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对“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问题”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口号在热河战争时提出，换言之在蒋介石公开禁止抗日时提出，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这样可以使中国的民众可以认识只有苏维埃是真正准备力量，武装抗日。但是这一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便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
信中对临时中央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也提出了意见。认为：
“建立反日反蒋的广大联合战线问题——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但是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个口号之下，不仅要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尽可能地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如果这方面过去我们多半是处在等待被动的地位（指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方面），那么现在应当走到积极的和主动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组织一个反日反蒋的最大运动，能够使中国革命走到新的有利的阶段。同时也就是真正的帮助红军冲破六次‘围剿’的有效方法。”
王明和康生的这封信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的“左”倾错误，但对《决议案》中的某些“左”倾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也表明，由“左”倾关门主义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确实走在了前面。
五、发出“王康指示信”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曾经拟定，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34年下半年召开。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之后，筹备国际七大的工作就加紧进行。
当时西欧和东亚的***势力已经崛起，德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失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促使共产国际开始认识过去推行的整个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打击中间阶层的宗派主义“左”倾错误，逐步提出了建立世界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拟定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是关于“***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的斗争中的任务”。报告人预定为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7月1日，就大会的这项议程给共产国际执委写信，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若干不同于过去的见解。
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委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跟随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对于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1934年4月20日，王明与康生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批评了过去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弱点”，如“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将两条战线的斗争变成无原则的空谈”等等。
同年9月16日和11月14日，又两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明确提出党应“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利用”的思想。主张团结一切力量，包括联合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切反蒋派别。还批评了临时中央在福建事变和察哈尔同盟军问题上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要求临时中央运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来看待与国内各派的关系。
不过，王明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一些“左”倾政策的批评虽然不乏正确，但却并不检讨自己在制定和实行这一系列“左”倾政策中应负的主要责任，而且经常在文章和谈话中宣扬自己反“立三路线”的功绩和六届四中全会的意义。
1934年7月，王明撰写了《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叙述中国共产党十三年来“布尔塞维克化”的历史过程中，王明突出的论述了自己的“功绩”和六届四中全会的意义。他说：
“当1930年四五月份的党中央机关报上，李立三同志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时，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何、陈、秦、王等同志）马上就指出李立三同志这个不正确政治立场的莫大危害。而当时李立三同志等不顾这些同志的抗议，在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根据李立三同志论文里所包含的原则上的立场，而通过了关于中国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时——这些同志就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范围内扩展了关于整个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的严重争论，证明这个决议案在原则上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冲突的，并坚决要求取消这个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之莫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正是在于他不仅对于李立三左的冒险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及其调和派宣布了死刑，而且对于当时正抬起头来的那个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路线，也给了坚决的打击。负李立三路线责任的那些主要分子，被取消了领导地位，革新了政治局的人选，在其中吸收了共产国际路线坚定的拥护者，同时不许罗章龙等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四中全会在两条路线上进行了真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这样就开辟了我们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如果再看一看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证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危害以后王明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人们就会发现王明的又一个特点：善于宣扬自己成就，但忌讳承认自己错误。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即将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
9月16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共产国际七大已经推迟召开，并根据中共中央被迫转移的情况，提出党在东北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不要再管了，而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负责。以后，由于红军长征，党中央与东北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直接领导党在东北的工作。1934年7月，又派代表团成员吴平（杨松）以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身份到东北工作，由吴平负责沟通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党组织的直接联系，以便贯彻中共代表团的意图，直接指导东北各地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部队的工作。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自1934年推迟召开以后，到1935年夏又开始积极进行筹备。中共代表团继续参加了这一筹备工作。此时，共产国际关于反***统一战线的方针已经确定，而国内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在这种形势下，经中共代表团和前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们的协商讨论，1935年6月3日，以王明、康生的名义，发出了《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王康指示信”。
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中共代表团还分别以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名义，发给珠河县党、团组织及抗联第三军负责同志两封信。1936年10月又发出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信。这些信件属于“王康指示信”的补充信件。
“王康指示信”是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主要内容是扩大东北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分五个部分：
（1）游击运动的新特点与我们的策略；（2）关于游击队的问题；（3）政府与根据地的问题；（4）群众工作与士兵工作；（5）党的工作。
指示信根据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分析，指出：目前党在东北的工作，“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第二，要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在游击运动现在阶段中，很大的一部分工农劳苦民众参加了反日队伍，使游击队的成分和领导有了新的变动，因此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的背诵过去四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在是要普遍的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
指示信还提出了党的策略：
“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更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
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指示信还提出，党的工作必须彻底转变。
“（1）首先要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解释工作，使之正确的了解这些新的策略，加强游击区党的领导”；“（2）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党的机关一部分要设立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的结构”；“（3）极大的改善干部政策”；“（4）要抓紧与关门主义及一切右的倾向作斗争。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中，要估计到干部的幼稚，要多给以教育说服的耐心的解释”。
“王康指示信”的主导思想来自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它的主要内容符合东北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于1935年秋冬之际，陆续收到“王康指示信”和《八一宣言》，并普遍地贯彻了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在此后一年中，东北的抗日斗争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形势。
事实证明，“王康指示信”的主导思想是与《八一宣言》相一致的，它在东北地区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王康指示信”及其补充信件，也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成分，有的政策提法不当或有错误。例如，在“王康指示信”中，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士兵工作，不适当地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主要地位”；在补充信件中，把党在关内实行的“抗日反蒋不并提”的方针，演绎为“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关于对付敌人的“集团部落”、“保甲制度”的政策规定和对游击区划分、部队建制等指令性的安排，也不大切合当时的实际斗争情况。
这些不适当的或错误的部分，给东北部分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了一些混乱，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王康指示信”是由吉东特委代为转发给东北各地党组织。因为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实际上已经撤销，负责人已经陆续被调到莫斯科接受审查，一些人在莫斯科遭受到王明宗派主义政策的打击迫害。这是因为中共中央随同红军长征以后，中央设在上海的代表机构——上海中央局于同年多次遭到破坏，主要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相继被捕叛变，中共代表团便由此怀疑当时被上海中央局派到满洲省委工作的某些负责干部不可靠，认为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不予信任。于是，便采取超越满州省委的非组织手段，建立中共吉东特委代替满洲省委，以至后来进一步改组东北党的组织，给东北党组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使东北各地的党组织和抗联部队自满洲省委撤销后，一直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对此，王明、康生等人是有直接责任的。
六、起草《八一宣言》
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是标志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是***战争攻势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共产国际和各国党的纲领以制止并击败***主义。这些总的纲领采取的形式就是建立广泛的反***战争的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要议程有六项。其中的第二项议程，也是最重要的议程，是由季米特洛夫作《***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论述了建立反***统一战线的意义，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批驳了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观点。
王明于1934年5月28日，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他对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了解的。“王康指示信”中关于扩大东北统一战线的策略也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提出的。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为了适应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以及讨论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有关事宜，1935年6月，正在苏联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的王明，被吴玉章等电召回莫斯科“共商对策”。
王明回到莫斯科后，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了数天会议，然后由他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7月1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决定组织一个由王明等七人参加的委员会，吸取集体讨论的意见，对文字进行修改和写一解释的信。
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还讨论决定了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名单、组织及分工问题；讨论了关于起草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问题及出版工作，决定总的文件主要由王明起草，并由王明负责整理发表；同时决定将中共代表团主办的设在巴黎的《救国报》变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