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王明当时也是表示满意和感激的。1943年11月15日，孟庆树亲笔向党中央写信说：“我要声明：第一，我从来也未对中央对党不满，第二，我从来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的，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假使说我有时还有些牢骚，王明同志确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最后，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已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可是，当时曾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想尽办法”为其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则以“十万分的仇恨”，编造出毛泽东和党中央“蓄意谋害”、“置我于死地”的谎言。恐怕王明也没想到，孟庆树1943年写的这封“感谢信”，今天会成为戳穿其谎言的有力佐证。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的这场“蓄意谋害”事件中最“精彩”一幕，是金茂岳在会诊之后亲自向他坦白交待了事件的所谓“真情”：
“金茂岳在结论上签字以后，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
‘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您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
这时，屋里闯进了两个军人，其中一个冲着金茂岳喊道：
‘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里。你跪着干什么，哭什么，还嘟嚷什么？走！到枣园去！你是个犯罪分子，没有权利同别人讲话！’他们揪住金茂岳的衣领把他带走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巴方廷在1937年至1944年间一直担任王明的警卫员，他也是王明和金茂岳谈话时的唯一见证人。据巴方廷回忆说，金茂岳由于在给王明治病时用药不当，感到很痛心，确实曾经来向王明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金抢着叫他哥哥，叫原谅”。但是，金茂岳当时“并没说别人要他来害王明，也并没有来了两个军人把金茂岳带走这些情节，而是我把他拉开劝走的”。
由于王明不断向党中央告金茂岳的状，金茂岳在1943年7月被拘留审查。但是，拘留金茂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按照李富春的吩咐下毒害王明”，而是按照王明的理由，怀疑金茂岳是否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
1942年11月15日，孟庆树在“给弼时、富春同志转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的信”中，说金茂岳在政治上值得怀疑，“因为金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又与侯大夫关系很好，而侯是东北人，有些可疑”。
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调查清楚，并组织在延安各医院的著名医生进行会诊，不久又将金茂岳拘留审查。
金茂岳被关押之时，正赶上当时的“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在严刑逼供下，金茂岳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一直到1945年，才查清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这次事件只是一次医疗事故，金茂岳又重新恢复了工作。
从上述历史事实可以看出，王明当时并非如《中共五十年》中所言，认为金茂岳是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蓄意谋害”，而是怀疑金茂岳是否与国民党有关。对于王明的病情，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但十分关怀，而且对王明指控金茂岳一事也非常重视，组织专家进行会诊，将金茂岳拘留审查。最终查清了真相，在当时就已经对这次医疗事故作出了明确结论，金茂岳也恢复了工作。事情如此清楚明白，可是事隔30年后，王明却编造离奇的谎言，把一次普通的医疗事故说成是政治谋杀，这倒有助于我们从侧面更好地了解传主。
五、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面态度
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普遍整风运动进一步展开。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向全党发布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号召。以主观主义为特征，以党八股为表现形式，在党内搞宗派主义的王明“左”右倾错误已经大白于天下，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从1943年10月起，整风运动开始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主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的中央政治路线，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反复讨论。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提议书》。中共中央26日收到《提议书》之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提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解散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并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给予了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也犯有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共产国际扶植王明教条宗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导致土地革命战争的惨重失败，更留下了深刻教训。
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王明向来是以共产国际政策代言人自居。王明政治上的一步步进升，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扶植与支持，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也确实对王明给予了特殊“关照”。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原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22日以个人名义致毛泽东的信中说：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物。但是出于个人友谊我不能不对您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一直密切地而且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国事务。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而从内战中获得好处的只是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电报还认为，当时进行的对王明等人的批判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是根据王明拍给他的电报中的内容而写的。据王明自己在《中共五十年》中说明：“1943年1月8日，有两位同志——他们是苏联的军事记者，来看望我。我问他们，可不可以通过他们的电台向季米特洛夫同志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我请求他们向共产国际领导报告，在我于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以后，在最近这五年里，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他搞的所谓‘整风运动’，实质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运动。”
季米特洛夫在信中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延安整风运动的指责是听信了一面之词，但他在信中对康生作用的怀疑却是很有预见性的。他在信中说：“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象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相互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
康生这位曾经和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期共事者，1938年8月成立中央社会部时，担任了这个重要部门的部长。1941年中央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后，康生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1942年6月中央成立了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担任总学委主任，康生又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学委主任，成了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助手。
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抢救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抢救运动”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大搞逼、供、信的残酷斗争中制造出来的。季米特洛夫对康生所起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康生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感。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以后，在整风运动中八面威风的康生并没有得到提升。中共“七大”以后，康生的实际权力反倒大大缩小，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的职务都被解除了。不过，善于政治投机的康生还会东山再起，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左”倾灾难，注定了康生这类善于投机钻营之辈还会得志猖狂。
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并没有影响延安整风运动的进程。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各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组织上，党中央也做了调整。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书记处“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还“决定将现有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设书记（邓发）和副书记（蔡畅）各一人”。
《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还对各个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作了重新划分。这样，王明就继1941年9月延安女子大学撤销而自动解除了女子大学校长职务之后，又被解除了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只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组织委员会由***、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尚昆、弼时八同志组成之，由***同志任书记”，王明并不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