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到内心尴尬的是，电视画面中奥巴马在空无一人的长城上皇帝一般地、不怀好意地、英俊地微笑着的形象。我不知道那天长城旅游公司因为奥巴马的到来将要损失多少人民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奥巴马的到来而要被迫放弃或者延迟长城的旅游，看到奥巴马乐不思蜀的表情，真怕俺们国家把人家给带坏了。西方可以很轻松地把我们的人民演变了，而我们以太极的手法经常成功地把西方的高官演变了（玩舒服了），可惜这些人最多只能两个任期，然后重新洗牌，所以我们只能无限次地、用巨额花费演变这些流水式的西方高官们。其实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我们真的玩不起。
这几年曾买过几本书，都是有关常识的，如桑塔亚那的《常识中的理性》、苏格兰18世纪启蒙哲学家托马斯·里德的《常识哲学》。那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今天才有些明白，原来常识在我们这里也不是常识，而是被遮蔽的东西，所以，这几年我的很多工作也与常识有关。我不知道这样做值不值得。那几本书，我都还没有来得及看，也许内心里我并不想看，只是想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而已。当我们经常被迫地为常识而战的时候，我们离文明的驿站还很远，信使的任务就是把信从一个驿站送到遥远的另一个驿站，他连接了两个未知的世界，使祝福与进步成为可能。命里注定，我们这代人就是千年驿路上的无名信使。按照女哲学家阿伦特的说法，即便是微弱的一缕烛光，那也是一种启明。但愿如此！
（20091125）
48.苏州：一座迷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城市
前些日子与同事去苏州一趟，在车上恍然想到自己第一次去苏州距今已经整整22年了，那时青葱年少，而如今早已人到中年，鬓也星然，世事沧桑，竟无从说起。那些寻常巷陌在记忆中早已模糊褪色，纵然把栏杆拍遍，把吴钩看了，又怎能道尽这些年的人生况味。
22年前的苏州，它的根基与历史有着过多的勾连，安静而颓废，而如今它与历史连接的根须早已荒败，焦虑而茫然。高楼与小巷无法调和地对峙着，繁华与落败的分界线就是那些铺满青石板的老街。
沿着钮家巷一直往前，就是一条老街和一条小河，河边上的小径就是平江路，河上有一座落败的石桥，远处有几家仿古客栈。坐在栏杆上，友人用相机给照了一张相，沿河望过去，就是流淌千年的历史根须。吸上一支烟，静静地坐在那里，在一种冥想中，历史就会像海浪般从虚空中涌来。我一直很好奇，历史感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没有历史又将怎样？
只有能够战胜时间的事物，才能被称作永恒，而历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多少有些窥探永恒的企图。那些不死之物通过时间的触角触摸集体的心灵，让我们有了一些依靠。我们需要这个依靠。如果没有了这些被依靠的内容，我们的人生会感到很空洞，被抛入世界的感觉会吞没我们。如果这些依靠太多了，我们又会对它们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如果完全没有了历史，我们又无所适从。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它安排一种流传下来的统治秩序，而现代则是一种脱域的全新规则，两种范式完全不同。当一座城市或者一个人，被两种范式相互撕扯的时候，这座城市或者这个人要么选择一种模式，要么退出一种模式，否则会崩溃的。在我看来，苏州就面临这种困惑。而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想安心地做点事情，又被生计掣肘，若要完全放弃自己的梦想又有些舍不得，于是，畏、忧、烦就成为生活的常态，我们迷失于自己的筹划。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搞清楚，发展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当一种手段乔装打扮成一种目的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存在注定都是手段的注脚，或者干脆说是手段的牺牲品，一种没有目的的牺牲。
中午在小吃店排队吃馄饨时，突然见到一个衣着整洁的女人与店家或者别人激烈地争吵着，争吵的原因不得而知，记忆中的吴侬软语顿时烟消云散。其实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误解，历史上的吴越，本是多事之地。也许真正的吴侬软语恐躲在戏楼里才可得见。苏州人的性格也许多是急躁的，在这样一个迷失的年代，谁又会躲得掉呢？我自己内心也常常会涌现出那种莫名的急躁。在一个心灵分裂的年代，我们还没有彻底疯掉，已经很坚强了！
迷失的苏州让我有些陌生，也许我的故乡也早是如此。在时间的洪流中，谁也无法回到从前，我们早已剪断了连接历史的那条脐带，无根基地漂浮着。作为一个匆匆过客，我只能祝福苏州，愿它能在夹缝中找到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道路。
这些年在内心里，一直惊诧于我们为什么要奔跑，难道奔跑也会上瘾吗？人们总是以奔跑的方式迷失于奔跑之中。
（20100202）
49.捍卫我们的责任
母亲连续的两次手术，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对我而言，要让母亲活着，这个家别散了，所以异常沉重地在医院签下了许多字，也许此刻保命要紧。连日来的匆忙、疲惫，忧虑，脚步如踩在棉花上一样，整个人没有根基地漂浮着。昨天在整理课件时竟然睡着了，结果误了十来分钟的课，这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当然责任完全在我自己。这年头活着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网上看到，阿沛阿旺晋美去世，享年100岁，也是老寿星。联想到最近去世的名人都很长寿。突然在内心想到自己十多年前的一句话：有些人想死都难，而有些人想活着也是非常不易的。对于这个世界谈不上什么乐观与悲观，对于我等芸芸众生而言，更为重要的却是坚持的勇气。也许，我们什么都可以丢掉，但唯一不能丢掉的就是勇气，那是我们行走江湖的唯一行囊。
最近常想，能够在一个人心里经常想起的话注定是代表那个人的一种思想姿态。在换乘2路车的间隙里突然想到十几年前读过的《卡夫卡日记》里的一句话：“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录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记得当时读到这句话，心灵为之一震，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卡夫卡，喜欢一句话不需要理由！
