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最后又总结说；“我们总的意思，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当时党内还没有人能超过王明。不过，在暗地里恶毒咒骂毛泽东，恐怕当时党内也没有人能超过王明。
当然，不管王明如何表演，党和毛泽东决不会听了王明的几句恭维话就轻易地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出：“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论述是对王明、博古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政策的否定，这在当时不但王明、博古难以接受，一些同志对此在认识上也有分歧。因此，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虽然在中共中央通过，但有些人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错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策略错误。它反映出深刻地认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还需要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所以，中央决定首先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学习。中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件作为干部学习材料，中央也规定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历史文件结合起来深入学习。
从此，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有120多名高级干部，为了推动这一学习更好地进行，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意义，强调必须实行实事求是的态度。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下面的论述王明就更可以对上号了：“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开始与王明的错误公开交火。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发言中，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认为“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更严重。他们自称是“国际路线”，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王明在9月12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反击。他不但不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博古的错误，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
王明还抓住别人在发言中说改正了错误思想上就感到“轻松愉快”这句话作文章，批评人家这种态度“是不能改正错误的”，是“还没有认识错误”。
王明的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批评。随着讨论的深入，逐渐澄清了以下事实：1.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3.王明到苏联的后期，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形势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支持；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长江局工作中，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
9月26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样，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又在更大范围展开。
中共中央9月至10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于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提出了王明“左”右倾错误，但王明本人仍不承认自己的错误。10月初，王明和毛泽东进行了几次谈话。他谈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论持久战》、对武汉时期形势的估计、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等问题，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毛泽东明确指出他在武汉工作时期，在下列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战略问题——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致电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10月7日晚，王明又与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抓住季米特洛夫询问中国抗战情况的一封电报，向中央进行反扑，说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并说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需要与大资产阶级把关系弄好，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
看得出，困境中的王明在做最后一击了。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指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召开工作会议，王明又把7日晚的谈话作了一些修改，在会上作了发言。王明继续说：“我们应与国民党关系弄好”，我们有些地方“政策过左”，“是妨碍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论》把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并说为了与国民党关系弄好，可否提出“我们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等等。
王明的这些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反对。因为他提出中央犯了“左”的错误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王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10月22日，王明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以后，王明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几乎再没有公开露面活动。
四、所谓的“谋害事件”
王明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十分反感，但他并没有公开明确表示出自己不满。可是，自1974年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一书在国外发行以后，人们却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内幕新闻”：
1941年，毛泽东为了“消灭他的主要政敌”，于“10月14日，他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王明声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蓄意谋害”，目的是“置我于死地”。
这个“内幕新闻”公布以后，一时间成了一些别有用心者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尖锐材料”。因此，这一事件就成了评述王明时所必须澄清的问题。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大肆渲染毛泽东“蓄意谋害”他，并认为这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谋害的第一步，就是“强迫我住院治病”。
其实，王明是在1941年10月12日，毛泽东根据他提出的问题，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自己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并于10月14日，住进延安中央医院的。
王明自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身体确实不太好，心脏、肝、胆都有些毛病。但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并不是“强迫”王明住院治病，而是王明为了拒绝承认错误自己主动要求住院治病。从这所谓“蓄意谋害”的第一个步骤，也是这一事件的真实背景中，不仅可以看到王明编造谎言的本领，也可以了解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王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态度。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他从1941年10月14日被“强迫住院之后”，“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在1943年2月季米特洛夫来电答应接王明去莫斯科之后，金茂岳竟然“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要马上置我于死地”。
金茂岳当时是延安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他1935年于山东齐鲁医大毕业后，留在校医院妇产科工作。据他自己回忆：“我那时很爱学习，准备以后自己回家开个医院，所以我也学习了一些外科知识。但内科我不愿学习，只是在学校实习时接触了一些内科知识，所以对内科不太熟悉。”
1938年1月，金茂岳先是跟随红十字会组织的一个医疗队去了西安，然后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等安排来到延安，在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工作。王明住进延安中央医院以后，由金茂岳担任主治医生。王明当时是因为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的，但住院不久，又出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根据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清泄药服用甘汞。这样治疗了几天，病情有了好转。据金茂岳对笔者回忆说，当时他曾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但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白班护士没通知夜班护士，而金茂岳又没有认真检查护病记录，所以夜班护士继续给王明服用甘汞，结果王明病情开始加重。在西医治疗无效的情况下，请来了延安著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经服用中药后病情基本好转。
原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医疗主任黄树则回忆起这次事件时说：
“当时，中央医院的院长是傅连璋同志，他派金茂岳给王明看病。”“金茂岳给王明看病本来也没什么，后来因他老便秘，金给他开甘汞。过去医疗上的老办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但是，金茂岳是妇科医生，擅长妇产科，一直在妇科工作，不熟悉内科。本来用甘汞应用粉末剂，可是金茂岳却用了水剂加重曹。用的时间较长，这种药是不宜长久使用的。后来检查，发现王明尿液中有汞，这就出来问题了。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告到中央。毛主席当时很注意此事，要求一定要弄清楚，傅连璋组织人会诊。”
1942年6月，傅连璋、马海德等在延安的医务人员对王明的病情进行会诊，认为金茂岳在治疗中服用甘汞是可以的，但服用的时间过长，导致病情加重。
这是王明住院期间确实出现的一次医疗事故，主治医生金茂岳对此是负有责任的，金茂岳对自己的失职也作了检查。但医疗事故与“蓄意谋害”截然不同，王明把金茂岳个人的医疗事故说成是在毛泽东命令下的“蓄意谋害”，纯属不顾事实的编造。
实际上，王明入院时整风运动还没有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展开，金茂岳等医务工作者对王明犯了严重的“左”右倾错误并不清楚。金茂岳听到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诬控毛泽东、李富春曾派他去毒害王明之后，气愤地说：“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
金茂岳的爱人，当年中央医院的护士黎平也说；“王明认为老金害他，背景是毛主席。实际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王明犯了错误，只知道他是中央委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王明的病情是很关心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医院或家中看望王明，及时解决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例如，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发的电报中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七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