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傅斯年讲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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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春秋策》之战国子家(13)

至孔子称老莱子,今见于太傅礼《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栽其说,而所云贫而乐者,与隐君子之文正合。老莱之为楚人,又见《汉书·艺文志》,盖即苦县厉乡曲仁里也。而老聃之为楚人,则又因老莱子而误,故本传老子语孔子“去子之骄色与多欲,态心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曰,老莱子谓孔子“去汝躬矜与汝容知”。国策载老莱子教孔子语,《孔丛子·抗志篇》以为老莱子语子思,而《说苑·敬慎篇》则以为常枞教老子。(《吕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间。高诱注,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商常容枞音近而误。淮南主术训,表商容之闾,注同。缪称训,老子学商容,是舌而知守柔矣。《吕氏春秋·离谓篇》,箕子商容以此穷。注,商容,纣时贤人,老子所从学也。)然则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实则三人不相蒙也。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将《老子列传》中之主人分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为史儋,孔子问礼者为老聃,家于苦县者为老莱子。此种分析诚未必尽是,然实是近代考证学最秀美之著作。若试决其当否,宜先审其推论所本之事实,出自何处。

一、容甫不取《庄子》,以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按,《今本庄子》,实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见《晋书·本传》),西晋前之庄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见,郭氏于此书之流行本,大为删刈。《经典释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惰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子玄非考订家,其所删削,全凭自己之理会可知也。《庄子》之成分既杂,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后(说详下文释庄子节),则《庄子》一书本难引为史料。盖如是后人增益者,固不足据,如诚是自己所为,则“寓言十九,固自己揭之”也。《庄子》书中虽有与容甫说相反者,诚未足破之。

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较《庄子》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于魏晋时,不可谓其全伪,以其中收容有若干旧材料也。不可谓其不伪,以其编制润色增益出自后人也。《列子》书中所记人事,每每偶一覆核,顿见其谬者;今证老子时代,多取于此,诚未可以为定论。

然有一事足证汪说者,《史记》记老子七代孙假仕汉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为不多,老子犹不应上于周安王。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犹百余年。且魏为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历前403),上距孔子之卒(前479)七十六年,若老子长于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后?又《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当无异论),关尹老聃并举,关尹在前,老聃在后。关尹生年无可详考,然周故籍以及后人附会,无以之为在诸子中甚早者;关尹如此,老子可知。

《史记》记老子只四事:一、为周守藏史;二、孔子问礼;三、至关见关尹;四、子宗仕魏。此四事除问礼一事外,无不与儋合。(儋为周史,儋人关见秦献公,儋如有子,以时代论恰可仕于魏。)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误也。五千言所谈者,大略两端:一、道术;二、权谋。此两端实亦一事,道术即是权谋之扩充,权谋亦即道术之实用。“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云云者,固是道术之辞,亦即权谋之用。

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当战国,人识古今,全无主观之论,皆成深刻之言。“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即荀息灭虢之策,阴谋之甚者也。“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即所谓“精华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故《韩非子》书中《解老》《喻老》两篇所释者,诚老子之本旨,谈道术乃其作用之背景,阴谋术数乃其处世之路也。“当其无有车之用”,实帝王之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亦御下之方。至于柔弱胜刚强,无事取天下,则战国所托黄帝殷甲伊尹太公皆如此旨。并竞之世,以此取敌;并事一朝,以此自得。其言若抽象,若怪谲,其实乃皆人事之归纳,处世之方策。

《解老》以人间世释之,《喻老》以故事释之,皆最善释老者。王辅嗣敷衍旨要,固已不及;若后之侈为玄谈,曼衍以成长论,乃真无当于老子用世之学者矣。《史记》称汉文帝好黄老刑名。今观文帝行事,政持大体,令不扰民,节用节礼,除名除华,居平勃之上,以无用为用,介强藩之中,以柔弱克之,此非庸人多厚福,乃是帷幄有深谋也。

