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始传教和最大的障碍——语言
父母在上海迎接我们的时候，已经是1904年的12月底。12月31日，父母带着我们抵达杭州。这也使我们和墨菲特夫妇被迫分开，他们被教会派往了苏州，这也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抵达杭州后，旧日心里对传教士职业的抵触又“死灰复燃”了，其原因是我看到父亲倾其一生的努力收获甚微，这么多年过去了，教堂里依旧还有一些成员一贫如洗。“跃进运动”这种过度理想主义的希望在我心里破灭了。值得庆幸的是，当下我的任务是学习中文而并非传教。对于所有学习者来说，中文是一种极具魅力的语言，它独特的格调引起了我的学习兴趣。我离开中国已经有18年了，小时候留下的中文基础几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幸亏小时候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这让我在听力和发音上具有很大优势，对于成语和日常用语的学习并不需要浪费太多力气。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任何专业的语言培训机构或者学校，而我身边也没有中文熟练的“前辈”对我进行指导。
后来，一个年轻人被教会派来做我的“老师”，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如何向人教授语言。在遇到我之前，他没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道听途说地认为我们会在茶中下药，而喝掉茶的人就会变成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茶他不敢喝（可后来这人却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段短暂的磨合之后，我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愉快。只要出了问题并意识到，他就会立即专注地解决问题，对此我获益良多。我能够熟练地运用很多常用的谚语和方言，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帮助。如果我能成为一名能讲一口杭州方言的老外，那一定是我长时间在杭州生活下去的结果。在中文的诸多方言中，杭州方言有着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源自于这座城市曾经是南宋王朝的首都。杭州方言巧妙地融合了官话和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方言）的许多特征，这让杭州方言听上去具有音乐一般的韵律感，这也让它比其他地区的方言在表达形式上更加丰满。当然，这样的赞美也是因为我——一个外国人的小小偏爱罢了。宁波是一些杭州人的老家，他们来自那里，其中有一部分迁徙者是跟随第一批传教士来到这里的。杭州与湖州之间的广大乡村区域是我传教的范围，这也让我熟悉了吴语的各种分支方言。其实，各类分支方言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在代词的用法上每种都有一些独特的方式。那几年在杭州及其周边的生活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的时间一部分用于和家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一起，另一部分则用在了和当地中国居民的交谈、往来上。我学习中文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居民习惯用自己的方言和我交流。
“生于中国”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教会中的中国牧师、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认为我可以轻松地理解他们的意图。他们对我比对教会中那些年长的传教士更加信赖。而我是老传教士的儿子这一身份，也让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兄弟或者一个小学徒来看待。中国人对于传教政策的思考、假设、惋惜和误解，我很快就能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去理解和洞察。我总是能得到中国同僚的信任，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这样的良好来自于他人，他们能够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认为我可以理解他们，对此我十分感激。这也体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生于中国，所以在观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汉语这种事情上，我比别人更有天赋。
进行了一年多的中文学习之后，我在杭州北部的乡下开始了我的传教工作，父母曾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一条“船房”带着我漂遍了乡下蜿蜒曲折的河道。它不仅仅是船，抵达城镇以后，这条船就成了我住的地方。能够同时管理多所教堂的程序是在父母的监督下逐渐掌握的，组织福音书布道会这种事情也越来越熟练。不仅如此，到中国人家中传教也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我能更加深刻地体验中国的生活，全部归功于这一时期的“乡间之旅”和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与城里人打交道的方式。我在后来的行政管理事业中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完全归功于这些珍贵的生活经历。
除了这些以外，旧时的传教方式是我重新开始评估的内容。请人们接纳一系列的教条，比如接受洗礼、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遵循福音书所宣传的规范——在道德和社交行为上，这些都是旧的传教方式。如果想要煽动中国人放弃对祖先的崇拜而信奉基督教，这些方式显然是不恰当的，并且会得到不堪设想的结果。一些老传教士认为：“偶像崇拜”的主要内容就是祈祷，不需要采取任何壮观仪式、情感诉求和美学装饰。然而这三点恰恰都是中国人祭祀的传统，它们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让人们接受一整套严格、压抑和程式化的教义是这些年传教事业的整体趋势，父辈们经营的教堂也有了这样的“成果”。不过在后来，许多教会都进行了改革。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加严重和糟糕：有些传教士滥用幕后支持者的世俗权力，所谓的幕后支持者自然是各国政府。在当时的国际争端中西方国家是“强权”，教会往往会因为“强权”的强者姿态而遇到麻烦和非议。欧洲天主教由于拥有法国政府的支持，长期以来都被尊为正统，在中国他们拥有特权，其麾下那些有政治错误的成员也可以得到法律保护。我并没有抨击天主教牧师们的传教动机，也没有质疑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和挚爱，事实上，从虔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可这种特权造成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一些人假装信徒加入教会。