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贫困与饥饿
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没有能够用政治迫害和恶毒的攻击使马克思屈服，便采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用贫困、饥饿来折磨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在整个反动统治的50年代，马克思忍受了极大的牺牲，经历了很多痛苦，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马克思一生不仅为革命事业贡献了全部时间、精力和智慧，而且牺牲了地位、财产和全家的安宁。革命时期，他拿出大笔款项资助革命同志、创办《新莱茵报》，当反动派的迫害日益加剧从而导致资产者股东全部退出后，马克思成了报纸的唯一所有者。后来，报纸停刊，“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朋友的荣誉，他承担了一切重担，卖掉了快速印刷机，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积蓄。离开科伦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还报社租金，给编辑报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1]。他卖掉全部家具，当光全部银器，才凑够到巴黎的旅费。从巴黎到伦敦时，他已经一贫如洗，没有任何可以出卖和典当的东西了。
在反动势力猖狂的年代里，马克思不可能靠写作来维持生活。出版社对他关门，报刊拒不刊登他的文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后，情形更加严重。他在1852年12月7日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个案件使得德国的那些出版家完全离开了我，而我本来是希望同他们签订关于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合同的。”[2]有的著作如《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不仅没有得到分文报酬，而且由于出版后书籍被没收，还要赔偿出版社的印刷费。
这个时期，马克思唯一固定的收入，是替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纽约每日论坛报》是有20万订户的资产阶级大报。1851年8月，该报编辑德纳亲自到伦敦聘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人，每周撰稿两篇，每篇稿酬两英镑。德纳口头上鼓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剥削者。他完全了解马克思的论文具有无比的科学价值，经常在读者面前拿马克思来炫耀，甚至时常把马克思的论文作为编辑部的文章来发表，还写信赞扬马克思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但是，他却以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来对待马克思。在报纸的营业稍微不好时，他就把稿酬降低一半，而且仅仅支付给已经发表的稿子，而把不合他口味的文章随意扔进废纸篓。有时候马克思一连三个星期甚至六个星期都没有从报社得到分文报酬，从而使他的生活更加困苦。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跟这号人为伍，还不得不认为这是件幸事，这真是令人厌恶。一个人注定要在这种行业中进行政治工作，只不过是像习艺所里的贫民把骨头研碎熬汤一样。”[3]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的生活非常贫困。他的家住在十分偏僻和荒凉的地方，周围都是垃圾，下雨天，又厚又黏的红泥牢牢地粘在鞋底，每次外出都必须“经过疲劳的搏斗，脚上带着一百斤黏土回来”[4]。他几乎每天都要为谋生而操心。家里经常缺乏粮食、蔬菜、煤等最必需的东西，债主经常上门讨债，纠缠不休。有的时候，由于衣服、鞋子送进当铺而不能出门，由于没有邮票而不能寄信，由于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赶出家门。所有这一切，马克思从来不向外人提及，只是在给恩格斯和其他最亲密的同志的书信中，才谈到这些情况。
19世纪50年代初期，是马克思最困难的几年，经常不断的惊恐，形形色色的困难，甚至连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一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5]
1851-1852年，马克思以全部精力与拥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优越条件的欧洲各国反动政府进行斗争。为了党的工作，他没有时间为自己谋生，家庭生活更加困难。1852年9月8日，他写信对恩格斯说：“我的妻子在生病，小燕妮在生病，琳蘅害着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钱买药。8-16天以来，我们全家只靠面包和土豆过日子，而今天我是否能买到这些东西还成问题。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买报纸的一个便士都没有……最好并且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就是房东太太会把我撵出去。那样我就至少可以摆脱一笔22镑的账了。此外，还有面包铺、牛肉铺、茶叶铺、蔬菜铺的账，以及肉铺的老账。我怎么能还清这一切鬼账呢？在最近8-10天中，我终于跟某些住户借了几个先令和便士，我最讨厌这种事，但是为了不致倒毙，非如此不可。”[6]
1857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纽约每日论坛报》降低稿酬，马克思的收入又大大减少，境况更加困难。1月20日，马克思写道：“完全不知道应当怎么办，老实讲，我的境况比五年前还要没有办法。”[7]
1858年，马克思全力以赴地整理《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准备出版。肝病的复发妨碍了他的工作。“这一年圣诞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凄惨和没有希望。”《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虽然完成了，但是家里没有一文钱可以把它挂号寄往出版社，“恐怕没有什么人曾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写作关于金钱的著作了，在这个问题上写作过的大部分作者，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都是极好的”[8]。
资本主义社会对马克思进行迫害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地企图收买他、软化他，争取他放弃革命立场。德国反动统治者俾斯麦就曾经托人向马克思游说，劝告马克思采取“现实的”态度，也就是为反动派服务，或者至少不要坚持激烈的反对立场。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马克思坚决拒绝了这一切妥协的诱惑，他坚定地说：“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而不让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9]
[1]燕妮·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0年5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29页。
[2]梅林：《马克思传》，第281页。
[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第368页。
[4]同上。
[5]同上。
[6]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26页。
[7]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2卷，第194页。
[8]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2卷，第419页。