洛阳贾生,虽为斯公再传弟子,习于刑名,然年少气盛,侈言高论,以正朔服色动文帝,文帝安用此扰为?窦太后问辕固生老子何如,辕云:“此家人言耳。”可见汉人于老子以为处世之论而已,初与侈谈道体者大不同,尤与神仙不相涉也。又当初为老学者日黄老,黄者或云黄帝,或云黄生(例如夏曾佑说)。黄生汉人,不宜居老之上。而《汉志》列黄帝者四目,兵家举黄帝风后力牧者,又若与道家混。是黄老之黄,乃指黄帝,不必有异论。五千文中,固自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则无为之论,权谋术数之方,在战国时代诚可合为一势者矣。

综上所说,约之如下:五千文非玄谈者,乃世事深刻归纳。在战国时代,全非显学。孔子孟子固未提及,即下至战国末,荀子非十二子,老氏关尹不与;韩非斥显学,绝五蠹,道家黄老不之及;仅仅《庄子·天下篇》一及之,然所举关尹之言乃若论道,所称老聃之言只是论事。《庄子·天下篇》之年代,盖差前乎荀卿,而入汉后或遭润色者(说别详)。

是战国末汉初之老学,应以韩子解喻两篇者为正;文帝之治为其用之效,合阴谋,括兵家,为其域之广。留侯黄石之传说,河上公之神话,皆就“守如处女,出如脱兔”之义敷衍之,进为人君治世之衡,退以其说为帝王师,斯乃汉初之黄老面目。史儋以其职业多识前言往行,处六百年之宗主国,丁世变之极殷(战国初年实中国之大变,顾亭林曾论之),其制五千言固为情理之甚可能者。

今人所谓“老奸巨猾”者,自始即号老矣。申韩刑名之学,本与老氏无冲突处,一谈其节,一振其纲,固可以刑名为用,以黄老为体矣。此老氏学最初之面目也。

“老学既黄”(戏为此词),初无须大变老氏旨也,盖以阴谋运筹帷幄之中,以权略术数决胜千里之外,人主之取老氏者本以此,则既黄而兵家权略皆人之,亦固其所。然黄帝实战国末汉初一最大神道,儒道方士神仙兵家法家皆托焉,太史公足迹所至,皆闻其神话之迹焉(见《五帝本纪·赞》)。则既黄而杂亦自然之势矣。

老学一变而杂神仙方士,神仙方士初与老氏绝不相涉也(白居易诗“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乐,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神仙方士起于燕齐海上,太史公记之如此,本与邹鲁之儒学无涉,周郑三晋之道论(老子),官术(申韩),不相干。然神仙方术之说来自海滨,无世可纪,不得不比附显学以自重于当时。

战国末显学儒墨也(见《韩非子》),故秦始皇好神仙方士,乃东游,竟至邹峄山,聚诸生而议之。其后怒求神仙者之不成功,大坑术士,而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坑术士竟成坑儒,则当时术士自附于显学之儒可知。儒者在战国时,曾西流三晋,南行楚吴;入汉而微,仅齐鲁之故垒不失。文景时显学为黄老,于是神仙方士又附黄老,而修道养性长寿成丹各说皆与老子文成姻缘,淮南一书,示当时此种流势者不少。故神仙方士之入于道,时代为之,与本旨之自然演化无涉也。

武帝正儒者之统,行阴阳之教,老学遂微。汉初数十年之显学,虽式微于上,民间称号终不可息。且权柄刑名之论,深于世故者好取之,驭下者最便之,故宣帝犹贤黄老刑名,而薄儒术。

后世治国者纵惯以儒术为号,实每每阴用黄老申韩焉。又百家废后,自在民间离合,阴阳五行既已磅礴当世,道与各家不免借之为体,试观《七略》《汉志》论次诸子,无家不成杂家,非命之墨犹须顺四时而行(阴阳家说),其他可知矣。在此种民间混合中,老子之号自居一位,至于汉末而有黄巾道士,斯诚与汉初老学全不相涉也。

东汉以来,儒术凝结,端异者又清澈之思,王充仲长统论言于前,王弼、钟会注书于后,于是老氏之论复兴。然魏晋之老乃庄老,与汉初黄老绝不同。治国者黄老之事,玄谈者庄老之事。老庄之别,《天下篇》自言之,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术驭之者;庄乃人情练达,终于感其无何奈何,遂“糊里糊涂以不了了之”者。

