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道衡之死的起因就是他不懂处世的圆滑，做事太招摇、直白，不给人面子，终究引来了杀身之祸。一个人的才华如果不懂得收敛就会如同一把火没有灯笼的遮挡，要么被熄灭，要么灼伤自己。
功成身退是人生完美的自存境界
功成身退是指大功告成之后自行引退，不再做官或者复出。有句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功成身退的人一般来说都是识时务的人，他们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隐退，因为这样做能让自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越国的范蠡就因为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及时逃离越国，保住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而商鞅就因为没有了解功成身退这个道理，使得自己丢掉了性命。
秦国在秦孝公时，商鞅因为变法成功，取得了伟大的功绩。这个功绩不但使他奠定了自己在秦国的地位，同时也巩固了秦国的统治。
当初，商鞅为了增加秦国的国力，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这样的改革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根本贡献，但改革也触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使他在朝中树立了数不清的政敌，只是因为有秦国的国君秦孝公的支持，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但是，商鞅严厉的变法后来让秦孝公也感到了威胁。《战国策》中记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说，秦孝公立即起身，要把自己的位子传给商鞅，但是商鞅坚决拒绝了。其实这是孝公生前故意传位，用来试探商鞅，可见这个时候，商鞅已经见疑于主子。他本应在变法成功以后就选择“功成身退”，隐遁避险，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后来，赵良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的典故力劝商鞅隐退，但是商鞅依然不以为然、固执己见。等到秦孝公去世，这些政敌在新的国君即位以后便纷纷开始诬陷诋毁他。终于，商鞅以谋反的罪名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就这样，商鞅的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正是因为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不知退，从而引起众怒。
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所以，很多功臣在为君王建立帝业以后都选择了“功成身退”、“告老还乡”，因为这样才能保平安，这也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而历代用人者也都倾向于任用“知退者”，因为喜退者忠心弥坚，极少生事。
西汉张良正是在助刘邦成大业之后，就选择了功成身退。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对张良高瞻远瞩、胜人一筹的政治远见的高度肯定。当时，西汉建立后，刘邦要封张良为齐三万户侯，但是张良却说自己不敢接受这样厚的封赏。又因为自己初见刘邦是在留城这个小镇里，所以希望刘邦将这个小镇封给自己就行了。于是，刘邦采纳了他的意见，将留城这个小镇给了他，还封他为“留侯”。
在萧何被立为相国后，张良就在适当的时候向皇帝提出辞退的请求。他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大意就是向君王阐述了自己已经完成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得到了君王厚重的赏赐，对于原本就是平常人的自己来说，这样的功名让自己感到非常满足了，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和赤松子这样的人去云游四方。他谦恭的态度、诚恳的措辞让刘邦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从此脱离政界，学辟谷之术，道引轻身，走上了养生延年之道。张良功高不骄，适时告退，君臣两欢，做到了兼善名节。
古往今来，建功立业之后坐享天下是一般成功者的宏愿，而只有懂得功成身退的人才是识时务的人。他们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如何成就别人，从而以儒雅的风度来笑对人生。
第二节 平和待人，留有余地
平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秉持平和的心态做人，不仅能妥善地看待世间的纷繁芜杂，也能在尊重自己的同时，得到他人的尊敬。
平和是一种心态。一个人，只有在和气的人际环境中，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成大事的基础，也是最佳的做人之本。拥有平和心态的人身体力行着“惟和方法少麻烦”的真理。
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
