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于1931年10月18日离沪赴苏，同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坐镇莫斯科遥控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时期。
如果说王明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力，那么，在莫斯科的六年就是王明政治生涯的顶峰。此时的王明不但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指挥中国革命，而且作为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
王明在指挥中国革命过程中，一方面使“左”倾冒险主义继续发展，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和广大苏区的丧失；另一方面，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过程中，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起了一种特殊的积极作用。
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开展活动的。
从1928年6月的中共六大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挥就改变了以往向中国派驻代表的方式，而是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组成代表团，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协助指导中国革命。
中共六大以后组成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第一届代表团。在这个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于六届三中全会前后陆续回国以后，从六届三中全会到王明来莫斯科之前这段时间，只有黄平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组成代表团。
1931年11月王明到莫斯科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康生、林仲丹、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组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第二次来莫斯科的王明，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苏时的那个中山大学学生。虽然王明第一次来莫斯科后成了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但那时王明并无任何党内职务，只能作为米夫的翻译偶尔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活动。这次不同了，此时的王明已经黄袍加身，成为掌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力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了。
到莫斯科后不久，王明又陆续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不但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而且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成员之一。
王明从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在苏联期间，先后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了38篇论文和讲话。这些文章一方面阐述了王明“左”倾的方针政策，继续宣扬“左”倾冒险主义；另一方面，特别是后期，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主张。它反映了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六年期间，既要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负主要责任，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清算旧账
离开国内那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王明心情是愉快的。在莫斯科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苏联共产党对于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革命者，给予了特殊的照顾。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安宁的工作环境，使王明感到满足；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直接给中共中央发号施令的特殊权力，更使王明兴奋。
不过，来到莫斯科后，王明虽然十分关注国内革命斗争的发展，但他也没有忘记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力，来清算那些当年敢于反对自己的人的旧账。
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30年秋停办以后，一部分中国同志转到了列宁学院学习。列宁学院是一所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高级党校。早在1927年秋，中山大学第一期毕业生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就来到了列宁学院中国部任教，周达文还担任了中国部的负责人。
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这几个在中山大学时被王明教条宗派称为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头头，在中山大学时就是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骨干，是王明等人宗派活动的主要障碍。当年“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的帽子没有给他们扣上，王明一直遗憾。但终因这些老党员资深望高，有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中山大学时的王明对他们还无可奈何。这回不同了，王明已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对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握有支配权力。来到莫斯科后，王明要清算旧账了。
曾于1938年作为又一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的师哲，在莫斯科参加过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处清理档案的工作。据他回忆说：
“1932年正月，王明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来到莫斯科。他下车伊始便排斥异己。他以总结工作为名召开会议，打击不同意王明某些看法的中国部负责人周达文同志。诬蔑周是‘反党分子’。企图以否定周个人，达到否定中国部的全部工作的目的。并八方相告，四处游说：‘列宁学院中国部出现了反党分子。’陈郁、林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认为：周达文同志虽然有些错误，但并不是‘反党分子’。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呈共产国际审批。结果共产国际同意了陈郁等同志的意见。王明拒绝参加宣读共产国际对周达文同志的审批结论。事后，王明决定把周达文同志送去远东伯力《工人之路》报社。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
陈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早年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他参加领导了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广州苏维埃成立后，被委任为司法人民委员。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陈郁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又被中央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党团书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郁反对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陈郁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从此也开始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排斥。
