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以极大的篇幅描绘了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勤奋好学、热心锻炼、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情形。毛泽东8岁开始上学读书，到16岁之前已读过大量中国小说，还读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改良派书刊。同时，他还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为找到一个理想的学校以极大的兴趣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先后各缴纳一元的报名费报考一系列的学校，但都不尽己意，最后他决定自修。他自订了自修计划，认真执行，持之以恒。1912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期间，更是兴趣广泛，旅行、交友，锻炼身体、纵论天下大事，并于1918年组建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的政治思想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了，虽然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并存着，但他“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到1920年夏，随着理论知识的不断丰富，随着政治活动的越来越多，“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还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斯诺写道：“一旦写起严肃的‘辩证法’著作来，他就像马克思一样能写，是马克思第二。”但“他的优势在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贯彻当时莫斯科‘路线’的能力。”“他是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进行演讲的大师。他跟老百姓谈话时，一般不搬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原话，而是喜欢引用连没有文化的人也熟悉的民间故事和通俗史话。”
毛泽东在保安曾对斯诺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是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和他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始终不渝地代表着中国大多数穷人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他能把农民转变成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觉悟的革命者，而他自己则最早地成为农民革命家，并从未离开过他的人民。
毛泽东同斯诺关于他个人生活的谈话，一连持续了十几天。但是谈着、谈着，毛泽东的叙述，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范畴，有点不着边际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斯诺不得不在他叙述时插问几句：“当时你在做什么？”“你那时是什么职务？”“对这上几个问题，你是什么态度？”毛泽东对红军、对党、对生活在他周围的同志和人民所拥有的深邃感情，给斯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斯诺写道：“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斯诺认为：在毛泽东身上，“你会觉得有一种天赋的力量，一种强大的自然活力。中国的要求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也许是不明确的、难以名状的。但是，如果社会革命可以提供能够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一极其富于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1936年10月，蒋介石平息了陈济棠等发动的“两广事变”，以“避寿”之名来到洛阳。平定两广的嫡系大军陆续西开，前锋已到潼关。蒋的嫡系将领陈诚、顾祝同、胡宗南、钱大钧、蒋鼎文等云集洛阳，商讨“剿共”计划。蒋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全力剿灭陕北的共军，要么让开。东北军调往安徽，西北军去福建，由中央军“进剿”。为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命蒋孝先率领的因镇压北平学生运动而出名的宪兵三团开到西安，上百架飞机在西安机场待命，一场大战在即。毛泽东催斯诺赶快离开。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时局十分紧张。
在即将离开红色中国前，毛泽东再次会见了斯诺。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日益加紧侵略，它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我们坚持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如果成立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各苏区就成为其中一部分，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采取措施建立议会的民主政府。”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翻译成英文然后斯诺记下的，虽然还不够准确，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采取的政策。斯诺非常清楚毛泽东这次谈话的重要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又一重大决定。斯诺出苏区后，立即把这次谈话整理出来，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这一谈话的发表，立即对时局发生重要影响。
1936年10月12日，斯诺来苏区四个月后，带着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保安。徐特立、谢觉哉、蔡树藩、陆定一、杨尚昆、李克农、博古、红军大学的全体学员、“红小鬼”们全出来送他，握手告别、互祝平安。四个月，在人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对斯诺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他对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产生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他称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女”。同时。斯诺对于在革命与战争激流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种感情和认识，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历程。
红星普照中国
1936年10月底，斯诺完成了他为时四个多月的探险旅程，不声不响地回到北平家中。斯诺当时完全沉浸于对苏区之行的美好回忆之中，精神上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决定避不见客，抓紧时间把在苏区的笔记整理出来，然后再去发布那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斯诺清楚地知道，他的工作和撰述是独一无二和无比重要的。