此刻，我突然想知道，我们的另一只手在荒诞年代里应该记录下什么？换言之，什么是值得我们记录的？一份拥有尊严的记录应该与良心有关，在良心被狗吃了的年代，提到良心，我们是否会感到一种羞愧，羞愧于良心的沉沦与无为。这个世界肯定有很多东西是不值得记录的，而真正值得记录的，却总是找不到出口。同样也有一些话，早已存在，我们都是寻找者，找到它，并大声地说出它，那是我们的责任。为了不看到丑恶，一定要扭过头去吗？今天给博士生上公共课，我的课件的副标题就是：捍卫我们的责任！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文字，我们总是习惯于说“捍卫我们的权利”，其实这是虚的，我们有什么权利，没有人知道。更何况权利是那样轻易得到的吗？在一个习惯了名义上集体负责，而实际上是集体不负责的神奇国家，存在的只是对权力的贪婪攫取。在权力分账的盛宴里，责任成了一种虚拟的遮羞布（权利是法律上的概念，而权力则是政治学上的概念）。因此，在无法明确权利的背景下，先从捍卫我们的责任开始，由此生发出来的权利是值得尊敬的，也是值得向往的。当每一个人都在内心体认到“我们是有责任的人”，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有希望的，因为责任划定了我们行动的范围与边界，同时，责任也标示出我们的权利在哪里，这也就是自由的限度。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说：“生命不光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对此，我是同意的，只是她不知道，生命还是一个责任问题。没有责任，每个人都是被遮蔽的，责任让存在自行呈现。我们是多么佩服那些敢于负责的人。
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是针对那些敢于负责的人而言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称自己是成功或失败的，这两个神圣的词汇，是奉献给英雄的。因此，做一个有责任的人，就是一种使命与召唤，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拯救与救赎才是可能的！
（20091225）
50.爱这个世界———一个女人的视角与力量
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只有过了除夕，才算开始新年，所谓辞旧迎新是也。放假也有十余天了，很是汗颜，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唯一还算点成绩的事情就是看完了一本小册子，以及两篇英文文献（国外文章，不像我们的杂志总是严格限制字数，不得超过一万字，人家动辄40～50页，这也是两边学术的差异吧），在迎新之际总要把过去一年里内心感到沉重的东西放下，然后才能轻装前进，借着这个由头，就说点德国女哲学家阿伦特吧。其实，这是我一直想写而又总是不得不放弃的一个主题，已经折磨我快五年了，这几年已把国内几乎所有翻译过来的阿伦特著作以及相关传记性文字看完，在这方面的投资也有200多元钱了。曾自嘲说，如果所有的文字都这样搞下来，我非饿死不可。之所以迟迟不肯动笔，是因为阿伦特提出的主题太过于重要，总是感觉自己的经验以及知识储备还不足，所以就一直这样孕育着、等待着，当时间如雪片般纷纷地从鬓角边悄悄染过的时候，这种感受也就渐渐成了一块心病。
今夜南方小雪，在清冷的安静中，我要尽量把这块堆积多年的心病卸去，我也需要明天或者希望，或者一个轻松的开始。我要感谢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杨·布鲁尔博士（1946～），她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阿伦特的小册子《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2008年8月，译林出版社），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所谓有趣主要是指两点：其一，本书结构安排是按照阿伦特的三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开始展开叙述的，这样编排有一个好处，即便不是研究阿伦特的人，通过这本书也能大概了解阿伦特的工作；其二，整本书文字简洁流畅，非哲学人士也能有兴趣读下来。再者，本书的文字翻译也不错。
我之所以关注阿伦特，是因为她的研究主题———政治哲学，这本与我的专业无关，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高度集权国家的人们来说，又实在无法回避这个问题。1951年阿伦特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此，我不想多谈什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阅读，自会有一番感受。我所感兴趣的是她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一书，在这本书中，阿伦特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劳动、工作与行动。其实这是很敏锐的视角，通过这种划分，人的处境问题马上跃出纸面：我们怎么了？其实，我佩服马克思的地方也在于此，马克思同样想解决这个问题。记得课间曾与研究生们讨论过这个话题，我问过他们，马克思为什么会对劳动问题感兴趣？可惜，我的很多哲学同行没有给学生交代这个工作，导致学生们根本不清楚所问话题的意义。其实，年轻的马克思一出山，就面临着一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难题———人的自由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应该是人获得自由的手段，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却反而成了束缚人的枷锁———人异化了。由此，才开始了马克思的论证线索。在我看来，阿伦特对于人的状况的分析要比老马的更有形而上的意味，而且更具有现实的指涉力量（马克思已经不是指涉，而是直接改造了，通过形而下的手段）。劳动完全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与人的再生产有关。而工作则是人在社会领域的行为，这里既有维持再生产的内容，也有社会性交往的内容，而行动则是与维持生存无关的，它完全是公共领域的活动，它以舆论等批评形式存在，通过公共领域的活动，人获得了自由。为了防止论述的晦涩，简单地说，只有通过公共领域的建设，自由才是有根据的，也是有保障的，没有了公共领域的批评与监督，权力就是罪恶的隐蔽所与代名词。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担心公共领域的开放问题，从而导致公权力肆意侵入公共领域，极力压缩公共领域的空间，无形中促使人们退回到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这里只与劳动和工作有关，说白了只与个人的再生产有关，在这种背景下谈论自由有些滑稽。由于权力缺少了来自公共领域的天然监督（实际上不允许监督），以及对于多元化的本能恐惧（坚决推行一元论，扼杀了竞争存在的空间），必然导致一些荒诞的事情周而复始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