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决定，江苏成立了总行委，领导南京暴动和上海总罢工。李立三亲自兼任江苏总行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和徐锡根、顾顺章、吴振鹏等人为行委成员。李初梨也调到江苏总行委宣传部，负责罢工中的宣传工作。王明则跟随李初梨来到江苏总行委工作。
对于“左”倾盲动有极大兴趣的王明，在这种狂热气氛中干得很积极，编写快报，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李初梨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很有才干。
由于立三的“左”倾盲动在实践中一再碰壁，特别是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受挫以后，李初梨也开始对立三路线表示怀疑。于是，1930年9月的某一天，李初梨和手下的这位干事进行了这样一次对话：
李初梨问王明：“你在中央闹什么？同我讲一讲？”
王明拒绝说：“中央打过招呼，不许我外传。”
李初梨反驳说：“你在我这里工作，我当然应该了解你的情况。”
王明反问说。“你敢负责？”
李初梨答道；“我当然负责。”
于是，王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据李初梨回忆说：
“他很善谈，一讲就是半天，长江大河一般。我同意他的观点。”
看来，王明对于宣传鼓动确有才干。本来李初梨奉李立三之命帮助王明，结果反倒受王明影响，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线”的支持者。
二、向中央发难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和联（布）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
可是，另一方面，“立三路线”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否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估量以及制定冒险主义武装暴动计划和成立行动委员会等理论和行为，又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文件有些不一致。所以，必然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与反对。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之后，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即向共产国际呈报此决议，并要求给予批准。但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首先表示不同意将此决议下发，这引起李立三不满。他指责罗伯特右倾，并要求将其撤换。
6月下旬，李立三在尚未接到共产国际批准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加以发布。共产国际得知后，非常不满。7月下旬，共产国际致电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共中央停发6月11日决议。但李立三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接连于8月1日和3日召开会议，继续布置全国武装暴动工作。李立三甚至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
8月5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发出长篇报告，要求共产国际重新审议并批准6月11日决议。8月8日，甚至向斯大林发出求援信，要求对中共中央的决定给予支持。
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吸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并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此时，共产国际尚未见到李立三的全部讲话，但研究了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决议有错误。8月间，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就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争论作出了决议，虽然同意撤回罗伯特，但着重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严重错误。共产国际特别不满意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尊重态度，认为中共中央竟然不顾远东局代表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了，是破坏国际纪律的严重错误。
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迅速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
1930年8月19日和26日，周恩来与瞿秋白相继回到上海。回国后，他们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做了大量工作，及时制止了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为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行了准备。
1930年9月24至28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党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洋房里，秘密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
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本人也在会议开始就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停止“立三路线”的执行起了积极作用。可是，它对“立三路线”的严重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更没有清算和纠正，仅仅把“立三路线”错误归结为“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
由于何孟雄认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路线错误，首先提出了“立三路线”问题，这样就与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发生了矛盾与对立，结果在会上以及会后又遭到不应有的批判与打击。会后发表的《告同志书》中对何孟雄点名批判，何孟雄的江苏省委候补执行委员的资格也被撤销。
对此，建国后，周恩来曾有如下评价：
“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当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听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传达后，表示同意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也表示接受，准备前往，甚至到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在联名给党中央的信中，还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认为“立三路线”只剩下“残余”了，表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对六届三中全会后新中央表示出一种拥护态度。
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立三路线”的停止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党内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一度激化的矛盾趋于缓和，一些原来曾经起来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人，除何孟雄等人外，这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党和革命事业就会进一步发展。
但是，正值此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传到中国，立即引起中国党的强烈反响，造成党内的思想混乱和党的领导危机，王明则乘机带头在党内掀起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反对“调和路线”的浪潮。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有一个认识过程，处理“立三路线”前后也有重大变化。当中共中央把6月11日决议呈报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执委审看后表示不同意，在《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批评了李立三对于形势的过分夸张的估计，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以及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但并未点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只是认为“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却犯了部分的错误”。
当时共产国际批评的口气是温和的含蓄的，没有点出任何人的名字。瞿秋白和周恩来也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这个精神，回国来纠正李立三的这种策略错误。
但是，当中共中央把8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发现原来李立三提出了“一个好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准备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并且还要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吸引到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的斗争中来。具体计划是：先在广州、香港组织起义，把英国卷入斗争中来；再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动起义，引发日本和苏联发生冲突，最后让它爆发为全世界帝国主义和苏联之战。根据这个设想，李立三建议共产国际“立即采取进攻路线”，命令苏联红军向东北地区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
李立三这个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的狂妄计划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马基亚尔（匈牙利人）当时就对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黄平说：“李立三的盲动主义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特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看到李立三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等冒犯共产国际尊严的话，更使共产国际愤怒，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而且已被打碎的理论”。因此，共产国际立刻把立三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指责他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后很不满意，于同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不是什么偶然的意见分歧，或者什么在时局的估量和策略任务的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他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造成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不过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好像托洛茨基主义一样”。因此，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
国际十月来信不仅指责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而且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抹煞这两条路线底原则上的区别……那就不仅是贻害无穷，而且一定会潜伏着在将来又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当时，中共中央在远离莫斯科的上海，对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毫无所知。然而，这时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夏曦、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从共产国际和米夫那里知道了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10月下旬他们陆续从苏联回到了上海，同时也就把十月来信的精神，即确定立三问题是路线错误的消息首先带到国内。
十月来信虽然写于1930年10月，但一直到11月16日中共中央才接到十月来信的正式文本，在此之前并不知道信的内容和消息。
沈泽民等人把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消息从苏联带回国后，没按组织程序首先向党中央汇报，反而首先告诉了王明。王明得知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立刻在一帮人中相互转告，四处串通。他们清楚地知道党中央对此事毫无思想准备，竟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党的会议上抢先把国际十月来信中关于立三问题是路线错误的观点捅了出来，和中央唱对台戏。
王明原来曾表示拥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且接受中央分配他去中央苏区的任务。自得知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后，他突然改变态度，马上起来批评三中全会的错误，而且拒绝去中央苏区。
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忆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苏区。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国际来信以后，他们就不去苏区了。”
黄理文也证实说：“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错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迅速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
王明和博古的信是在得知国际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后写出的。在对三中全会进行否定之后，王明开始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口气发号施令了：“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错误，以避免争论”；“并且迅速的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将这些错误教育全党同志”。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等混合物”，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声称他们则是一贯“反立三路线”的，他们的政治意见书是“绝对正确”的，“符合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宣称他们要“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而斗争到底”。
他们还在信中向党中央提出三条具体要求：
“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
很明显，他们这封信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央表态，承认他们反“立三路线”活动的正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