1931年6月，陈郁和李维汉一起，被送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担任列宁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
王明处理党内矛盾向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闻名，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不同意见者是绝不手软的。陈郁不同意王明反对周达文等的宗派行为，又被王明新账旧账一起算，扣上“右派”、“反对四中全会路线”的帽子遭受批判。
当时与陈郁同在列宁学院学习的何一民回忆说：
“在列宁学院期间，王明还借周达文（即丘古洛夫）问题来整陈郁同志和其他不赞成他的人。周达文曾任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工作中有些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听从王明的话，王明就要把他彻底打倒。王明及其一伙硬说周达文是‘反党分子’，要狠狠地整。那时他们的人数多，声势大。但陈郁同志等根据事实，认为周达文有错误，但并不是反党分子。后来把这个争论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结果是同意陈郁等同志的意见。王明恼羞成怒，更加痛恨陈郁同志，在学院宣布共产国际的批示时，王明便不来参加。以后，王明又发动对陈郁同志的批判，说他是‘右派’、‘反四中全会路线’等等，并声称，凡是同情陈郁的，不批判陈郁的也是右派。当时，林铁同志、杨秀峰同志都不同意王明的作法，并且公开顶了他。他就把杨秀峰、林铁同志下放到乌拉尔山区工厂劳动。接着，把我也送到乌拉尔的‘嘎利化工厂’（生产化肥）当工人。”
陈郁是1934年3月，以“右派”的罪名，被送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改造的。幸运的是，1937年王明回国后，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清理档案材料中，发现了陈郁的八次上诉以及王明、康生处理陈郁的材料。中共代表团认为当时对陈郁的处理有误，报请共产国际干部部复审。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又调查了解陈郁的情况，并请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撤销了对陈郁的处分。1940年2月，陈郁随同周恩来回到了延安。
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则没有陈郁这样幸运。周达文、董亦湘被派到苏联远东伯力工作以后，再就没有了消息。
俞秀松1935年6月，被苏共中央派到新疆做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俞秀松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全省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等职务，为党在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是，王明是不会忘记这位“反对派”的。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由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盛世才拿出了一张联共派往新疆工作的25人的照片，问王明认识不认识这些人。王明立刻认出了俞秀松这位当年的“江浙同乡会”头头，并告诉盛世才说，他是“托派”。于是，俞秀松等人被盛世才逮捕。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以“托派”罪名押往苏联，在残酷的“大清洗”中，俞秀松被严刑拷打致死，时年36岁。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之一，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是，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志，由于在中山大学时与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先是被诬陷为“反动的江浙同乡会”首领，后又被打成“托派”，迫害致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这也是王明在党内斗争中大搞宗派活动的罪证。
王明是反“立三路线”起家的，到莫斯科后，王明更不会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李立三这位曾经要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后，“用另一种口气与共产国际说话”的“左”倾冒险主义者，1930年底被调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召开的一系列批判会上，一改在国内狂热自大的态度，次次会上都做诚恳深刻的自我批判，甚至还按照共产国际要搞掉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以让王明上台的意愿，揭发批判了所谓瞿秋白的“调和主义”、“两面派”的态度和“小团体”的行为。
共产国际执委曼努依斯基对李立三的表现做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之中去学习，我想（中共）中央虽然只叫他来做报告，可是现在他不用回中国去。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王明来莫斯科之前，李立三已经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莫斯科，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列宁学院学习，对他的批判已经结束了。但是，反对“立三路线”是王明的资本，批判李立三是抬高自己和吓唬不同意见者的手段。因此，王明到莫斯科后，就在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是其他内容的会议也往往要在开会之前加上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
“通常的作法是先由主持会议的人（多数是王明亲自主持）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如果这次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就要由很多人接着发言批判，说李立三检查不深刻，态度不老实，必须进一步深刻反省，彻底改变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必须真诚拥护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等等；如果不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议，那就要直接联系到会议的目的，要会议参加者按照反‘立三路线’的战斗精神，把当前的斗争搞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回忆说，这样的话，重重复复，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
李立三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曾经回忆过这段痛苦的经历：
“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
李立三是我党早期党员，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为党和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虽然他在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工作时犯了错误。但他对待自己错误的认识是诚恳的，在苏联期间也继续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可是，王明抓住他不放。1936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的路上丢了一个皮包，里边并没有什么机密文件，而且第二天就由车站工作人员送还回来。但王明抓住这件生活小事，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给予严厉批评。这件事后来也成为逮捕李立三的“证据”之一。
1937年11月14日，王明与康生等离开莫斯科回国。当时已经商定，批准李立三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请求。但在启程前夜，王明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而且在两个月后，李立三又被苏联内务部突然逮捕。从此，他在苏联度过了一年多的铁窗生涯。
从王明自中山大学以来的一系列宗派活动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坦荡胸怀，王明是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