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以后，王明虽然仍在一些问题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且不时提出一些“左”的主张。但从1933年到1937年间王明发表的文章及其主要活动来看，王明开始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逐步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占领了象征东北与华北分界线的山海关，开始向华北进犯。
在此民族危亡加剧之时，1933年1月17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七宣言》），提出了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这篇仅一千多字的宣言包含了巨大的信息，它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虽然这一任务从提出到实现还要经过艰难的路途，国共两党的军队还在战场上厮杀，中国共产党人也要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已经告之于天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经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从《一·一七宣言》发表以后，以王明为首的这届中共代表团就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文件，使中共代表团，实际上主要是王明，成为当时中共中央之上的中央，这与以瞿秋白为首的第一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显然不同。中共六大以后成立的中共第一届代表团，主要任务是协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着沟通信息的作用。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指示，是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允许的，它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承认了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的变化，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生变化权改变的。
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从1932年12月即开始起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与《一·一七宣言》是姊妹篇，都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之后，由中共代表团制定的。
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会。这次执委会按照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进一步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更加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用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争得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完整。”
全会还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六项特殊任务。王明在1933年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把这六项任务概括成下列三位一体的口号：“（1）以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2）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3）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能够彻底进行和领导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取得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规定，实质仍是“左”倾的。它仍旧把以苏维埃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当做首要目标和一切工作的前提，还没有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战争作为头等任务。
但是，如果看不到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策略的一些转变，也是不全面的。这次全会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六项特殊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提出了开展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国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事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应与关内有区别的任务：“开展游击战争，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政府的捐税和命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这一任务的规定，实际上是在东北这个“特殊环境”里，放弃了开展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的政策。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以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主持下，又召开了讨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在侵略军占领下的东北人民和反日游击队的抗日斗争任务及策略问题的专门会议，王明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以及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会议。《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
《一·一七宣言》是面向全国发出的，它提出了中国武装集团之间联合抗日的方针，较之以前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一·二六指示信》是局限于中国东北业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特殊环境的指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斗争。当时的抗日武装有国民党东北军旧部；有就地揭竿而起的抗日义勇军；有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这些带有原始色彩的农民游击队；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是东北党组织的迫切任务。《指示信》提出党在东北地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这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比《一·一七宣言》又前进了一步。
它这对于推动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以及促进党在全国范围内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二六指示信》还提出，实现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提出的口号，“首先要靠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现‘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指示信》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贯彻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应当采取的具体途径和组织形式，但是，信中却首次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东北抗日战争中四种抗日武装部队的阶级性质、特点和共产党应当分别采取的具体政策，并且根据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和各个武装集团的复杂性的分析，提出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极端重要性。
指示信还指出，党在反日统一战线中对于同盟者必须区别对待；要注意处理好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关系；指出建立和发展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当然，《一·二六指示信》还不能完全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它所体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还不彻底，还保存着某些“左”的色彩。指示信一方面提出要在东北这个特殊环境中实行反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指示信对于国民党的各个派别、某些将领以及各种中间势力，仍然缺乏具体分析和区别，还要求一律打倒；在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对上层统一战线仍存有疑虑。
大约在《一·二六指示信》发出前后，王明还写了《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一文。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与《指示信》是一致的。它分析了东三省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认为：“工人阶级的情形更加恶化了”，“东三省的罢工运动，不断地发展着”；“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大大恶化了。农民真热烈地充满着反日的情绪”；“在兵士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对‘满洲国’的不满情绪，也发展着”；“甚至东三省的资产阶级也不满意日本帝国主义”；“甚至于一部分地主都有这样反日情绪”。因此，“在东三省群众运动发展目前这个阶段上，中共的一般的策略方针，就是顾及到目前的特殊环境，尽可能地建立一般民族的反日的统一战线，收集和统一所有的反日力量——那怕就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以便进行共同的斗争，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王明在这篇文章中也强调：“要取得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要绝对保持自己的政治的组织的独立性，保持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的面目。要使自己有无情地批评同道人的任何动摇、任何不彻底、任何叛变及投降行为的自由；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任何企图和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要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变成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策略。”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和康生又联名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信中说：“这封信的任务就是专门说明我们目前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与运用统一战线的具体步骤。”
信中提出：“‘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这封信还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即著名的“六大纲领”（l）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信中还指示，要用一切力量和办法宣传贯彻这一纲领；并最好由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去印行。
与这封信同时，他们还寄来了《红军须知》、《王明致巴比塞信》等六个文件。
1934年4月，上海中央局对此信只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即作为《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向各地发出，并指示：“各地应该将所附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单独印出来，经过群众路线，广泛征求发起人与赞成人签名。”
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就以“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的名义，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公开发表。它对于推进民族抗日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长期以来形成的“左”倾关门主义束缚，使党难以在短时期内摆脱。王明的思想转变也是这样。这封信在论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目的时仍然认为：“尽可能的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仍然是把“反日反蒋”并列起来。由“反日反蒋”到“联蒋反日”政策的转变，还需要中国政局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国共两党对联合抗日必要性认识的转变。
1934年1月15日到18日，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了顶点。
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
“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特别是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如果取得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因此，“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
所以，要“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的任务就是组织罢工，“党的全部力量应放到工厂、工会罢工上面”。
《决议案》也仍然坚持要反对“富农路线”，“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福建事变“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等一些“左”的政策。
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是1月18日通过的。王明和康生见到《政治决议案》之后，于1934年8月3日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不同意见。
信中针对《决议案》对第五次反围剿意义的过高估计，提出：“事实上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艰苦斗争，六次（即五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步骤，然而这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