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王明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的，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污蔑他们，胡说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的必然结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织了何孟雄的若干条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何孟雄为党捐躯后，仍遭到王明批判，死后仍戴着王明给扣上的“右派”帽子，而同何孟雄一起牺牲的蔡博真，死后仍被王明等人开除党籍。直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才最后摘掉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强加给何孟雄等同志的“右派”帽子，对他们作出了公正评价。
决议写到：“当时所谓右派，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罗章龙等人在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重大斗争中，逐步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组织了“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的活动。
罗章龙后来曾经解释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处分、开除党籍的人。当前革命工作停顿，大家很着急，为了把工作进行下去，才成立临时中央非常委员会。”
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罗章龙等人用这种分裂党的办法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本身就是用错误行为反对错误，只能是错上加错。这种不顾党的利益和组织原则的错误行径，不仅遭到共产国际的严斥，也得不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支持，因而必然遭受失败。在新的中央的坚决打击下，许多成员纷纷发表声明书退出“中央非常委员会”。
在“中央非常委员会”处于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这位女工出身的党员上任后采取断然措施，宣布解散“中央非常委员会”。1932年4月，《红旗周报》发表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其中郑重声明：“中央非常委员会经2月13日全体会议决定宣布解散。特此通知，希望即派人前来接受。”③并同时发表了《非常委员会主席张金保给党的声明书》。
然而，王明为首的中央对张金保等的悔过态度不予原谅，就在《红旗周报》同期上发表了《反对新的进攻与动摇》的署名文章，把张金保的声明书，说成是“表现出对于党的新进攻。”④然后，中央又正式宣布开除张金保的党籍。
王明上台后发动的这场“反右倾”斗争，由于何孟雄等2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罗章龙等人犯了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所以取得“进展顺利”、“成果显著”的结果，从而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的全面推行扫清了道路。
八、推行“左”倾教条主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会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进一步巩固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成员如下：
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
中央宣传部长 沈泽民、张闻天（继沈泽民后任，1931年4月）
中央组织部长 康生
中央军事部长 周恩来
中央职工部长 卢福坦
中央妇女部长 周秀珠
中央农民部长 张闻天（1931年5月重建）
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 王稼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林育英
团中央书记 博古（193l年3月）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罗登贤
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向忠发的总书记职务，但实际上由王明掌握党的领导大权。王明也利用他掌握的权力，上台后就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路线。
六届四中全会后组成的新中央，首先推行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第一，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第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把右倾作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与实行“进攻路线”相一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的第一号《通告》就提出：“目前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全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只有日益深刻，工农劳苦群众只有更加贫困，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都将成为欺骗，而新的军阀战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革命的群众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加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而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
第一号《通告》在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估计，进而提出“进攻的路线”之后，又反复提出：“右倾在中国革命这个阶段上，是最危险的倾向”；“要不加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则必不能正确的解决当前任务，而执行国际路线。”
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强调“进攻路线”，坚决反对“右倾”，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文件中强调的基本精神。
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决议案》运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观点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紧急任务”。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反革命与革命阶级斗争的紧张和尖锐”，“表现国民党统治不稳定而日趋崩溃”。可是，“苏区富农路线与反革命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内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内。在非苏区的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力量也表现得非常薄弱”。因此，“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前面，执行国际路线到一切实际工作中，根本消灭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和目前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消沉态度，这是全党的战斗任务”。
这个决议的发表，标志着王明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不久，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其一，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新中央还没来得及贯彻其“左”倾错误路线的情况下，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根据地和红军也取得较大的胜利和发展；其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蒋介石政府采取不反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王明和新中央对这些事变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1931年9月20日中央发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之中。它过分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一致进攻中国革命，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认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工农，组织工人总罢工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
这些错误政策已表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与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又处于新的危险之中。
王明也懂得，政治路线的推行还需要靠组织路线的保证，为了保证“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还必须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因此，四中全会后，所谓“斗争干部”、“新生力量”被用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用“钦差大臣满天飞”来贯彻“左”倾盲动的“进攻路线”。
四中全会结束后，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提出：“四中全会改变了政治局和中央的成分，撤换了立三路线统治时他的最亲近的同志的工作，同时，进行改变省委与地方党支部书记的成分。被撤换的立三主义者的工作，由开始即与立三路线作斗争的新同志及曾犯过立三路线错误而表示改正这种错误的工人同志来代替。”
从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各部负责人来看，几乎都是由坚决拥护王明路线的人担任。像李竹声、盛岳、王云程等这些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也都被王明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