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持续了许多天，后来这头愚蠢的奶牛开始自以为它有多么了不起，也可能是那个印度人喂的食品伤了它，它竟然没奶了，所以我们的仆人就说开了：
“瞧，我们告诉过你会发生这种事的！”我只好告诉那个印度人，他应该另找一家人的奶牛去做他自己的事。过了一阵，他喜孜孜地跑了回来，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头非常合适的奶牛，那头牛的头是白的。我们的仆人们一连好几天精心喂了黑白花牛，它又开始有奶了。
在喀什噶尔吃到的肉非常粗，如果不把它剁成碎末，吃起来简直嚼不动。这里的羊肉经常有一股很强烈的味道，用我丈夫的话说，就是有股“腥臊”味。牛肉呢，能让我们吃下去的只有里脊肉。冬天，我们买牦牛肉吃，它比一般的牛肉要好得多；另外我们还买野鸭和其他野味。但是，要把饭做得合口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秦尼巴克的仆人们都是穆斯林，所以，只要做用猪肉的菜，我都是自己亲手做，实际上，我们吃的猪肉食品只有咸肉。因为仆人们似乎觉得新鲜猪肉要比咸肉脏多了，因为咸肉是装在罐头盒里，而且是从印度邮寄过来的。在冬天，我常常从汉城汉族人那里买一些猪肉，偷偷把它带回家，装在一个大盐罐里，这件事仆人们都不知道。过上一段时间，买来的猪肉便以“咸肉”的名称一条一条地出现在厨房里了！
每年天开始冷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早已买好并喂得膘肥体壮的两三头牛犊宰掉，还要宰上几只早已买来育肥的绵羊，这样，在整个冬天我们就可以吃到一些美味可口的肉了。虽然我们请来了一个屠夫来宰这些牛羊，但我还得在那里监督着，因为我想让他把每一块肉都砍得好好的，而且我也得好好地盯着牛羊的腰子，以及其他杂碎，不然的话，它们就会不见了。这些人会信誓旦旦地说：情况是这样的，那个牛犊或这只羊太特别了，它们没有长腰子，也没有长肝。但是，监督宰牛宰羊，对我来讲不仅令人感到可怖，而且我也极不愿意干，因为我对屠夫这一行从来没有过好感。然而要得到些可用的肉，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宰完牛羊的第二天，活更累，要把牛头、羊头收拾好，放到盐里腌好，还要把所有的羊油和牛油炼好，以便以后用来烧肉用，因为我做饭时，经常靠用牛、羊油来烧肉或做其他菜。
喀什噶尔的羊属于大尾巴型，羊尾巴是一块硬实的油，炼出来澄清后，一只羊的尾巴油常常重达二十磅。因此，你就得到了细腻、硬实、洁白无味的脂油，可以用来做许多东西。
我们用的水很浑浊，颜色像咖啡，浑浊得厉害。水倒在土陶缸里放上一天，澄清后再舀到另外几个干净缸里再放上几小时，然后在饮用前得先烧开，倒进一个小罐里晾上一阵，澄清了才能喝。这样，端到餐桌上的水就清澈透明，喝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因为它已经从一个缸里倒在另一个缸里，折腾了好几回。
甲状腺肿大在喀什噶尔非常普遍，在叶尔羌城情况就更严重了。在这两个地方，常常可以看到人们的喉部到腰部长着大肿包，一个吊在另一个的下面。而这里的汉族人从来不喝生水，他们喝茶，喝的茶用滚烫的开水泡好。所以似乎汉族人从来不得甲状腺病，由此看来，当地的水是造成人们得这种病的重要原因。我们这些在喀什噶尔的欧洲人，喝烧开的水，因此从来没有染上过这种疾病。
在重大节日，如英国国王的诞辰和元旦，我们都要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中国官员们和英籍侨民。在这种场合，英籍侨民自己安排他们的庆祝活动，我们所做的只是给他们提供花园，并支付费用。侨民中信仰伊斯兰教的那一部分在花园较低的地方举行他们的庆祝活动，他们在树下铺上地毯，支起饭锅，一边吃饭，一边听当地一个四人组成的乐队演奏。宴请结束后，我们前往他们搞活动的地方会见他们，并观看他们跳舞。我们的一个邮驿员，是个拉达克人，也是个跳舞行家，大家总是要把他叫来，请他跳非常粗犷的“藏刀”舞。在跳舞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刀戳向观众，表情杀气冲天，狰狞可怕。他的表演总是引起观众的一阵阵惊叹，激起他们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侨民们中坐了一会儿后，我们又来到花园中较高的地方看望信仰印度教的侨民。秦尼巴克的花园在这种场合总是要用帐幔分割成几块，这样做就可以使不同信仰的侨民们或客人在不同地方吃饭而互相不被看见。这些信仰印度教的侨民敲着翻扣的铜盆子（在我看来像做布丁的盒子）奏出音乐，很显然，对他们来说，这种音乐很有刺激性，唱歌的人伴随着音乐，仰天唱着歌，好像是唱得入了迷；同时有一个人在场中翩翩起舞，手中挥舞着一块小台布，不时地把它挥向脑后。就在这个花园里，我们的这些客人从早一直呆到深夜。当然，在冬天，我们只好在室内举行这样的招待会了。
