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6月“立三路线”形成，到1931年1月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上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错误一浪高过一浪的特殊时期。
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下实际上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力后，推行了一条比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完备的“左”倾路线，从而也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留下了更沉痛的教训。
一、与李立三争锋
六大以来，全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到1930年6月，红军发展为13个军，约10万余人，先后建立了大小农村革命根据地15块。曾遭受国民党摧残的白区工作也初步得到恢复，赤色工会会员发展到3万余人，全国的工人运动又逐步开展和恢复起来。这时期，世界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和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剧，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断，特别是1930年4月爆发了百万兵力厮杀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更深深地影响着国内局势的发展。
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革命力量有所恢复，形势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又开始了新的发展。
193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会后，李立三等人根据此决议精神，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发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暴动，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一军出兵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最后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是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和工人斗争受到严重的挫折和破坏，使红军和农村根据地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危害。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危害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以何孟雄为代表的一些同志首先站出来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斗争。
何孟雄是我党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他在实际工作中看到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深深地感到“中央路线行不通”，挺身而出，一次又一次公开地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他还于1930年9月8日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向党坦率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历数了和立三中央在12个方面的分歧，系统地批判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何孟雄反对“左”倾错误的正确行动，得到了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的坚决支持，受到江苏省委、全总、上海工联、苏准会、沪中、沪东等区委中许多干部和党员的拥护，被他们赞誉为“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
但是，何孟雄的行动，却招致一场无端的政治打击。1930年9月4日，根据中央意见，江苏总行委撤销了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9月10日，又召开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专门对他进行批判。会后，《红旗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批判文章，掀起批判何孟雄的浪潮。
当何孟雄早已公开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后来自诩为“最早反立三路线英雄”的王明，仍在散布一系列“左”倾言论，鼓吹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这可以从王明1929年11月至1930年6月在《红旗》、《布尔塞维克》、《劳动》等杂志发表的50多篇文章中得到证实。
不过，虽然王明和李立三实质上都在坚持“左”倾冒险主义，都在宣扬“左”的错误主张，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对马列著作引经据典，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共产国际决议照抄照搬，不准变动一字一句。而李立三的“左”倾主张虽然也来自共产国际，但他不拘泥于照本宣科，在实际工作中又有所“发明”。这样，在某些具体理论观点上，王明和李立三又有所不同。
王明认为李立三的某些理论观点违背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决心与他争辩一番。正好这时李立三决定召开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以便贯彻6月11日决议。王明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会前召集从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开会，商谈如何利用这次会议发动一次对李立三错误观点的批判。在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王明总结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议按计划召开。主持会议的李立三首先申明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6月11日《决议》。但李立三刚说完会议宗旨，何孟雄就起来发言反对6月11日《决议》，会议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何孟雄的反对意见为王明等人的发难提供了契机。按照事先准备，博古、何子述、王稼祥立刻继何孟雄之后发表了反对意见，然后又由王明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演。他就6月11日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一省与几省的政权问题和反右倾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
王明等人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滔滔不绝，与李立三等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争论。
李立三对王明等人的行为十分意外和恼火。理论上争辩不过，就摆出家长作风，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并由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
会后，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自信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并没有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次日，即7月10日，又写信给党中央，继续坚持他们在昨日的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并就四个主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
