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潇
武举又称武科，是古代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科目。武举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延续1200百年，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学术界研究科举制度的着作相当丰富，但是系统论述武举的论着却相对较少。现将学术界对唐代武举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唐代武举制度研究的历程学术界对唐代武举制度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前期，但真正的研究却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后，苟鹏的《我国最早的军官选拔制度——武举》（《文史杂志》1987年第3期），盛奇秀的《唐代武举小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陈志学的《唐代武举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都从武举制度的创置、发展、废除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笹岛恒辅的《武举不是科举》（《体育文化导刊》1988年第3期），许友根的《武举是科举中一项内容》（《体育文化导刊》1988年第5期）对武举制度是否科举制中一项内容进行了探讨。此外林伯原的《论唐代武举的建立及到两宋的发展》（《体育科学》1989年第1期），还对武举制度在唐代以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探索。
20世纪90年代相关成果逐渐增多，其中许友根对武举制度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写了《唐代武举初探》（《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古代武举的实施与存废特点》（《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武举考试外场器械述略》（《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古代武举及其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体育文化导刊》1991年第1期）等一组论文。此外潘孝伟《唐代的武举》（《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阿柱《古代武举与现代体育高考》（《体育文史》1998年第3期）也是较为重要的论文。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武举制度的专着，即许友根的《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武举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21世纪初唐代武举研究呈现出繁荣的状态，更加注重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王俊琦《武举的“武艺”》（《中华武术》2000年第2期）、王俊奇《论武术对唐代军事武艺发展的影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从武举对武艺的作用方面进行探讨。郭绍林《唐代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刘琴丽《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方面来分析唐代武举的一些特点。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王树宏、刘建平《中国历代武举制度述略》（《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杨爱华、陈恳、李英、杨树、程远义《“武科应试器械”考论》（《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李英、杨爱华、陈恳《唐朝“武科制”的社会学分析》（《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银行《浅谈武举制与武术功力大赛》（《搏击（武术科学）》2007年第1期），李胜恒、万斌杰、董植寿《论武举制度对我国武术发展的影响》（《搏击（武术科学）》2007年第2期），李龙《中国古代军队中武术教育及武举制探究》（《武术科学（《搏击》）学术版》2007年第3期）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武举进行了研究。继许友根的专着之后赵冬梅出版了《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及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这两本书都对唐代武举多有论述，可以说是唐代武举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以往学者涉及的主要问题学术界对唐代武举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关于唐代武举制度的演变：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武举制度是其研究的主要方向，相关论着有：苟鹏的《我国最早的军官选拔制度——武举》（《文史杂志》1987年第3期）是较早的关于武举的论述，指出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正月，在科举制度中，增开专为选拔军官的科目——武举，第一次使中国古代军官的选拔制度化。并对武举制度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简要介绍。盛奇秀的《唐代武举小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主要从武举的创设、举送、省试、武举附科和武制举四个方面进行简要的阐述。认为武举和贡举文科一样也分举送和省试两个阶段，并且有其独特的内容和方式。并分析了武举附科与武制举的区别，认为武举体现着历代统治者文武并用的原则，在科举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陈志学的《唐代武举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武举制度及武制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分析其产生原因。较前面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武制举，提出贞观时出现了最早的命荐文武之士的诏令，高宗时专门为选拔武臣颁布诏令，但“自举”、“无隔士庶”均始于武后之世。安史之乱后，地方侵夺了中央选举武官的权力。林伯原的《论唐代武举的建立及到两宋的发展》（《体育科学》1989年第1期）认为唐代武举制度的创置，同当时中小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和武则天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有关。并且唐初承隋制，仍用荐举武臣之法，并兼有兵部主持的武选之法，其弊端日显也是武则天推行武举制的原因。武举把习武、应考和做官紧密联系，比以往任何一种选拔武艺人才的方法都有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