魏晋间人,大若看破世间红尘,与时俯仰,通其狂惑(如阮嗣宗),故亦卮言曼行,“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此皆庄书所称。若老子则有积极要求,潜藏虽有之,却并非“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者。干令升《晋纪·总论》云:“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不言老庄。太史公以庄释老,遂取庄书中不甚要各篇,当时儒道相绌之词,特标举之。甚不知庄生自有其旨。

魏晋人又以老释庄,而五千言文用世之意,于以微焉。例如何平叔者,安知陈张萧曹之术乎?乃亦侈为清谈,超机神而自比于犹龙,志存吴蜀,忘却肘腋之患,适得子房之反,运筹千里之外,决败帷幄之中矣。此种清谈决非老子之效用也。

老学之流变既如上述,若晋人葛洪神仙之说,魏人寇谦之符录之术,皆黄巾道士之支与裔,与老子绝无涉者。老莱子一人,孔子弟子列传既引之,大约汉世乃及战国所称孔子问礼之事每以老莱子当之,以老聃当之者,其别说也。孔子事迹后人附会极多,今惟折衷于《论语》,差为近情。《论语》未谈孔子问礼事,然记孔子适南时所受一切揶揄之言,如长沮桀溺、荷蔡丈人、接舆等等,而凤兮之叹流传尤多。

孔子至楚乃后来传说,无可考证,若厄陈蔡则系史实。苦为陈邑,孔子卒时陈亡于楚,则老莱子固可为孔子适陈蔡时所遇之隐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陈亡而为楚人厉,之与莱在声音上同纽,或亦方言之异也。老莱子责孔子以“去汝躬矜与汝容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不然,亦当是凭借此类故事而生之传说,初无涉乎问礼。及老聃(或史儋)之学寝寝与显学之儒角逐,孔老时代相差不甚远,从老氏以绌儒学者,乃依旧闻而造新说,遂有问礼之论,此固是后人作化胡经之故智。六朝人可将老聃释迦合,战国末汉初人独不可将仲尼老聃合乎?

《论语》《孟子》《荀子》及《曲礼》《檀弓》诸篇,战国儒家史今存之材料也,其中固无一言及此,惟曾子问三言之。今观曾子《檀弓》问所记,皆礼之曲节,阴阳避忌之言,傅会掌故之语,诚不足当问礼之大事。明堂,戴记中,除《曲礼》数篇尚存若干战国材料外,几乎皆是汉博士著作或编辑,前人固已言其端矣。(太史公、班孟坚、卢植明指《王制》为汉文时博士作,甚显之中庸,亦载“今天下车同轨”及“载华狱而不重”之言。)附记:韩文公已开始不信问礼事,原道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

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然《史记》一书杂老学,非专为儒者。

儋聃为一人,儋聃亦为一语之方言变异。王船山曰:“老聃亦曰太史儋,儋聃音盖相近。”毕沅曰:“古聸儋字通。《说文解字》有聃云:‘耳曼也’;又有聸字云:‘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国’。《大荒北经》《吕览》赡耳字并作儋。又《吕览》:老聃,字。《淮南王》书聸、耳字皆作耽。《说文解字》有耽字云:‘耳大垂也。’盖三字声义相同,故并借用之。”此确论也。儋聃既为一字之两书,孔子又安得于卒后百余年从在秦献公十一年人关之太史儋问礼乎?总而言之,果著五千文者有人可指当为史儋,果孔子适南又受揶揄,当为老莱子也。

上说或嫌头绪不甚清晰,兹更约述之。

一、老子五千言之作者为太史儋,儋既为老聃,后于孔子。此合汪、毕说。

二、儋聃虽一人,而老莱则另一人,莱厉或即一语之转。

三、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说起于汉初年儒老之争。

四、始有孔子受老莱子揶揄之传说,后将老子代老莱。假定如此。

五、老子书在战国非显学,入汉然后风靡一世。

六、老庄根本有别,韩子书中《解老》《喻老》两篇,乃得老子书早年面目者。

《庄子》书最杂,须先分析篇章然后可述说指归,待于下篇中详辨之。

附录:老子《道德经》

第一回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二回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第三回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