王明在信中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新的高潮正在发展到直接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大爆发更加加速世界革命直接革命形势的成熟，更加速世界革命大爆发，这是毫无疑问正确的，但有些同志以为只有中国革命爆发了，才能引起世界革命大爆发，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世界革命才能胜利，这是不对的。”
李立三和王明都一致认为，世界革命形势是“新高潮”，这是他们共同一致的“左”倾观点。他们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之处，在于李立三否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总爆发才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获得成功。王明则认为：“中国革命现在不仅有先于他国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他国胜利的可能。”就是说，两者的分歧仅在于一个说中国革命能先胜利，一个说中国革命只能和世界革命同时成功。至于把本不具备的革命总爆发形势说成是具备的，两者并无分歧。
（二）关于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
王明在信中提出：“为什么在全国革命高潮的形势下，首先在主要数省以至一省暴动夺取政权呢？我们一定回答说，因为那几省或一省的统治阶级崩溃得厉害，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勇气、经验、决心和战斗力量特别强大——换句话说，那些省区或一省首先成熟了直接革命形势，如果我们把高涨或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我们便不能了解这问题的实质了。”
李立三和王明都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都认为应该“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又是两者共同一致的“左”倾观点。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李立三把高涨、高潮、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而王明却按照马列著作和国际决议对这几个名词概念加以严格区别。也就是说，他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这里也只不过是名词概念之争而已。
（三）关于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问题
王明在信中提出：“要坚决认定革命在数省以至一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开始。”“以为主要数省以至一省暴动夺取政权后，如果不马上发生全国暴动，则这主要数省以至一省的政权便立即塌台，我以为这一点也不正确。”
李立三和王明都一致主张当时形势下应该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也都认为应当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邻近各省的首先胜利。不同之处在于，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同样生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后，必须紧接着全国革命胜利，否则就不能维持下来。而王明却认为争取一省与数省胜利后完全能够维持。实际上，当时并不是革命胜利后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而是首先就没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
（四）关于反右倾问题
王明在信中提出，党内许多同志“很少能对于右倾观点有比较系统的认识”。他列举在国际形势、中国革命形势、中国经济问题、反富农意识、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右倾表现，批评李立三反右倾不坚决，“不仅未能深入支部，而且未能深入一般干部，现在许多同志只能零碎的了解右倾问题，如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地方观念，保守观念等”。
李立三和王明都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都强调要反右倾。只不过王明在这个问题上比李立三更坚决、更彻底，也更“左”倾而已。
以上四个方面，是王明给党中央信的主要内容，也是当时王明与李立三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争论，多局限于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上。在根本路线上，在对形势与任务的估量上，却是一致的“左”倾，而王明比李立三表现的更为严重。
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由李立三负责，这位以实行家长制、一言堂而闻名的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对于王明敢于公开与之争论，十分不满。于是，他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以严重警告处分。然后，又决定把王明等人分别下放，调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博古暂留全总机关，何子述调天津工作，王稼祥调香港工作。
王明在与李立三第一回合的较量中，看到了暂时还不具备批倒李立三的力量。于是，受到立三中央的处分后，王明马上给党中央再次写信，声称：“我虽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却在等待时机，准备进行新的较量。
1930年7月底，王明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省委宣传部部长是夏采曦，秘书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干事。
李初梨回忆说：
“大约七月间，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
不久，“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的王明，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找李初梨报到。王明来后，李初梨安排他住机关。当时，王明与孟庆树尚未结婚，而且，此时孟庆树被捕后，正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王明是只身来到江苏省委工作的。由于当时上海独身男子容易引起警察注意，并且难以找到房子。于是，李初梨给王明找了个假妻子做掩护。
李初梨回忆说；“我叫一位叫易坚的女同志与他住机关，大约住二三个月”。
易坚是湖南著名教育家、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的侄女。她要求革命，思想进步，1930年7月在上海入团，编入闸北区虹口街道支部。当时支部书记是刘铁。
易坚回忆往事时说：
“我入团不久，约在1930年8月，李初梨以党组织名义，直接调我去担任驻‘省委机关’的重要工作。夏天的一个晚上，李初梨带我去所谓省委机关，介绍与陈绍禹认识。他还说明：独身男子房东不肯出租房屋，要我乔装成陈绍禹的妻子。我听后很不愿意。当晚我准备逃回虹口，但陈绍禹借口不许泄露党的秘密，要我留下。我与陈绍禹住的这个机关在上海闸北横滨路一带，房间在二楼，是一间约十几平米的房子，还有一个阳台。我在这个所谓机关住了不到一个月，我担负了保护机关安全的工作……陈绍禹经常不在家，他不与我谈工作和斗争情况，我只记得他谈过一点在苏联情况”。“他的俄文名字叫克劳白夫”。“我与他一起看过一次电影，叫《魂断蓝桥》”。“以后，我向陈绍禹要求回虹口，经他同意才离开了。”
为了贯彻党中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实现党中央制定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1930年8月1日、3日、6日，中共中央联系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武汉、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又决定党、团、工会合并成中央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除了中央建立总行委外，中央决定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和江苏省委也建立总行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