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沃尔夫丝毫没有放弃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因此，朋友和敌人都没有忘记他。1861年夏天，他曾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游览，“依然是布勒斯劳最受欢迎的人”[1]，而警察却对他严格监视，力图制造借口逮捕他。
马克思、恩格斯与沃尔夫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沃尔夫对马克思无限热爱。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他写道：“你很难相信我多少次回想起我在你家中度过的那些时刻。我多么愿意再同你以及你的夫人谈话。现在我多半认不出你的女孩子了，那个男孩子想必已经长得很大了。当然，你们不得不过悲惨的日子，但是，我知道你们是会像先前一样坚定地度过这些日子的。”[2]他逝世时，把自己的大部分遗产赠送给马克思，帮助马克思度过困难的岁月。
马克思对沃尔夫非常敬重和信赖，经常对朋友们称赞说：“我们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写得通俗易懂。他是极其谦逊的。”[3]沃尔夫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恩格斯几乎天天与他在一起，共同讨论各种问题，后来，恩格斯回忆道：“在许多年内，沃尔夫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欣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的准确的判断……”[4]
在伦敦和曼彻斯特，沃尔夫都靠当私人教师谋生，由于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无论老少，无论德国人、英国人，都非常敬重他。他虽然工作勤恳、努力，但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1853年6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得不在极度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由于青年时期监狱生活的折磨和长期斗争带来的过度劳累，再加上贫困的生活，沃尔夫晚年经常生病。1864年5月9日，因患脑溢血不幸逝世。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马克思专程从伦敦来探视他，守护在他的病床旁。他去世那天，马克思沉痛地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写信告诉夫人燕妮说：“在我们可敬的朋友和战友中间，又有一位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5]恩格斯也沉痛地写道：“这个损失较之拉萨尔的死对党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不会再有一位像他这样坚定不移的人，能够如此善于接近群众并在最困难的时刻永远坚守自己的岗位的人。”[6]由于沃尔夫的逝世，“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7]。
1867年，马克思把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第1卷，献给这位“无产阶级的、勇敢的、忠实的、高贵的先进战士”[8]。
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1851年夏天，因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被捕，在监狱中受尽残酷的折磨。反动政府虽然找不到任何借口给他判罪，但却用一年半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摧毁了他的身体。他在狱中患了肺结核病，由于得不到任何治疗，出狱后已经没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去世以前一直在拼命工作。
丹尼尔斯对马克思无限热爱、深切关怀。1849年，当他听到法国政府决定把马克思驱逐到摩尔比亚的消息时，立即告诉马克思，那个地方沼泽遍地、疾病流行，有害健康，坚决不能去；并且愤怒地指出：法国政府的决定是一个极端卑鄙的阴谋。1851年春，丹尼尔斯把他的一部著作《小宇宙，生理学的人类学概论》的手稿寄给马克思，要求马克思作出“尖锐的、率直的批评”。出狱以后，他几乎天天都谈到马克思，渴望再次与马克思畅谈，但是，严重的疾病使他不能如愿以偿了。
1855年8月29日，年仅36岁的丹尼尔斯与世长辞。马克思听到这个消息后万分悲痛，立即写信给恩格斯说：“你也许已经从《科伦日报》上知道了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去世的消息。他完全是作为普鲁士警察卑鄙龌龊的牺牲品而死去的。你我都应该给他的妻子写信表示哀悼……”[9]1855年9月6日，马克思给丹尼尔斯夫人写了一封充满无产阶级深厚感情的慰问信，对自己朋友的高贵品质作了极高的评价，马克思写道：“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高尚的人，在他身上，坚毅的性格、卓越的天才和美好的仪表以一种稀有的和谐结合在一起……他的早亡，不仅对于他的家族和友人，而且对于科学、对于劳苦大众，也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他在科学方面是具有远大前途的，而对劳苦大众来说则是他们的忠诚的先进战士。……我失掉了一位我所最敬爱的友人。”[10]
格奥尔格·维尔特，《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他于1851年春，被普鲁士反动政府监禁三个月。出狱后，为了谋生的需要，经常东奔西跑，远涉重洋，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锻炼，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那些多愁善感、庸俗无聊的民主派诗人毫无共同之处。他说：“这些年来我见识的东西太多了，而每当想到许多朋友有的不在人世，有的囚禁狱中，有的奔波异国，我就特别对那些无聊的、非常世俗的排遣感到厌恶。”[11]“我感到，我的心灵一直到死都保持青春；我将永远爱憎分明，我的整个性格都是与庸人势不两立的。”[12]
自从《新莱茵报》停刊后，维尔特经常回忆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处的快乐日子，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经常把自己的诗歌寄给他们，他坚决支持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工作，认为这对革命事业是很有意义的。
19世纪50年代头几年，维尔特远离欧洲，在西印度群岛度过许多时光。1855年10月，维尔特回到英国，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后一次聚会。他向自己的朋友畅谈在新大陆的有趣见闻，“听他讲述的旅行经历非常引人入胜。……如果说他现在不写小品文，那末他却在讲说小品文；这时，听众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妙处，即可以看到生动的描述和全部表情，并听到充满热情的笑声”[13]。
1856年，维尔特在古巴得了黄热病，后来转成脑炎；7月30日，在海地不幸逝世。马克思接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9月20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维尔特亡故的消息使我极为悲痛，我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14]马克思经常怀着深厚的感情，一再怀念这位早逝的战友，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15]。
康拉德·施拉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负责人。19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英国过着贫困的流亡生活。1851年底，他到一个小城市担任德语和法语教师，收入低微，不足糊口。他在叙述自己的境况时写道：“在这个穷乡僻壤所过的头四十天当中，我的经常的旅伴除了饥饿，还是饥饿。”[16]这时，年轻的施拉姆肺结核病日益严重，“几乎不能动弹”，他的兄弟和亲戚却拒绝给他任何帮助。