[9]梅林：《马克思传》，第291页。
二、死亡的威胁
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迫害，给马克思全家造成极大的损失。马克思白天为了谋生的需要而奔忙，晚上则要紧张地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生活的困扰和过度的劳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世纪50年代初期，痔疮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不久又患了肝病。由于缺乏治疗和休息，肝病经常复发，日益严重。马克思为了坚持工作，不得不忍受极大的痛苦。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是一位品德高尚、意志坚定的人。在困难的日子里，她与马克思同甘苦、共患难，给马克思以最大的安慰、最宝贵的支持。但是，贫困的生活，反动派的迫害，坏蛋们的诽谤，给她造成极大的痛苦，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1851年8月，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沉痛地谈到了妻子所受的打击。他说：“你当然了解，我目前的境况很凄惨，如果这种状况长久持续下去，我的妻子会丧命的。接连不断的忧虑和极琐碎的日常生活上的烦扰正在消磨她的体力，此处还要加上我的敌人们的卑鄙无耻；他们甚至压根完全不想就实质问题攻击我，而是散布关于我的难以名状的诽谤，败坏我的名誉，来报复他们自己的无能……对于这些卑鄙龌龊的勾当，我当然只是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让他们妨碍过我的工作。可是你知道，我的妻子害着病，从早到晚都陷在最不愉快的日常穷困里，以致她的神经系统已经受到损害；而当那些愚蠢的搬弄是非的人给她带来传播民主主义文艺的阴沟里的恶臭时，这对她是不会起什么好作用的。”[1]
更加不幸的是，贫困从马克思家里夺走了他几个孩子的生命。
1851年11月19日，马克思一岁的儿子伏克希克因患肺炎突然死亡。这个孩子诞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生病，日日夜夜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从他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地抽风，孩子终日在生与死之间挣扎”[2]。孩子的夭折，给全家带来无限的悲痛，马克思夫人更是痛苦万分。她在《动荡生活简记》中写道：“我是多么伤心！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我想再没有什么痛苦比这样的痛苦更难耐的了。”[3]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她现在陷在一种极端的激动和疲惫中。她亲自哺乳这孩子，在最苦难的状况中，用最大的牺牲，换取他的生命。再想到这可怜的孩子虽不特别缺乏营养，但这是家庭痛苦中的一种牺牲。”[4]
1852年复活节，马克思家里又遭到新的不幸，一年前出生的小女儿弗兰雪斯卡因患了严重支气管炎而死去。这件事，在马克思夫人的《动荡生活简记》里有过一段动人心弦的描写：“可怜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天使痛哭。可怜的小女儿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5]
不幸一个接一个降临在马克思的家庭。1855年4月6日，死神又从马克思怀里夺去了他9岁的儿子埃德加尔，这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才能，有着温和而又独立的性格，受到全家的宠爱。他的身体从小就很虚弱，要是能够把他送到海边或者森林里疗养，并且得到细致入微的护理，也许能够活下来。但是，马克思没有这个条件。贫困的生活、狭小潮湿的住宅损害了孩子的健康，父母温柔的爱也没有能够把他挽救过来。孩子的死是对全家最沉重的打击。当时在场的李卜克内西写道：“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景象：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边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两个女孩子低声地哭着依偎在母亲身旁。……悲哀万分的母亲痉挛地抱着女孩子们，好像要把她们同自己化为一体，保护她们不再被夺去她儿子的死神夺走。”[6]
孩子的死亡，使马克思受到极大的震动，久久不能平静。4月13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极为沉痛而动人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孩子是使全家生趣盎然的灵魂。不消说，自他死后，家里变得一片凄凉冷落了。我无法形容我们是如何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许多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7]过了三个月，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有这样多的联系，有这样多的事物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以致任何损失他们都会很容易经受得住。’我并不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我孩子的死使我的内心深处受到震动。他的死在我看来就像当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我可怜的妻子也是完全给悲痛压倒了。”[8]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在贫病和不幸的袭击下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用这样极端残忍和无耻的手段，对伟大的革命导师进行阶级报复的。正如梅林所说，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摧残和折磨，“表面看来也许不像古代的受难者的十字架和中世纪的火刑那样野蛮，但实质上却比这些刑罚更加残酷”[9]。
[1]梅林：《马克思传》，第266页。
[2]燕妮·马克思：《致魏德迈》，《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70页。
[3]燕妮·马克思：《动荡生活简记》，《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56-257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第133-134页。
[5]燕妮·马克思：《动荡生活简记》，《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58页。
[6]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23页。
[7]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2卷，第104页。
[8]马克思：《致拉萨尔》（1855年7月28日），转引自梅林《马克思传》，第314页。
[9]梅林：《马克思传》，第314页。
三、贫病交困的战友
资产阶级社会的迫害，也落在马克思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身上。革命失败后，一些同志在贫病交困中不幸去世；一些同志被迫过着极端贫困的流亡生活；一些同志为了谋生的需要，远涉重洋，奔波异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他们全都始终不渝地忠于伟大导师马克思，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原则。
威廉·沃尔夫，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在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春被瑞士反动政府驱逐出境，6月初来到伦敦。在伦敦，他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反对流亡中的大人物等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