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版《两条路线》
《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如王明自己所言，“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它是王明“胜利”的资本，也是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武器。此书于1931年2月由中共中央出版单行本以后，王明又两次再版，可见王明对自己这篇“杰作”的厚爱。
1932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首次再版了《两条路线》，并将其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加写了近五万字的《再版书后》，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等问题。
王明在《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中说：
“这一本小册子，原来只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线时所写的几篇意见书而成的，所以当时命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现在，因为再版序言的增写，原来题名已经不适合了，特将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同年11月7日，王明在莫斯科再次翻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并且在《编辑部的话》中宣称：
“这本小册子，是中共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武器之一”，“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
王明也在《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
“四中全会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斗争，绝未有丝毫的结束，而只不过是在国际路线的领导之下来从理论上实际上真正进行反立三路线的开始；我感觉到我这一本小册子对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态度的斗争，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因此，我便把它整理出系统的节目来，请求中央将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
王明在新增写的《再版书后》中，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的斗争问题；目前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论述这几个问题的目的，王明自己说：
“利用相当机会来说明这几部分问题，不仅是为着要相当地满足许多留心中共两年来党内斗争的同志们底要求，而且对于我自己也是一课有益处的学习。”
对于这洋洋5万言的《再版书后》，我们不可能在本书中进行—一评析。仅以第一方面问题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出事隔两年后，王明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内斗争的基本态度以及王明认识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在《关于立三路线底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中，王明分三部分来论述反立三路线斗争的情况：
（一）补充说明的问题。
王明认为下列四个问题在初版中写的“不充分”：1.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2.关于中国经济特点问题；3.关于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4.关于中国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活动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仅仅是“不充分”而已，并非是有错误。王明对此“郑重声明”说：
“我此处所说的‘不充分’的意义，是说小册子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有许多不大清楚或重要遗漏的意思，而并不是说这几个问题未能从各方面发挥尽致；因为小册子在当时是为着作反立三路线的提纲而写的。”
至于王明是如何补充说明这四个问题的，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仅给读者提供一条线索：“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有近一半的文字是引用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结论中的话；“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有一半的文字是引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的话和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在答复中山大学学生所提问题时的讲话；“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和“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别活动问题”中，也多处引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这样论述的结果是否能说明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王明认为说明的是“很充分”了，因为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论述就是解决中国革命的“最高原则”，王明对此深信不疑。
（二）纠正说明的问题。
王明认为小册子中有两处现在看来有错误：l.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2.关于长沙事变估量问题。
王明能够承认自己的论述有误，这确实不易。不过，王明是在什么立场上承认上述两个问题有错误呢？
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王明认为小册子中有两点错误：
第一，“说维它同志等是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是不对的；因为立三、维它同志等，从来不仅不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而且有时甚至公开主张联合富农；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几个月，维它同志在中央任何文件上，都没有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的指示，便是事实上最好的证明”。
第二，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初版中与共产国际执委1930年7月对中国问题决议的论述不完全一样。李立三的口号是“平均分配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小册子中未能抓住这个口号的错误实质，即：“①未写明‘没收一切地主、寺院、教堂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见共产国际执委1930年7月对中国问题决议），而只说没收地主土地；②未显明说明‘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分给贫农和中农（见同上决议）。”
另外，小册子中关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与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也有区别，应当是：“我们不仅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在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得到决定意义胜利或完全胜利时实行土地国有的必要的宣传，同时，还须有系统地极通俗地把苏联集体农庄化的宝贵经验，以及它对于基本农民的切身好处等作广大深入的宣传。”
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王明总结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1930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主义与立三路线对这一问题的分歧，绝对不是在于：立三路线主张中国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国际路线是主张中国红军无论如何都不占领中心城市；而是立三路线在红军力量不够，占领中心城市的其他条件也未具备的状况之下，要红军去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结果不但不能占领，而且使红军受到不必要的牺牲；而国际路线是主张红军应当逐渐准备并把自己巩固和扩大到有占领中心城市的战斗力。”
