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早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提出红军主力北上川陕甘、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思想。毛泽东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一个重要考虑是基于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所造成的空前民族危机。他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稍后，他在同徐向前等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是为了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及其所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还要为抵抗日寇侵略做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疑问，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是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大团结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着中央政权，掌握最大多数的军队，对外代表着国家。因此，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对这个问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识得比较早。1935年8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代表团就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报告中认为，在中国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只要蒋介石“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王明也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的这种认识传回国内肯定会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
相对而言，一直在国内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抗日反蒋并提。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虽然在行动上仍坚持抗日反蒋并重的方针，可他在理论分析中却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联合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大众，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毛泽东依据中国的阶级关系在新形势下所发生变化的实际作出的理论分析，显然较单纯地贯彻或发挥上峰的指示，更切合实际。
1936年7月23日，季米托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对待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根据他的发言，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强调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据此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先后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进一步修正政策，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反映了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能够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接受，并产生积极的效果，或者说能够形成共鸣，这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独立自主地在国内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分不开。
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发表后，国共两党中央先后通过四条渠道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除蒋介石派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外，其余三条渠道都在国内。1936年2月2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一同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事后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现，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在接到共产国际最新指示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了。他“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8月25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不仅在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抗日反蒋”并提的指示下达之前，已经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争取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有认识和准备，而且在实践上也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和行动。他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他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和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置十年血海深仇于不顾，毅然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冯玉祥、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李宗仁、刘湘、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就不会声援西安事变；在南京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亲信大员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也不可能抵制亲日派讨伐西安的叫嚣；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会有西安兵谏的壮举；更不可能有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出现。
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则使得毛泽东具有了在国内公开活动的合法权力；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使得毛泽东有机会以中国共产党领袖身份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