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10月王明赴苏治病，到1974年病逝在莫斯科的整整24年，王明几乎没有进行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休息养病。在这24年中他回国养病三年，其余21年均在苏联。加上以前在苏联学习与工作的时间，王明在苏联居住共有32年。也就是说，王明近半生的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
王明赴苏养病是他本人要求，经党中央批准而成行。党中央对他病情十分关怀，不仅负担他的医疗费用，派医生和护士随行护理，而且还派工作人员照顾他的生活，中央负责同志也常抽空前去看望。
王明在苏养病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王明也乘机抛出了大量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20万字的《中共五十年》一书，歪曲历史事实，发泄多年积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自己错误翻案，成为他临终前留给人们的一本遗言。
一、第一次赴苏就医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王明到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京后病倒了。他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会后，他又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忙于起草报告和准备几个刑法草案。
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法干部计233人。这次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犯人改造暂行条例和公司法草案。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7个小时的报告。会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7月底，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8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以各种借口拖延写声明书。18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写好。”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党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请求。
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后，才应准许他去苏联治病。但是，党中央考虑到他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强。所以，还是同意了他赴苏治病的要求。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六人，在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乘火车赴苏。
据护送的田书元回忆说：“1950年王明出国一次，正赶上抗美援朝。到哈尔滨时听到任弼时逝世的消息。我把他们送到满洲里，然后回京报告经过情况。王明带着孟庆树和两个孩子，大的叫明明，二的叫亮亮，走时两个孩子都没有进学校……还派了一个做饭的（陈启珍）一起去。”
王明是1950年10月25日从北京坐火车出发的。任弼时10月27日逝世时，他们还在哈尔滨，以后到了满洲里，11月初到达莫斯科。
王明走时匆忙，连他这时尚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都未告之。甘宁回忆说：“走时没有通知我，后来我去看父亲时，才知道他们走了。”
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他的健康。1952年11月10日晚，***趁参加苏共十九大之机，专程到王明养病寓所看望，与他进行了谈话。
事隔20多年之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却说：“1950年8月17日我给毛泽东写信，但毛泽东没有回信。10月25日他突然安排让我马上到苏联去。”就是说，他之所以赴苏治病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
不过，王明在国外的编造是经不起当事人对证的。据当时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证实说：“王明1950年出国，说肝脏不好，在北京治了好久，他自己打报告给中央，要求去苏联治病，后来中央同意了。”黄树则当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对王明的病情最为了解，也是王明去苏治病的经办人之一。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之所以把自己申请去苏治病说成是毛泽东的“突然安排”，是为了把党中央、毛泽东他安排的赴苏之行，说成是企图假借美国的飞机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他说：
“1950年10月25日上午11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早上九点钟***把我叫去并对我说，今天凌晨毛主席同他谈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车开往满洲里车站的火车去苏联，他吩咐我尽快去办理一切手续’。‘现在我把护照交给你……我已通知铁道部，在今晚六时照例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你挂一节公车’。”
“王明问杨尚昆：‘据说，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这消息是真的吗？”
“杨尚昆回答说：‘是真的’”
“王明再问杨尚昆：‘如果我们明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赶上集中轰炸，难道不是这样吗？’”
“杨尚昆明确回答：‘今天走不走，你自己决定，如果你决定不去，就请告诉我，我好通知铁道部。’”
最后，王明悟出了“道理”：“我和孟庆树，当然马上就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的原因了。***早就同意我们到苏联去，而我们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尽管有危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在五个政法机关为我们饯行的招待会上，一些同志劝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险，但是我们于六点半坐火车启程了。”
据《王明诗歌选集》记载，他于10月25日还写了一首《值得冒险行》的五绝：
申请赴苏久，今天突命行。
明知轰炸险，为党决登程。
实际上，早在王明赴苏之前的10月8日，毛泽东已向志愿军发布进入朝鲜的命令，19日，志愿军就已经跨过了鸭绿江。所以，并不存在“正好赶上集中轰炸”问题。
而且王明去苏治病也不是毛泽东的“突然决定”，而是党中央为他赴苏治病进行的安排。王明于9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后，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立即与苏联进行交涉，并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接到斯大林的同意回电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即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同苏联交涉的结果通知了王明，王明也开始了赴苏治疗的准备。
10月23日，王明向***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得中央办公厅通知，一切准备好了，我可于日内起行。如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有须当面吩咐之事，请于今明两日内通知我，以便前往聆示。否则我即不去辞行了，因您们忙得夜以继日，我不愿去耽搁你们宝贵的时间，谨此敬礼，并祝健康。”
从王明这封信可以看出，10月23日王明即准备两日后起行，就是说，10月25日之行是早已作出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
事实也证明，王明一行在党中央的妥善安排下，乘火车平安到达了莫斯科，路途上并未遇到任何危险。至于在事实过后仍然把一趟正常的旅行说成是“有意谋害”，只能证明王明为了与党中央对抗，已经不惜歪曲历史事实，造谣欺人。
二、再次赴苏治病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后，他与孟庆树、两个孩子以及保姆陈启珍又回到国内，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
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从此，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改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这时期，王明主要任务就是静心养病，没有参加党内外各项活动。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中共中央曾将这个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他于1月28日给中央写信说：“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并说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七届四中全会。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代表富振声因王明没有参加会议，又一直不检讨自己的错误，故写信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认为王明“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
大会主席团将此信转给了王明。
王明见到富振声的信后，于4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说：
“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的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当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而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年来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二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讨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意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养病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都先后前往医院或家中看望，对于医疗上的问题也全力给予解决。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召开之前，王明让孟庆树代笔给***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中央并主席。信中表示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向中央请假”，而且在信中并提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们送到机场。孟庆树、明明、亮亮和上次随同去过苏联的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
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以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王明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随同王明去苏联的警卫员李景才在苏联住了半个月左右回国，保健护士朱深燕住了三个月也回到国内。
后来根据王明的要求，国家又派中医院的岳美中、李大夫两名针灸医生赴苏，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疗半年后回国。
1957年6月，保姆陈启珍也回国，接替她的是原在孟庆树父母处当保姆的蒲秀贞和王景环。王景环是蒲秀贞推荐的一名中学生，她在苏联只呆了20多天，由于与孟庆树不和，被孟庆树打发回来。后来国家又派王英赴苏，又因和孟庆树不和，很快被打发回国。由于王明胃肠不好，陈启珍、蒲秀贞做的饭，烧的菜又烂又软，很合王明口味，所以很得王明青睐。蒲秀贞一去就在苏联王明家呆了30年，直到王明、孟庆树双双病逝后，她才于1986年回到了祖国，得与家人团聚。
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