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神学院的教授们并不这样认为，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神学院的教授都是诚恳而真挚的信徒，他们不仅学富五车，并且对人类持有悲悯之心。要知道，他们曾经都是非常出色的牧师，所以，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传教士，而不是成为只会不断质疑的“神学家”。我可以体谅，在教授们的眼中，作为传教士的首要美德便是对于过去留下的观念的忠诚，南方大多数信徒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并且这一法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同样适用。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学习教授们的学识和品性时，不能放弃独立的思考和学习。学校里有个超棒的图书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泡在那里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课外温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图书馆里，我可以读到与宗教有关的书，但更多的是年代比较近的书，还包括科学和其他知识。我对于心中那些真理更加坚信，这都源于独立学习，尽管有些理论还只是形式上的一些死教条，并且所阐述的方式和支撑理论的依据都很可疑。曾经有那样一个时期，两种宗教观念在我的心里有个小而紧张的“对峙”，事实上，一直到了今天，这种对峙也依旧存在。我的经历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都十分看重：尽管在南方长老会麾下从事过宗教活动，可我并不想重复父亲的老路。我时刻能够意识到，这种热爱与信念交织的复杂感情已经对我有所回报。
路易斯维尔长老会神学院的莱西·欧文·墨菲特借传教之机来访协和神学院，那是在我进入神学院学习的第一个学期。很快，我们就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年，他就申请调到了里士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彼此浓厚的兴趣。墨菲特成了我的室友，那时候吉欧穆尔已经毕业。我和墨菲特一生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我们甚至成了连襟，因为我们娶了一对姐妹，之后我和他同去了中国。
我在神学院就读的第二个学期，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亚瑟·尤文来到协和神学院，他的到来让我再一次面临了那个问题，即是否做传教士的问题。亚瑟·尤文是刚刚从印度传教回国的，他回国是为了休假。当时，我是协和神学院学生组织的主席，所以，我负责全程接待他。我的主要工作是安排采访他，并且主持他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讲。亚瑟·尤文在结束协和神学院的行程之前，向我问道：“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呢，司徒？”我只能告诉他，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我是迟早要面对的，我知道我躲不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帮我，包括他。亚瑟·尤文的建议让我明白，这个选择已经迫在眉睫，这个选择关乎我的未来。我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不可以再优柔寡断，对于未来的考虑必须要开始了，我很感谢亚瑟·尤文的一些建议，他的建议颇有见地，也让我对于未来的选择更加坚定。
尤文神父离开神学院的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一直到清晨5点顶楼的钟声敲响了五下。我对于去中国传教有抵触情绪，这是我小时候就形成的，已经根深蒂固。中国是一个并不让我讨厌的国度，可一想到父亲在中国传教的情景我就有些害怕：拥挤的人群，他们大多无所事事。人们对街头的礼拜堂和祈祷活动充满了好奇心，可是宣传教义却毫无收获，大家看传教士的目光就像是看小丑一样，我们需要承受轻蔑的目光、水土不服、健康受损等惨重的代价……在中国我们几乎不能得到学习进修的机会，如果我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就意味着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很快就会在世界的潮流中落伍。在中国的童年生活，让我在整个少年时代都遭受猎奇的目光和白眼，并且这种感受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相对来说，在弗吉尼亚的日子是快乐的，我十分适应美国南部的生活。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在感情上依赖弗吉尼亚，它是我的依赖物。我常常会想，如果之前就能够预见我以后要回到中国去，心里又会怎样去想？我想，那将会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们并没有逼着我像他们一样做一位传教士。可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够如同他们一样选择传教士事业，他们会高兴万分。我的弟弟大卫，曾经宣称不会走父母的老路，并且他那个时候正在读医学院，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与父母一样的路。在1909年的一场事故中，大卫过世了，在那之前，他曾经到过中国的苏州，并在博习医院做过两年传教医师。华伦是我的另一个弟弟（他在中国成长，并在那里待到15岁），那些曾经困扰我和大卫的童年梦魇被华伦轻易地克服了，他后来非常顺利地成为一名传教士。1927年，大革命爆发之前，华伦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和一所神学院任教长达19年。