朋友之间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同事之间也会有于公于私的很多事情，任何形式的伙伴关系的维系，都是需要前提的。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是保持友谊的基础。不过，原则也好，风格也罢，相互之间的交往应恰如其分，做到不强交，不苟绝，不面誉以求新，不愉悦以合。
比如，朋友之间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可以谦和礼让、宽厚大度，多点糊涂。不过到了大是大非面前，则需要讲原则，一团和气不是处理问题的唯一方式。
遇不义不善之举需阻之正之，若力不至此，最起码不该助长不正之气。倘若已经知道有人在做不道德的事情，却因他是长辈、上司、朋友，就用沉默的方式默许了，则是一种自私的逃避方式。
有时候，立定脚跟坚持自己的立场做人是存在风险的，或许会因此受一些委屈，被人不理解。可是，这种公正的道德准则，最终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人们都知道尉迟恭是《说唐》里一位赫赫有名的骁勇善战的将军，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唐史里，他是一位以“和而不流”著称于世的君子。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与吏部尚书唐俭颇有兴致地一起下棋。唐俭是个有名的说话不会拐弯的人，并且不经营人事政治，不会奉迎取悦他人，可偏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时也要使出浑身解数，一心想着如何把唐太宗打个溃不成军。
唐太宗越下越气，心中大怒，想起唐俭平时的种种不敬，更是无法控制心中的怒气，随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但想想还是不解气，又差尉迟恭去唐俭家一次，打探唐俭的口风，对自己的处理是否有怨言，心想若有，则以此定他的死罪。
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有失民心，也过分了。所以，当第二天太宗询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劝皇上仔细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再确定最后到底要怎么处理。唐太宗很生气，扭头便走。
尉迟恭见状，自行退下静观事态的进展。唐太宗回去后，仔细想来，也自觉无理，后来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索性大开宴会，召所有三品官入席，自己主宴同时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并加我以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尉迟恭得绸缎千匹之赐。”
唐太宗如此这般，当然主要目的是彰显自己的“明正”。不过，他也因为尉迟恭的做法而感激于他。
倘若尉迟恭完全按照他的吩咐去做，日后唐太宗回过味想“明正”起来，也会归罪于尉迟恭。
与人相处就应该遵循“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的准则，这样不仅能帮助别人，还能够自保，并赢得尊重。
平和待人，是给自己留余地
平和是一种处事心态，也是一种处事美德，以这种心态作为处事的出发点做人，不仅能妥善地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也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支持。平和低调做人的收益多多。
宋代人韩琦，曾同范仲淹一起实行新政，在北宋长期担任宰相一职。
当年韩琦在定武做部队的统帅时，夜晚时常伏案办公。
一次，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时，不小心打了个盹儿，蜡烛烧着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没有指责半句，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继续低头办公了。
过了一会儿，一回头发现拿蜡烛的侍卫不是先前的那个了，韩琦怕主管侍卫的长官惩罚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至帐中，对他们说：“无须替换他，现在他已经知道怎样拿蜡烛了。”军中的将士们知道这事之后，异常感动佩服。
按常理说，侍卫拿蜡烛照明是他的本职工作，不全神贯注，反而将统帅的头发烧了，这是失职。韩琦有所责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即使不责备，被烧到时“哎呀”一声也是正常反应。而他不仅忍着疼痛不吭一声，还担心侍卫受到鞭打惩罚，第一时间替其开脱。
他这种容忍的方式比批评和责罚更有效，不仅能让士兵改正缺点，日后更尽职尽责地做事，而且韩琦是一个大部队的统帅，事情虽小，影响却大，全军上下一知晓，为这样的统帅效忠就更心甘情愿了！
韩琦在大名府担任镇守时，有人给他献上了两只新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表里晶莹无瑕疵，是罕见的稀世珍宝。韩琦异常珍爱，赏给献宝人不少银子。
每当大宴宾客时，韩琦还要专设一桌，将那两只玉杯放在铺上锦缎的桌面上使用。结果，在一次劝酒中，两只玉杯被一个官吏一不留神碰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其他的官员都惊呆了，碰坏玉杯的官吏知道闯了祸，跪在地上请求治罪。可韩琦却没有大发雷霆，依然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数，该有时它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
