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卖五角大楼》事件余波未了之时，NBC新闻总裁鲁文·弗兰克曾经在一篇备忘录中对其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们一样，已经厌倦了当一个不容怀疑的人。”他不厌其烦地提醒每一个人了解NBC的规定，反对“欺骗性操作”。但是，广播电视新闻与公共事务类节目必须是“不容怀疑”的，哪怕是以损失节目的活力为代价。在有关该片的争论中，某些人关注或支持其中的某一方，不可避免地会有个人看法，对于一位已经建立起公正和服务公众形象的电视新闻业者来说，这些看法永远也无法符应其理念。
希望舆论能够监督欺骗性新闻行为，很显然，这个愿望在《出卖五角大楼》事件中破灭了。电视网在对亨金的访谈节目中扭曲事实，对这一行为，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毫不关心，却热衷于给节目授予奖项。一个人信奉的观点如果与他在电视中发现的观点完全一致，他是不大会去调查节目制作的背景的，就像一个坠入情网的人不大可能去调查他的爱人所用的化妆品一样。戴维·布林克利曾经发现，没有人去指责与自己立场相近的新闻存有偏见，而且当这种评论不是很真实时——塞尔迪斯曾经指出，在麦卡锡与默罗之争中“同等时间”的适用条件不充分——它会遮蔽大多数人对公共事务类节目的看法。
由于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比对方法技巧的兴趣要大得多，因此至今没有人成功地对“编辑责任”下定义，或者想出一种方法来确保编辑责任的实现。正当《出卖五角大楼》一事在美国炒得沸沸扬扬之际，英国的BBC陷入了一场令美国电视网无法想像的麻烦中。事情的起因是，一档名为《大全景》的每周公共事务类栏目，为庆祝1970年大选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制作了一期节目，表现前工党大臣们现在降为站在对立面“影子内阁”。工党政要们接受了邀请，在电视上露面，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要参加一个关于执政与在野之间有何区别的严肃讨论，然而，《大全景》的制片人兼主持人戴维·丁布尔比却一再强调他们的工资和办公津贴问题——竞选失败后，失去公房、公车及各项便利的情况：画面中有不少家庭搬家、熄灯之类的镜头；背景音乐也配的是一个摇滚乐队弹奏的伤感歌曲；节目名字一直到访谈内容全部剪辑成片之后才公布，名为《昨天的人》。
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问题上，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曾因党内意见分歧而饱受困扰；在节目中，他被刻画为：在其作为反对党的几年中做了一件好事，即及时写出了他在唐宁街10号任职期间的回忆录，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不啻是在侮辱之外又加上了伤害。人们看到，丁布尔比在镜头前采访威尔逊时，坚持要了解《泰晤士报》为取得他的回忆录连载权支付了多少钱，当对方称“这不关你的事”时，仍然穷追不舍，拒绝接受这一回答。后来，在威尔逊对BBC监事会的强烈抗议下，这一段提问和回答在节目播出之前剪掉了。实际上，有关人员在制作室里一直等了两个小时，直到看到节目预告后，才对片子进行了二次剪辑，以便能够及时播出全部报道。开了几天务虚会之后，BBC监事会采取了一种明智的坚定立场，支持BBC制片人所表现出的道德正义感，尽管人们知道，其中有几个人当被私下问及对节目的看法时，他们的反应近乎愤怒。几个月后，BBC指定成立了一个由资深人士组成的“广播电视评议会”（Broadcasting Council），类似于英国早已建立的“新闻评议会”（Press Council），专门处理有关新闻报道的投诉。
CBS在同斯塔格斯的斗争中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如果蔑视国会罪的起诉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话，联邦通讯委员会会感到有压力，会拒绝向CBS所属电视台签发3年的续期执照，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那些被指控蔑视国会的广播电视从业者和机构，似乎是不大可靠的执照持有者。但是，如果再多几分勇气，并加以适当运用的话，也可能会避免这次龌龊的大辩论。当国防部提出要求时，CBS新闻部本来应当做的，是给亨金，也许还有麦克尼尔上校寄去一封致歉信。信中要强调的是：因时间仓促，剪好片子比较困难；CBS的不当剪辑很明显对该节目的影响无足轻重，等等。最让国会议员们感到愤怒的，对CBS新闻部来说也是最丢脸的，不是对亨金访谈进行的剪辑——即使是“不容怀疑的人”也被允许使用铅笔头上的橡皮擦——而是后来对无可争辩的事情进行的争辩。一年后，以不断增加的名誉损失（不仅是在国会上的）为代价，CBS新闻部还在为自己对亨金访谈节目的剪辑行为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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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当霍姆斯法官还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工作时，他写道：出版就好比“在大街上开枪”。他的观点是，出版物对任何因其内容而造成的伤害负有完全责任，任何受到出版物虚假内容伤害的人，都有权收集这些内容，不管错误是因为恶意或是真诚，还是因为意外引起的（比如，因首写字母相同而造成混乱，使得某个品性优良的公民受到嘲讽，因为有同姓同名的醉鬼在警察局有不良行为）。在被公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霍姆斯看来，个人名誉权比新闻自由更加重要。但是在1960年代，最高法院破坏了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名誉权，并一再坚持，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恶意，或者存在对实情的“完全漠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这种证据），那么任何公职人员都不能收集那些甚至是最虚假、最有破坏性的诽谤文字。1960年代末，出现了地下新闻业的全盛时期，它沾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册子的那种恶意诽谤的陋习；到了1970年代初，人们开始奇怪，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了英雄可崇拜……。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出现了真正的权利冲突。有一则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便是“公众知情权”优于一切。作为一个“因删节造成对他人的诽谤”（因未能指出某一广告词的确出自她的手笔）而遭到起诉的作家，我个人毫无疑问认为法院判决大有好处，可以保护我免受因自己可能的失误所带来的困扰。可是，诽谤法实际上消失了，留下来约束记者的，除了良心之外别无他物，而记者是会不喜欢某人、某种态度或某项政策的。一般来说，多数人的良心总是脆弱的，经受不住压力，尤其是当你只是因为没有证据而不能说出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时，这种情形被批评为是在作“自我检查”。
