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中央成分”，他们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作法，使得“钦差大臣满天飞”，加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
中央先后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由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还派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派陈原道到顺直省委等，在各地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这些中央代表到各地后被授予极大的权力。1931年5月通过的《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代表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这样，就将当地党委置于中央代表的控制之下，使这些中央代表掌握了各地党的权力。
1931年5月和1932年3月，中央还两次通过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中央巡视条例》规定了巡视员的条件、任务、工作方法以及职权，明确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巡视员对中央须负绝对的责任”，要“尽量参加一切工作会议，在日常工作中，审查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遇有当地发生的新事变必须迅速予以解决和布置，报告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详情，以便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
实行这种派“钦差大臣”的领导体制，目的就是保证王明“左”倾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损失惨重。
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来改造和充实各级党的机关，是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不同意见者同时进行的，王明不但对四中全会反对派全部肃清，对于以前反对过自己的人也绝不放过。
瞿秋白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与中山大学的王明教条宗派进行过斗争。瞿秋白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时，也没有重用王明，这成了王明心中的块垒。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后，王明继续对瞿秋白实行“残酷斗争”。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正在生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当时瞿秋白的身心已经受到很大摧残，肺病严重，也不愿再挑起党内争论，被迫于1931年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承认自己在负责中共代表团期间在处理中山大学内部斗争问题上犯了错误，支持了反对王明等人的李剑如等；回国后的表现更是错误严重，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今后要“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瞿秋白的认错态度已经十分诚恳，但这并不能打动王明。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宣称，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的态度”，都“决不是偶然的”，和他“以右倾政治意见”与在负责代表团工作期间，支持中山大学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有密切关联。甚至将王明等人被立三中央给予处分也算到瞿秋白的账上，说：“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曾以中大学生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
《决议案》还指责“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决议没有明文发表，没有发展一种必要的斗争来消灭这些派别行动与中央的派别成见。”所以，中央又把《中央政治局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同时在《党的建设》第4期上发表。
遭受王明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并不是瞿秋白等几个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的几年间，有多少党的好干部由于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或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执行不力而蒙冤受屈，甚至一大批革命干部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屈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这是人们应当永远记住的血的教训。
九、离沪赴苏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更加成为党在白区与国民党统治斗争的焦点。由于中央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在白区也主张“进攻路线”，所以，上海党组织经常无条件地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
这种“左”倾狂热的作法并没有实际意义，反倒为敌人破坏党的组织创造了可乘之机，致使白区党的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幸亏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情报后，迅速通知党组织，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损失。
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这位被共产国际选中的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被捕后贪生怕死，向敌人跪地求饶，但这个叛徒最终也没有落得好下场，于6月24日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的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由王明主持，王明成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但此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
王明曾写过一首《尼庵小住》的诗：
警犬觅踪何所之？
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
结伴神仙鬼不知。
据王明一位远房弟弟陈绍杓回忆说：
“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元现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带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们在小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
虽然“党人本领通天大”，中央有关部门也全力保护王明的安全，但王明清楚在白区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王明也感到在中国党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顶点。恰好此时共产国际也需要中国共产党派一个负责人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决定离开国内，再次去苏联。
为了保证自己离开后“左”倾冒险主义照样推行，王明在组织上进行了安排。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责。
博古是1926年末到达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列席身份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博古虽然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但却于1931年4月接替同年3月被撤职的温裕成，担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王明去莫斯科后，这位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年仅24岁的少共书记，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同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竟如离开上海，秘密乘着日本船奔赴苏联。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没有白色恐怖，不用担心敌人的骚扰，住在高楼大厦中，吃着洋面包和俄式菜的王明，并不知道此时远在中国农村的老父亲，由于他而被国民党军队抓到监牢之中。
金家寨是鄂豫皖区建立时的老区，属皖西边区。除中央苏区外，鄂豫皖苏区算是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此，蒋介石与国民党军队先后对它进行过四次“围剿”。1932年7月，蒋介石在其“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指导下，纠集30多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倾政策，因而未能打破敌人“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转移，金家寨被敌军占领。
1933年冬，金家寨的土豪劣绅将陈聘之告发，说陈绍禹给家里寄了许多钱，供陈聘之作为革命经费。其实，这些土豪劣绅哪里知道，王明此时正在国外，根本不可能寄什么钱回家。
将要过年的时候，国民党25路军独立旅将陈聘之、陈觉民、陈绍伟、李敏逮捕，关押在监狱中。陈聘之等被捕后，不承认王明给家里寄来了钱。敌人到邮局查对，也证明王明并未给家里寄过钱，于是将陈聘之等交保后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