说完又回过头来对跪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有什么罪呢？”
这番话体现的是何等的心胸宽广！玉杯已经打碎，纵使责骂、痛打一顿肇事者也于事无补，反而多了一个仇人，诸位宾客也会非常尴尬，一场好端端的聚会也会不欢而散，自己的形象也会大大受损。而韩琦此言一出，立刻收获了众人赞许的目光，肇事者更是对他感激涕零，日后给他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了。
谈到韩琦时，元代吴亮说：“韩琦器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不计较疙疙瘩瘩一类的小事。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不见他沾沾自喜；经常在官场的不测之祸中周旋，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在处世上，被重用，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出自真诚。”纵观韩琦一生，实则常处于危险之地，可是他又一直立于不败之地，这之中必定有原因。他曾说过：“天下之事，没有完全尽如人意的，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不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就同他少来往罢了。”想必这就是韩琦高人一筹的处世秘诀。
以此来论，“道有道法，行有行规”，做人也不例外。用平和的心态为人处世，既是给自己留余地，也是符合客观要求的，因为平和待人是跨进成功之门的钥匙。
“和”字值千金，狂傲丢性命
古人云：“家和万事兴”“人和为宝”“和气生财”，做人应以和为本，如果没有和气的人际关系环境，一个人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历史上有很多因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而误人误己的例子。
在《易经》中也深刻地阐述了“人和”对于做人的重要意义。做大事者，皆能够控制个人情感，他们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为最佳的做人之本，深知“惟和方法少麻烦”的道理。
然而，有些人则是“狂傲不恃”，爱好挑事端，乐于在人与人之间摩擦起火的状态下生存，最终害人害己。
因此，学会如何用理性控制情感——将情感装入理性之盒，尤为重要。成大事者不会被冲动所左右，因为他们深知“和”字的效用，力戒感情冲动。
古人蔺相如与祢衡对待“和”字就是两种不同的诠释方法，这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做人之道：战国时的蔺相如是一个擅长控制情感的人，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廉颇，使赵国越来越强大，也使“将相和”的故事成为美谈。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蔺相如的胸怀，《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因感情用事、失去和气而被杀的一个例子。
建安初年，祢衡刚刚二十出头时初游许昌。当时，许昌乃是汉王朝的首府，名流云集，诸如司马朗、荀攸、赵稚等人都是当时的名士。有人建议祢衡应与司马朗等人结交为朋友，而祢衡却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
有人建议他拜访荀攸、赵稚等人，他说：“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守厨房。”
如此言辞，的确是个狂妄之人。可这位“才子”与少府孔融、主簿杨修却是意气相投，他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碌碌之辈，不值一提。”此话更显他的狂傲。
献帝初年间，孔融向皇帝上书举荐祢衡，大将军曹操有召见之意。这时祢衡的骄横之气又来了，他看不起曹操，故称病推辞，仍旧不改口出狂言的爱好。
曹操求才心切，也为了博得一个爱才的美名，仍旧给他封了个击鼓的小官，以此羞辱他。
一日，曹操宴请宾客，命祢衡穿戴鼓吏衣帽来为大家击鼓助兴，祢衡则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衣服。这种对抗方式，着实让曹操难堪。曹操对其亦是恨之入骨，但因爱惜自己的名声，并未杀他以解心头之恨。索性将祢衡派往荆州牧刘表处，让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在这里他做的颇为卖力，没几日，倨傲无礼的老毛病还是得罪了众人。刘表也是个聪明人，将其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任职。祢衡仍旧为黄祖掌管文书，起初做的也是尽心尽力。后来有一次，黄祖在战船上宴请宾客，祢衡的无礼被黄祖一顿呵斥，祢衡还嘴道：“死老头，你少啰唆！”黄祖不是曹操、刘表这样有修养之人，并且性子急，一怒之下把祢衡杀了。祢衡当时年仅26岁。
祢衡本有一技之长，其文才颇高，可是性格桀骜不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一技之长而立行于世，反而因性格招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