由此也可见，王明并不是放弃了“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只不过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主张不立即就去占领中心城市。在王明看来，攻打长沙是一次军事上的冒险，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攻占大城市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仍然还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同样因为共产国际仍在坚持这条道路。
由王明上述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明对初版中两个问题的纠正，只是为了更加与共产国际决议相一致，并不是在纠正自己的“左”倾错误，甚至在一些方面，是在进一步发展“左”倾错误。
我们也不能说王明的一切言论都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王明在有些问题上，有时也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但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这确实是王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新加的几个问题。
王明新加的两个问题是：1.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2.四中全会前后反立三路线经过问题。
什么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呢？对于政治斗争中的这些复杂概念，王明很有一番见地：
“这种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1）因为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同时，是一种盲动冒险的路线。而托洛茨基主义也是这样的。”“（2）因为李立三路线对于革命中的许多根本问题，犯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同样的观点。这些带着有托洛茨基理论观点错误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信上，有很简明正确的说明。”
在王明看来，“立三路线”的实质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一致的。之所以称其为“半托洛茨基主义”，是因为：“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虽然曾经犯过些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但他们不仅未采用，而且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武器和组织武器，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当时所犯的错误，还是共产主义内部中的错误，不能把它与早已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底托洛茨基主义混为一谈。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与中共中央这种估计，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至于区分“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目的，王明指出，是为了不要在“客观上帮助了托陈取消派的反中共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并不是否认“李立三路线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的路线”。
王明增写“关于四中全会前后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是为了不使“反立三路线英雄”的桂冠被别人夺走，是为了使自己的这一政治资本进一步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这也是王明再版这本小册子的重要目的。
王明巧妙地利用《李立三声明书》中的话标榜说：
“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正因为党有伟大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党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所以当立三路线形成之初，即遇到党内同志的反抗。这一反抗倾向的最明显最坚决的代表，便是陈、王、秦、何同志等反对六月决议案的斗争。还在六月决议案之前，我发表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时，陈同志等已起来反对这些错误观点。”
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这是宗派主义者的惯用手法。为了论证自己一派是反“立三路线”的唯一“英雄”，王明竟然不顾事实地贬低已经英勇牺牲的何孟雄。他说：“孟雄同志并不是最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代表，不幸得很，他恰是最不坚决的分子”。
总之，一切反“立三路线”的“功绩”，都是以王明为首的“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做出的。“历史事变的发展，证明拥护国际路线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些同志的意见是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党员的警惕性”。
不过，“历史事实的发展”，最终还是与王明开了个玩笑。历史已经证明，用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冒险主义路线去反“右倾”的“立三路线”，并不是值得夸耀的“功绩”，而是王明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犯下的极其严重的错误。
四、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虽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对外奉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剿共”独裁，但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高，特别是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迅速增强。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剿共”前线举行起义，参加红军；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蒋光鼐、蔡廷错率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重创日军，振奋全国。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客观形势的发展，为转变党的政策带来了契机。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下的中共中央，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但“左”倾教条主义者看不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争取同盟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而把当时积极主张抗日的中间派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中国民族及工农劳苦民众的死敌”，“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继续推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
来到共产国际以后，王明的“左”倾思想仍有发展。他按照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倾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左”倾主张，致使中共中央继续实行一系列脱离国内实际情况的“左”倾政策，没有能够抓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造成的阶级关系变化来修改党的路线。
不过，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不是哪个人的意见和某个政治集团的主张，任何个人的意见和政治集团的主张都要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方向才有存在的价值。只要不是僵化的顽固派，人们的认识是会随着变化了的形势发生改变的。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残暴政策，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广泛兴起的反日爱国运动，这一切促使着全国人民日渐联合起来，促使着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也促使着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
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1932年底和1933年初，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逐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