然而，正当斯诺在家埋头苦干的时候，在他回到北平的第三天，有人打来了电话。尼姆·韦尔斯接了电话。打电话的是斯诺推荐给美联社的记者吉米·怀特，他一直在打听着斯诺的消息。因为在斯诺赴西北这段时间，尼姆一直对外人说，斯诺去内蒙古旅行去了。但吉米·怀特最近接到来自西安的消息，说斯诺被共产党处死了，美联社已在美国发了电讯。吉米·怀特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造谣诬蔑共产党的人很多。怀特打电话告诉尼姆这件事，看看尼姆是否知道。接着，美国、英国许多家报纸的编辑都打来电话，询问斯诺是否被处死了。斯诺被接连不断的电话弄得烦躁不安，他不能再忍耐着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驱车去美国使馆，举行招待会，发布他亲身从红区探险带回的消息。这一活动像一颗重磅炸弹，把北平、中国和世界新闻界轰动了。
斯诺被新闻界、舆论界盯住了，成为人们关注的人物。
《纽约太阳报》、《时代报》、《星期六晚邮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纷纷向斯诺约稿。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将斯诺升为该报驻远东首席记者。《纽约太阳报》和《时代报》则为把斯诺的报道据为各自的独家新闻而争执不休。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他们先是断言斯诺从未与共产党人接触，所谓苏区之行不过是招摇撞骗。因为他们不可能想象在封锁得那样严密的情况下，斯诺是怎样进入苏区的。当斯诺发表了一些照片加以证实时，南京政府的新闻局就威胁要取消斯诺的新闻记者特权。国民党的特务还直接找斯诺，问他是如何越过封锁线的，是不是俄国的飞机把他送入红区的。日本的情报官员也去找斯诺，除进行恐吓威胁外，也打听斯诺是如何进入苏区的，是不是得到南京方面的支持？斯诺回答得十分巧妙，他说他是从蒙古徒步进去的。人人都办得到，你们干嘛不试试？
1936年11月12日，在斯诺回到北平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就分期刊出斯诺写的《毛泽东访问记》。文章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准确地介绍了毛泽东对许多普遍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见解。上海的《大美晚报》在稍后的日子里予以转载。
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斯诺讲演稿《红党与西北》。
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后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
美国《亚洲》杂志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
《亚美》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新共和》刊载了斯诺的《中共为何要长征》、《中共的工业》等文。
《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文前插有毛泽东照片，文中尚有诸如《东方的马克思》、《为什么红军得以幸存下来？》、《红色经济》等小标题。
《生活》杂志发表了《占据中国西北的中共军队》，并以一千美元索买斯诺在苏区拍的照片75张。
《每日先驱报》则在头版连载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
一时间，斯诺成为“抢先发表独家新闻的新闻记者”。斯诺忙得不亦乐乎，除去撰写他在苏区访问的见闻、感受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斯诺还参加和召开各种报告会，报告他的苏区之行。主要有：
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举行的报告会。这次报告会是由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在内的男士论坛主办的，有210人参加。尼姆·韦尔斯回忆：“报告（斯诺在会上作题为《红党与西北》的报告）对所有听众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包括来访的传教士和外交使团人员，其重要与成功致使我们认为其每句话都可视为西北的圣经。”斯诺的这次报告甚至打动了英国使馆的老顽固阿斯普兰德博士，“会后他声言如他们（指红党）真如所讲行事，则对他而言，红党任何时候都可进北平”。
在北平华语学校作报告；
1937年1月24日，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作了为时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救国时报》和《北京纪事报》曾予以报道。
在约翰·谢佛思家谈了一晚上西北见闻。
对一批汉学家和学者作同在协和教会同样的报告。
在北京饭店由燕京大学新闻系主持的一次报告会。
在扶轮会作报告。
1937年2月5日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由燕大新闻学会召开斯诺苏区摄影展示会。
斯诺的这些单篇报道和宣传活动，首先是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苏区及其领袖毛泽东等人的情况，以及毛泽东代表共产党阐述各项政策和外交原则，第一次客观准确地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了解；接着这些消息又进一步反馈到中国国内，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是涉外人员和懂英文的知识分子）也第一次了解了苏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毛泽东，特别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所做的种种努力；通过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和政策，又为更多的国民党官员、上层人士所知晓。更由于斯诺这些单篇报道，基本上发表于卢沟桥事变前，大多集中于西安事变前后，因而对于推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一般地讲，由于斯诺的这些报道基本上是用英文写成的，或是对外国驻华人员发布的（除去燕京大学的部分进步学生外），对中国国内的群众，影响还不是很大。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黄敬就曾设想组织人翻译。当时在燕大读书的龚澎（后来做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夫人）曾从斯诺那里借去一些手稿，翻译了若干章节，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中传阅。斯诺夫妇也非常重视如何能将苏区的真相和毛泽东的号召直接地、完整地传达给中国人民。他们一面写一些短篇的报道，一面紧张地赶写一部完整的报告，同时关注着对现有报道的中文翻译问题。
斯诺的陕北之行，使他不但与共产党和红军的很多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也同共产党人的朋友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斯诺出入苏区都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完成的，斯诺视张为朋友，双方过从甚密。其中张学良方面同斯诺打交道最多的，当推张的重要文职助手、东北大学代校长（校长由张学良兼）王卓然先生。王先生的儿子王福时当时是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北平秘密出版油印小报《公理报》，报道事变真相。他经常出入斯诺夫妇家传递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