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二人住的很近，斯诺只需走几分钟的路程，即可到毛住的窑洞。那时，毛的门前仅有一个哨兵警戒。据当时给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当翻译的吴亮平回忆：“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二个短故事。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
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另一位亲历者马海德回忆：“我们俩那时都很年轻，坐在毛泽东主席身旁，聆听他讲述中国人民面临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和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为争取摆脱国内半封建、半殖民地沉重的压迫和日益加紧的外来侵略而斗争。……埃德加怀着对历史深刻的了解，在烛光下一夜又一夜地提出许许多多问题，把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目标和愿望的精辟论述，不辞辛苦地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有一天，斯诺对毛泽东说，外界多年来的宣传一直把共产党和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对于这种莫须有的诬蔑，毛泽东总是情绪非常激动，他站起来大声批驳外界栽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种种罪名，什么“杀戮”、“奸淫”、“焚烧”、“吸毒”、“侵吞公款”、“贿赂”、“高利贷”、“卖淫”，等等，完全是国民党对自己腐败现象的自我供诉，没有一条与苏区、与共产党和红军有关联。他要斯诺“自己出去周游参观一下”，“你可以到任何地方看看”，“随便找谁问问”，不要说普通战士了，就是我自己，毛泽东异常激动地对斯诺讲，“算是个苏维埃要人，但比一个红军士兵得的少，当做一个红军指挥官，我每月得伍元钱的津贴。”
斯诺对毛泽东的话深信不疑，因为他人苏区以后的所见所闻，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和农民，恰如毛泽东所言，斯诺后来写道：“在那里，鸦片是禁止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同样受禁止。权利平等如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凡我在西北所见到没有什么可称为‘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毛泽东与斯诺这个时期谈话的次数非常频繁。据斯诺写的《毛施会见记》记载：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与他谈外交问题。
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
7月18日，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
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9月23日，论联合战线。
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
除去7月下旬至9月中旬，斯诺去前线采访不在保安这段时间外，斯诺几乎每天都同毛泽东会面。谈话所涉及的问题更是极为广泛，远远超出上面罗列的几个问题。而且，其中许多问题是第一次阐述或提出。
例如，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近10年来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创办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过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状况。其中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
毛泽东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政策。
毛泽东第一次正面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详尽地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对第二者（包括中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地公开中国共产党对行将爆发的中日战争前途的预见。
毛泽东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的抗战（7月18日讲，较9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早两个月）。
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在他（指蒋介石——笔者注）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宣布：如果各党派的抗日联合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将变成他的一部。”
毛泽东第一次肯定，“假如同南京的联合战线成立”，现行的苏维埃法律，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部分，将被废止。
毛泽东通过斯诺向中国、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毛泽东通过斯诺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诬蔑，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全中国人民传播了他关于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的预言……
要知道，毛泽东在做上述论断的时候，中国、苏区和他个人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形势。
日本的侵略已经使中国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集团一面用大兵包围苏区和红军，一面继续与两广军阀混战不已，置日本的侵略和民族危机于不顾。中华民族前途的存与亡，牵动着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盲动，全国的各路主力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敌人的围追堵截，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十多块根据地也丧失殆尽，只剩下西北一隅。而陕北地处西北贫瘠山区，人口不过百万，地广人稀，物产贫乏。而且外有重兵包围、内有土匪捣乱，已到了冬衣无着、粮食告急，举步维艰的地步。
毛泽东身居陋室，心驰天下，系民族安危于一身，以气吞山河的气魄纵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使远道而来的斯诺惊诧、钦佩、赞叹不已。他写道：“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我暗地里常常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当时他的要求似乎比甘地想要以‘爱的力量’征服英国人更为幼稚。他坐在那里，穿着两条裤子，他的军队只是少数装备很差的年轻人，他们在最穷困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然而他那说话的神态就像是他的党对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权威。他显得很相信这一点，而且告诉西方列强说，将来自由中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和它们合作，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合作’。爱默生说过：‘每个人在他出生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毛是千真万确的人，但他依然是一种未知数，因为爱默生的下一句警言就是：‘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而当时看起来，毛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他那循序渐进地论证渐渐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现实’。”
农民革命家
深入了解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对斯诺来说，是重要的补课，但这一课的确很难补。毛泽东和斯诺无话不谈，但他很少谈到他自己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开口闭口“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斯诺一次一次地追根究底地提出一大堆有关他个人问题让他回答，毛泽东总是避开，以至斯诺觉得毛泽东这样做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他有所顾虑或怀疑，或是考虑到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
其实，并非如此。斯诺在搜集其他中共和红军领导人的材料时也遇到同样问题。他终于发现：“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的琐事了……他一旦参加了红军，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追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
直到有一天晚上，斯诺告诉毛泽东，外面有很多关于他的谣传，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人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人说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等等。毛泽东沉思良久，他心想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于是，他对斯诺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斯诺后来写道，“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慢慢地说着他的生平。毛泽东谈，吴亮平译，斯诺猛写猛记，然后毛泽东根据吴亮平译出的中文订正，最后斯诺带出去发表了。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唯一的毛泽东自传。
在毛泽东的历史中，他首先是个农民。毛泽东生在农民的家，其父毛顺生原是个贫农，由于精打细算，克勤克俭，买了十五亩田地，变成中农，后来又变成富农，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斯诺按译音写成文其美，以后长期讹传）是典型的农村妇女，目不识丁，但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毛泽东从6岁就开始干农活，到8岁时，虽然上学了，早晚也得干活，到13岁时，已被当做一个全劳力使了。在劳动中，他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和劳动，穷人生活的不易，他赞成母亲对穷人的施舍，并和父亲发生尖锐的矛盾，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反对父亲在粮荒的年月里把大批粮食运到城里贩卖。农民的反抗斗争在他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恨富人，恨父亲那样见死不救的富人、地主，还有那傲慢的抚台，他竟然对请求救济的饥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饭吃……我却是吃得饱饱的。”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这点很重要。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由于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旧中国的农民过着凄苦的生活。他们终年辛劳，到头来还是衣不保暖，食不果腹。他们一次一次的反抗斗争都因自身的散漫和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而失败了，毛泽东就亲眼看到长沙成千成万的饥民“造反”失败，哥老会会员和地主打官司由于没钱败诉。
毛泽东就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他具有农民的一些优秀品质，如勤劳勇敢、朴实无华。他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外表落拓不羁，以至给人造成的印象：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重要的是在农民中间长大的毛泽东懂得人民的喜怒哀乐，愿望和要求。他深切同情那些善良的农民的苦难遭遇。这种朴素的感情成为毛泽东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基础，并影响着他的革命观。
由于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创立那段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上。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毛泽东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渗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自此，毛泽东就一直从事他所熟悉的农民工作。1926年，毛泽东根据他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两本小册子，形成了一种和陈独秀轻视农民运动相对立的观点。1927年，在农民运动形成高潮但遭受各方责难的情况之下，毛泽东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进行32天的考察，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他深刻指出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第一个把革命重心引入农村，自此，中国革命才走上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选择的中国革命道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正如斯诺说：毛泽东，“是个能干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中国就不会发生这场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开创的革命道路是他的生活经历的反映。因为，毛泽东的经历“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但是，如果把毛泽东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他身上，看不到旧式农民的愚昧，落后和无知，事实恰恰相反，他是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走在时代前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