跟随着记忆的脚步，我回到了那个重要的夜晚。对于传教士这个职业，从感情上说，我非常反感；可就当时的大环境而言，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外界的阻力，去海外传教是最能让每一位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体现诚恳的职业选择。即便你没有“主动”选择这个职业，也需要在宗教组织关键时刻的“号召”下积极响应。尽管如此，我对此十分不情愿。我反问自己，在美国这几年我是否真的感知到了为了耶稣牺牲一切的诚恳，反抗物质享受只是为了追求精神价值么？我生命中最真实最重要的因素，真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又是否能够快乐地从事宗教工作呢？又或者说，我还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基督徒吗？这些问题充斥于我的脑海之中，令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后来，我决定用一种“终极测试”的模式考察自己的宗教理念。为了证明对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我的最高价值，我决定做一名传教士，并通过自己对事业的努力和对生活的满足来证明这个理念。我决定追随上帝的指引，哪怕他将我安排到无法适应的中国去工作，又或者他将我留在自己的国家。想明白这些后，精疲力尽的我终于睡着了。等我睡醒起床后，我决定将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给伯罗克·吉欧穆尔和莱西·墨菲特。对此，他们毫不惊讶，我也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合适。相反的是，我觉得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十分满足，甚至有些兴奋。并且，对于这个决定我并没有后悔。显然这个决定是个聪明的决定，它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确认，并且我做了顺应潮流、顺应大环境的事。那就意味着，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仅与宗教有关，而且看上去丰富多彩。我生命里的精彩和愉悦，将在事业的打拼过程中得到实现。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其他的道路，情况将完全不同。
4.“跃进运动”的成员之一
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影响力超出了想象，各大宗教组织所能接待和安排的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那些励志去海外传教的积极分子的数量。全社会都对传教事业做出了支援。最显著的成绩莫过于北方长老会及其理事会组织的“跃进运动”。全国各地的教堂在“跃进运动”的支持下进行了募捐活动，以补充地方教会资金用来支持海外传教事业。南方长老会管辖的教会也受到了这一形式的影响。南方长老会组织的海外传教阵营在那时很稳定，没有资金的增长，新的志愿者要想获得支持和批准很困难。在环境的影响下，墨菲特、我和同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J.费尔曼·普莱斯顿，决定并试图在自己的教会里发起一个“跃进运动”。路易斯·维沙德博士对我们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他是北方“跃进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搞运动所需要的那套方式，都是从他那里照本宣科搬来的，并且让我们受益匪浅。
教会对于我们搞的“跃进运动”并不想负任何正式的责任，以免他们也被牵涉进来，他们只是为我们许了很多美好的承诺、表示个人的祝福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我们获得了一些捐赠，那是为数不多的商人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只不过，那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没有薪水的我们，仅凭着誓言和图书到处游说，我们尽量不住宾馆，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在那里住上一夜。我们努力宣传，鼓动人们，期盼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传教事业。为此，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些地方委员会。最开始，我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每个人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北卡罗来纳是普莱斯顿的“根据地”，肯塔基是墨菲特的“根据地”，而我自己则选择了弗吉尼亚河谷作为我的“根据地”。一个礼拜日，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我开始了第一次游说活动，这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特区展开的。匹策神父接待了我的来访，他是当地中央长老教会教堂里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允许我试着在他的辖区内进行活动。我向躺在沙发上的他介绍我制订的计划，等我说完后，他坐了起来，并用手拍着自己的膝盖对我说：“让我一直纳闷很多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教会，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尝试过类似的事情？”我回答他说：“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过于激进。”他对我说：“你是对的，年轻人，加油吧，上帝保佑你可以从教会申请到更多的资金。”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他的辖区里做公开的演讲。不久之后，选举派往海外的“驻外牧师”让这里聚集了很多公众，他们对我很满意，并且准许我留在这里“实习”：练习传教的技能。我将会被正式授权去海外传教，那需要等到一个成熟的时机。这种与华盛顿教会良好的关系，我保持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当地长老会教堂有很多信徒，其中就包括威尔逊[13]总统。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从中国休假回国在美国的教堂里做演讲，总统当时就坐在听众席里。