公正原则也会惩罚那些根本没有制造受害者的电视台。由于这一原则是行政运作的补救措施，因此，它很容易被滥用——要么被有敌意的行政机构故意滥用，要么是被认为应尽可能经常利用手中权力的官僚们愚蠢地滥用。而且，在具体实施中，这项原则对受到合法抨击的人和受到诽谤的人都一视同仁——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可能是“真理的仲裁者”，它对攻击背后的证据如何不加理会，却给予每个人同样的答复权。实际上，也许真正需要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惯例，即诽谤者进行诽谤后在同一时段、同一地点公开道歉的传统做法。这样，记者自然也应该受到惩罚，而受害人所得到的，不仅是赔偿，而且是雪恨的机会。
几年前在伦敦，泰晤士电视台晚上6点的《今日》节目曾经报道过一起发生在某中学的骚乱。在离该校不远的街头，记者和摄制组抓拍到一群穿着相近的男孩子，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访谈中，这群男孩详细描述了这次骚乱的情形及其原因，实际上，这些男孩中没有一个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或是这次骚乱的参与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到处胡闹的孩子。第二天晚上，很明显，由于主管商业电视台的独立电视公司的坚持，记者走上荧屏，为他工作的草率向这所学校、也向他的观众们道歉。
最近在美国也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NBC记者卡尔·斯特恩在一次《晚间新闻》节目中谈到，参议员罗伯特·伯德有可能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并谈及伯德在美国大学法学院的情况。他说：“几年前有许多人公开指控——尽管从未被证实过——一些国会工作人员为他撰写学期论文。”实际上，从来没有这种指控（无论如何，没有公开指控）。伯德参议员对此提出了抗议，之后他收到一封来信，是NBC官员写来的，而非斯特恩的来信，信中对播出内容表示了歉意，伯德随即在《国会记录》上全文刊登了这封来信，可是，《晚间新闻》的观众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很显然，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斯特恩亲自上电视，告诉观众们，并没有什么针对伯德的“许多公开指控”，他们被误导了。
美国新闻界（报刊界和广播电视界）一直都情愿用私人信件而不是其他方式，来表示收回自己的传播内容。但是，在最高法院架空诽谤法之前，收回传播内容在过去是经常发生的。很明显，也许除了经法庭审判外，没有任何外部组织，有权强迫报刊界或广播电视界收回自己的节目；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任何行政或立法机构应该对此类事件发表意见。在英国早已成立的新闻评议会，在美国也于1971年在明尼苏达州成立，它可以针对有关严重失实或处置不善的投诉进行调查，如果评议会成员感到有必要的话，还会公开建议当事者作出道歉。这里的关键是，新闻评议会应该主要由在职记者组成（而不是像英国和明尼苏达州的评议会那样，由大老板和公众人物组成），因为在职记者们的标准会更高一些。对记者而言，受到同行公开指责后的道歉，要比一般性道歉所带来的羞耻感更甚，为了避免这种被人指指戳戳的处境，许多记者会咬紧牙关，尽快地道歉。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不少投诉遇到巨大的灰色地带时都会不了了之。但是，应该有一个灰色地带存在，尽管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偏见的记者终究会越过这个灰色地带，做出应受到指责的行为。
现在的情况——报刊界和广播电视界揭露别人的错误，却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缺乏行之有效的诽谤法的情况下是难以为继的。如果法院或者立法机构给予“新闻记者以特权”，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记者本身就有权隐藏他们攻击他人的证据（如果有的话），情况将是灾难性的。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于20世纪后25年不断专业化的社会来说，如何规范专业行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断有力量推动着教育界、法律界和医学界，去制定更值得信赖的标准，新闻界（报刊界或广播电视界）也不可能置身其外。
纪录片是电视的专长——其他节目多多少少是由于事件本身，或出于效果考虑而出现在电视上的。可是纪录片常常赔钱，这一点不为管理层所待见。弗雷德·弗兰德利曾经在他的书中回忆起第一次参加CBS股东会议时的情景，他感到震惊：当时的主席威廉·S·佩利指出，在刚刚过去的25年间，未曾料想到，公共事务类节目（内容包括太空探索、纪念温斯顿·丘吉尔之死等等）使CBS的股票每股跌了6美分，而且纪录片还在华盛顿惹出了麻烦。不管执政当局的政治色彩如何，每一名广播电视从业者都有理由为此感到忧虑。
弗兰德利曾经在报刊上为《出卖五角大楼》的编辑工作进行辩护，但是，他也非常沮丧地告诉他的一些朋友，节目播出后惹来这么些麻烦，一家电视网（或者一本书，他说）必须对一切有争议的题材三思而后行。可是，没有人能够那么小心。所有电视网目前开始对其制片人所实施的那种控制（除了电视网管理层根本不情愿播出的有争议性的纪录片之外），都会扼杀电视传媒最有价值的生机和活力。
民间性新闻评议会——一个有责任接受投诉，并作出常识性评判的团体——能够保护纪录片的未来。换句话说，“事后批评”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合法的。问题是，由谁来作“事后批评”？电视网新闻部门——和报刊编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有效的后期审核程序，按照这些程序，他们可以公开地自己处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