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往往十分慎重，在这种问题上他们通常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为了避免因宗教冲突而引起领土或者贸易上的争端。一些中国人委托他们在新教教会中工作的朋友，为其处理一些别人没办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些在教会中工作的中国人也非常乐意充当斡旋者的角色，他们的薪水微薄，刚好可以利用这些事情赚钱。在传教士的眼中，信徒日益增多就意味着民众皈依宗教、寻求救赎的意识已经觉醒，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假象所蒙蔽，不过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一些加入教会的人动机不纯，甚至有些肮脏。一些德高望重的牧师甚至也干起了蝇营狗苟的勾当，这才是最严重的。由于从小受到商业主义思维的熏陶，一些传教士——特别是美国的传教士更容易好大喜功，他们的注意力被增加入会人数、扩大教堂规模和组织新的集会所吸引。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场传教活动成了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传教士们追求的结果——也就是那些易于统计的“数字”，赞助者们更容易被这些所吸引，也正是这些才吸引到了他们的资金。中国人擅长察言观色，很快就认清了时局并从中获利。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教会中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传教士不努力去为人们展示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沉浸在“成果”中。他们让信或者不信基督教的人形成了一种误解，这真让人遗憾。
对早先的印象进行记录后，借此机会我想赞扬一下传教士对于宗教使命的热爱，他们为此不知疲倦地努力着。尽管这一点我在很早就深有体会，可在中国经历的一切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动笔写下这些文字之前，很多事情已经看开，过去因境而生的偏见也不再左右我的思维。就完成教会使命而言，拥有丰富宗教知识的传教士是最佳人选。人们难以想象他们的高素质。能够隶属于这一群体，我深感自豪。对于自己的任务和细节更加地感兴趣，是随着政策日渐成熟、组织不断壮大和对管理的深入认知而形成的。一个奇怪的想法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快乐而成功的“标准福音书传教士”，我能不能做一辈子？
我所描述的“高标准传教士”，也包括最早的一批中国基督徒。固然有一些人传教动机不纯，只盲目地追求教徒数量，但是，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中牺牲的殉道者人数和这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仇视基督教的社会氛围荡漾在那几年里，可对于信仰还是有很多教徒坚定地追随，对于他们我深表敬意。也正是这样，在19世纪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家庭里，走出了许多今天基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
2.走入金陵神学院
南方和北方长老会（或合称为“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曾经合作创办过一些宗教机构，这都是在我抵达中国之后发生的，其中就有金陵神学院。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宗教组织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40年以后，终于在大洋彼岸“破冰”进行合作。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想要所有宗派的教会和睦相处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你对宗教本质有深入的认识，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就可以抛弃那些情感和信仰上的障碍，从而携手同行。
长老会在金陵神学院成立后，到每个教堂借调了一位高级传教士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加入，我也受邀成为其中一员。推辞再三后，我请同事们投票我是否应该去南京。最后的结果是，除却一票反对，其他人都赞成我去。弗兰克·普莱斯神父投了反对票，他从不赞成年轻人去神学院教书。然而多年以后，他却被我聘请到神学院教书。到1941年退休前，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可敬的教师和尽忠职守的牧师[14]。我抵达南京后不久，长老会麾下新添了：美国的北方卫理公会教派[15]、南方卫理公会教派和基督门徒会[16]、美国北方浸信会[17]。在我们的影响下，放弃了与南方浸信会（其教义比南方长老会更为严苛）在上海决裂的想法，并继续维持一个整体的浸信会。
按照我和金陵神学院的协议，我接管了“《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这让我有机会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领域。圣经在长老会的所有教义里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在神学院的课程里，圣经课程却少得可怜。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理论和宗教史组成了大部分课程，也许，学院方面认为学生应该对圣经很熟悉，所以开设了这门课程。很快地，我发现自己几乎胸无点墨，而这个领域又如此吸引人。所以，我开始努力学习《新约》，其文本、历史、哲学、宗教的含义是我努力研究的目标，我决心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让自己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教授这些课程，使中国学生对《新约》感兴趣，并且又不损害到他们过去的信念。我的学生里没有大学毕业生，新式高中毕业的人已经是他们之中最高的学历了，学历低的只受过一点私塾教育。孟子曾经说过要因材施教[18]，我只能尽量使我的课程和其他领域的知识联系到一起，让它们浅显易懂，并具有建设性和实用性。
我总是将金陵神学院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课时间是4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备课和学习中文。既然来到南京，自然要学习当地的方言。但是南京话是中国最难的方言之一，它是官话的一种变体，和吴语有一些相似，但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混杂语，而不仅仅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官话。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很少和南京的百姓打交道，不过我需要用中文授课，还需要用中文参加祷告、做公开演讲、参加社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