1852年5月，施拉姆带病来到美国费拉特尔菲西。在那里很久没有找到工作，他气愤地说：“懂得四种语言，熟悉商业，有可靠的介绍人，然而仍旧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卑微的职位，实在糟透了。”[17]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党的工作，与一些旅美盟员和先进人士建立联系，从事革命活动。
漂泊不定的生活，使施拉姆的肺病日益严重。1857年夏天，施拉姆从美国回到英国看望马克思时，病情已十分严重。马克思后来回忆道：“他这个年轻英俊而匀称的身体已经被不治的肺结核弄垮了，同时他这种病状像光临似的笼罩着他那别致而漂亮的头部。”[18]
1858年1月15日，康拉德·施拉姆，这个“生活热情、大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别力，独到的见解，机灵的诙谐和天真的善良”[19]的人，不幸逝世了，当时他只有36岁。由于失去“最好的朋友”而深为悲痛的马克思写道：“近几年来，维尔特、施拉姆和丹尼尔斯医生的死给他们的朋友造成了沉重的损失，而我也是有幸属于这些朋友之列的。”[20]恩格斯无限惋惜地写道：“我们的老近卫军是怎样在这漫长的和平岁月里逐渐消失的啊！”[21]
约瑟夫·魏德迈，共产主义者同盟积极的活动家。19世纪50年代初期，他作为同盟法兰克福区部的领导人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反动政府到处追捕他，他在德国已经无法继续居住和开展工作，因而打算迁往英国，马克思对魏德迈非常关心，想方设法替他在英国找工作。因为他担心魏德迈迁往英国后，会从此沉没下去。“而我们又是这样缺少力量，我们总得非常关心地爱护我们现有的有才能的人。”[22]但是，在英国找工作没有成功，迁往美国就成为唯一的出路。既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一个最可靠、最有才能的代表驻在美国，对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而且，毕竟纽约也不在世界之外，至于魏德迈，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必要的时候，他是会一呼即至的。”[23]
1851年11月，魏德迈到了美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他成了无产阶级党在美国的“有理论修养的常驻代表”[24]。他在美国出版革命刊物，建立革命组织、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为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作了重大贡献。
魏德迈是深刻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理论的少数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他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经典地表达了自己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贡献。魏德迈在许多文章中，大力宣传马克思的伟大学说。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魏德迈不仅用笔杆，而且用枪杆，为消灭野蛮的奴隶制、为解放千百万黑人劳动者而战斗。1865年他被任命为圣路易军区司令。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与魏德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魏德迈对伟大导师无限钦佩，1853年，当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散布流言飞语，恶毒诽谤马克思的时候，魏德迈和其他两位同志克鲁斯、雅科比在美国报刊上分别发表声明，指出马克思为党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和伟大的自我牺牲，“如果德国的工人政党允许一切混蛋对马克思这样的人进行诽谤，那末这个党应当受到每个人的审判”[25]。马克思经常以感激的心情，赞赏老友们的主动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友谊也日益发展。马克思夫人在致魏德迈夫人的信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感情：“虽然时间和海洋把我们隔开，但是，像我们这些遭遇相同的党内老同志和老朋友怎么可以互相漠不关心呢？让我从远方同你这位刚毅的、忠实的、斗争和苦难中的同志握手吧！”[26]
1866年8月20日，魏德迈在自己政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因患霍乱不幸逝世。马克思对亡故的战友无限怀念。他以悲痛的心情写道：“我们很不走运……丹尼尔斯、沃尔夫、施拉姆、魏德迈、维尔特都相继故去了，更不消说那些虽死犹生的人。”[27]
但是，正如马克思夫人所说：“痛苦可以锻炼一个人，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28]
[1]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213页。
[2]同上。
[3]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209页。
[4]恩格斯：《威廉·沃尔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5页。
[5]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214页。
[6]同上。
[7]恩格斯：《威廉·沃尔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6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9]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271页。
[10]同上书，第276页。
[11]同上书，第352页。
[12]同上书，第358页。
[13]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358页。
[1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9月22日），《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69页。
[15]马克思：《致魏德迈》（1859年2月1日），《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0页。
[16]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545页。
[17]同上书，第455页。
[18]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单行本，第75页。
[19]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单行本，第76页。
[2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2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5页。
[21]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2卷，第328页。
[22]马克思：《致魏德迈》（1859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60页。
[23]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第261页。
[24]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300页。
[25]魏德迈：《声明》，《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26页。
[26]燕妮·马克思：《致魏德迈夫人》，《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76页。
[27]转引自霍布斯鲍姆《革命家》，第272页。
[28]燕妮·马克思：《致魏德迈夫人》，《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