期佛教的政治化——以佛教治国
1．武瞾与佛教的殊缘，学界见仁见智，近年来人们不约而同地看到她巩固政权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将佛教泛政治化的深刻用心。古正美教授看到武瞾借用佛教的佛统制度来行王统之实，比照佛统，将自己如法套搬为在世的弥勒菩萨，为自己平添一层神秘的光环。他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的观点，也即佛王传统或转轮王传统。佛教治国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注意，但却是佛教的政治化、大乘经典的密宗化与佛教的印度化的重要体现。由于提出了“王即是佛，佛即是王”，佛教的这种传统被统治者加以利用来治理国家。武后革命之前后，即已用《华严经》佛王传统治理国家，翻译了大量的《华严经》，炮制了《大云经疏》。当南天竺高僧菩提流志为她带来菩萨佛王传统后，即停止了华严经佛王传统的信仰，改用密教佛王传统，大量翻译密教经典，如《宝雨经》、《不空绢索咒心经》等武则天利用佛王传统进行统治和政治改革，自称是弥勒菩萨或观音菩萨的转世，其实就是利用了佛教的佛王传统。武周之际的佛教发达和政治发展，实际是佛教治国意识形态在武则天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6］。
2．以佛教艺术庄严东都神圣气氛，在手法上达到极致。奉先寺卢舍那佛及其眷属的雕造，将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庄严宫殿馆舍衙署都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一组雕像完工之日起，以其高超的艺术成就臣服了一代又一代瞻礼它们的人们。明堂、卢舍那佛、天枢、天津桥、白马寺共同装点东都，它们成为东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佛教的法器道具摆放在庄严神圣被视为政治行政中心的明堂，煌煌明堂俨然一座十分庞大的佛教道场。冬去春来，洛阳弥漫的是寺院散发出来的炉烟，晨昏阴晴，东都萦回的是佛家的钟磬鼓乐。
3．借用佛教大造政治舆论，对其中的积极分子给予奖掖提拔，政治导向意图极为明显。雍州人唐同泰制造假瑞石并埋于洛水之中。或以为此瑞石正是洛阳考古工作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唐东都应天门轴线位置明堂西侧所发现的摩羯鱼，“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刻文虽已残去，但很易于使人们将此物与武则天的“天授圣图”联系起来。它的出土，揭示了明堂与武则天利用佛教神学构建武周皇权这一政治运筹之间的内在联系［7］。
史载：垂拱四年（688）“春二月，毁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秋七月，大赦天下，改‘宝图’曰‘天授圣图’，封洛水为显圣，加位特进”。
4．高僧大德参政议政司空见惯。内道场僧团的形成是佛教社会地位提高力量壮大的体现。贞观二十二年（648）玄奘在太宗向他询问功德利益时，他建议度僧。太宗即诏令诸州寺各度5人，并于北阙造弘法院，供译经。显庆元年（656），玄奘冷疹复发，怕有不测，郑重其事地上表请求重新颁定佛道名位次第；僧尼以僧法处置，而不用世俗法律，对此高宗予以接受。龙朔二年（662），高宗下令僧道要致敬父母，沙门道宣、威秀等200余人至蓬莱宫，上表谏拒，此令遂停。武则天革命成功后，对有功之臣封赏，对佛教徒尤为牵挂，制令僧尼处道姑之上。封薛怀义、释法明等为县公，皆赐紫袈裟、金鱼袋，为僧人做官开了先河。高僧大德地位很高，受人尊重，连帝后也执弟子之礼。加上政界险恶，酷吏横行，不少士人、政府官员纷纷剃发出家。“（武后时）释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监察御史。属天后猜贰，信酷吏罗织，乃避法官，乞出家为僧。苦节勤于化导，声发响随，行高质直”［8］。天资聪慧、过目不忘的一行上人早年也是因为不想与武三思同流合污而出家。武则天侄孙释灵坦“十三从宦，旋升太子通事舍人……誓入空门……父母不能回其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