很多立志去海外传教的年轻人都在那时采取了和我同样的做法，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事业最缺乏的就是资金的支持，而我们这种做法不但新颖，而且能获得显著的成绩。传教事业之所以缺乏资金的支持，源于社会对此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并没有一个系统专业的组织或者机构来安排这种事。最后获得支持并且出国的人往往惊喜连连，这全都源于这件事的困难重重。之后，情况变得大不相同，那是因为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专业化的组织已经发展成型并且趋于成熟。一些外行可以借着做贸易来进行传教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去另一个国度是一种浪漫的行为。传教事业不再是一些含混的抽象教条，它变得具体化、地方化、私人化，还带着域外文明的风花雪月的浪漫。顺理成章的运动取得了成功。我们的总部收到了大量的资金。在第二年春天组织的“跃进运动”大会上，秘书长由我们三个人当选，并由此获得了一份不菲的薪酬，对于我们提出的计划，所有的成员都投了赞成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发起的“跃进运动”成为了大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当年夏天，为了表示虔诚，我们三人同时申请了海外传教的职位，可最后被选中的人只有普莱斯顿。不久之后，他和一个女孩订婚了，他是在旅行途中认识她的。举行完盛大的婚礼，他们就去了朝鲜。在普莱斯顿离开后，我和墨菲特又在美国待了一年。我们希望在那段时间里能够找到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供职。当时，我们接到过一些地方教会的任职邀请，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坚持一点：如果想要收获更多一些，那么就应该成为海外传教阵营的一分子。对于当初的理想我们已经实现，而让我们十分高兴的是，极端保守的南方教会也接受了我们的新思路。一名长老会的常任干事被指派来到我们身边，他将协助我们展开工作。
回顾当时的这段经历，它确立了我的宗教价值观，使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希望不要仅局限于满足看似无私的自我牺牲，而是要达成新的目标。我拒绝了读研的机会，在神学院毕业后就像是当初大学毕业时那样，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拒绝了。之所以拒绝研读硕士学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高学历并不能给宗教事业带来更多的帮助，在一个学术机构里再多待上一年未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我的考虑更加实际一些。对于未来的个人发展，我认为如果将多数精力放在“跃进运动”中，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与各种宗教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会吃很多次的闭门羹，但也正是这一过程，把我培养成了一名热爱宗教事业的人。要知道，在后来我的传教士生涯中，这些经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我的足迹遍布南方各州时，我发现对于弗吉尼亚的那种依恋感更深了。在这一时期，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牧师、教会领袖打交道上。在这一过程中，我和他们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关系，并因此结交了不少好朋友。我和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流障碍，哪怕是在彼此的宗教观念不尽相同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和谐因素，我所从属的教会与大多数其他教会之间的和谐。我认为，基督教的真正基础来源于这种和谐。
5.中国传教，我准备好了
我和莱西·墨菲特在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长老会颁发的牧师从业资格。在两年的“跃进运动”之后，我们两个做好了去中国的一切准备。可还有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我们就这样孤单地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吗？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同时结婚！偶尔的一次机会，我们两个同去新奥尔良办事，也正是那次让我们遇见了约翰·埃德温·诺德夫妇的几个女儿，她们正是我的远房表妹。在交往之中，我们察觉到了感情上的一些微妙变化。而我却又时时担心：我们该不会爱上同一个女孩吧？要是这样，君子协定该怎么处理？不过，很快我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墨菲特和我邀请两位表妹去查塔努加的瞭望峰，当然这两个姑娘是我们中意的对象。也正是在那次，我才打消了会看中同一个姑娘的顾虑。不久之后，我们同时向心上人求婚。1904年11月17日，我们两个人终于完成了心愿，两对新人在新奥尔良合办了婚礼。艾琳成了我的太太，凯特成了墨菲特的新娘。值得一提的是，另外的两个表妹后来也成了传教士，弗洛伦丝东渡中国，另外一位表妹则走得更远，去了非洲。最初，我的妻子艾琳在思想上并不能接受传教士这个职业，但在她三个姐妹的劝服下，她坚定了决心，陪我去了中国。
1926年，艾琳在北京辞世，直到那时，我们夫妻的幸福生活才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