但是，为中国官员们举行宴会，对我来讲，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有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兴致准备一桌有十二道菜的宴席，我们就做一顿真正的中国宴席，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喜欢这样的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请来一个汉餐宴席包办者，根据情况，以及有多少客人，告诉他我们需要的是一桌头等宴席还是二等宴席，他马上就领会了我们的要求，知道该上什么菜。而且，他还提供了餐桌餐椅，盘碗筷子等等，并且带上他的锅和蒸笼，把它们支在厨房门外，因为许多汉族菜要经过蒸这一道工序。我们只是把餐厅中的家具腾出去，付费就行了。如果请的客人有十二个之多，这笔费用多达三十英磅，这里面包括有燕窝这道菜，如果没有燕窝，而是以烤乳猪做主菜，宴席费用也得有二十英镑。所以用汉餐请客花钱相当多。但是，当我们发现客人们因为吃不到英国饭菜而深感失望时，我们就非常心痛花的这笔钱。
要是我自己准备宴席饭菜，那就意味着得提前准备好几天。首先得研究一番烹调书籍，得准备足够多的食物至少供客人们吃上三个小时。为了使宴会有一个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开头，我们开始准备多种多样的小吃，然后上道汤。接着，我又用鱼、肉、鸡蛋、鸡、腌肉、蔬菜做出各种各样别出心裁的菜肴，还有一道菜客人们都说太精巧了，太好吃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用什么原料做的——实际上是熏肉加牡蛎。这个名字引起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此道菜英语名称直译为“马背上的天使”。）。我还做了一道菜，把小口鳕鱼和奶酪卷到腌肉中（鳕鱼是罐头中取出的），然后放在一张圆圆的煎饼上，端了出去，这道菜看上去相当神秘莫测，而且既好看又好吃。接着，我总是上几种冷的或热的甜点，最后一道菜是大葡萄干布丁，用点上蜡烛的盘子端上桌子。客人们很看得上这道菜，称它够得上大饭馆的水平，并且起了个名字叫“起火”（“起火”是一种带杆的花炮，点着后能直冲上天空。这里是因带有燃着的蜡烛而产生的联想。）。就这样，我们不断地端上这样或那样的菜肴，直到客人中有人让仆人给我传话，说他们已吃好了，我再派仆人端上咖啡，这是最后的一个节目，然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才放下来，感到终于完事了。客人们匆匆喝完了咖啡，遂即起身道别，说上一句非常客气的感谢话，如果译成英语，这句话大致为“My stomach is like a drum”（我的肚子像个鼓——快撑破了）。这是他们对一顿美食佳肴所能做的最高评价。
从英国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大箱子糖果，以备在非常特殊的场合下用它们。在准备第一次宴请中国官员时，我忙着收拾房子，安排宴席，并在桌子中央摆了几盘糖果，我那时什么也没多想，把所有的糖果都摆了上去，心想客人们只会吃掉一小部分，还可以把剩下的收回来以备将来招待客人用。当客人们离开后，我就去收糖果，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桌子上的盘子里一颗糖果都没有了。正在这时，我丈夫来到了餐厅，告诉我是协台让他的仆人把糖果拿走了。他让仆人展开一个大花手帕，他自己把所有盘子里的糖果都倒在了手帕上，命令仆人把这些糖果带回家给他的孩子们吃。从那以后，我招待客人们时只摆上够人们吃的一些糖果和饼干。
每次宴会后，我都会直奔卧室上床睡觉，完全累垮了，感到自己再也不想看到或吃任何东西。但是，举行宴会招待当地人士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一部分。
让我在厨房里自己准备一顿宴席相对而言要轻松些，因为我不必露面。然而，我们为俄国人举行官方宴会时，我首先得把一切都准备好，而让仆人们去端茶斟酒，因为我得坐在桌首的座位上，装出一副我用不着管什么、愁什么的样子。而实际上我坐在那里时，脑子里翻腾着，害怕在厨房里会出什么倒霉的事。
有一次，我在宴席桌上坐着正等大块烤肉端上来，我们的一个僧加罗男仆可以讲英语，他跑到我跟前，用舞台上才有的那种宏亮的声音对我说：“夫人，肉有那个味了！”我立刻跑着离开餐厅，跑到厨房，发现肉味臭极了。那几天，天气极其热，是烤炉的热量把肉搞臭了。当时满满一桌人饿着肚子，正在等我们的佳肴美味，这可怎么办？我一下子冲到储藏室，取出了几听罐头，风风火火地打开它们，把里面的肉加热，然后倒在一只盘子里，四周摆上了煮熟搞碎的土豆，再把这道菜端上了桌子。客人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刚才那一阵让我心急火燎的情况。
还有一次，在喀什噶尔的第一年元旦，我为招待中国客人们做的葡萄大布丁却没能摆到宴席上。我把做好的布丁煮在锅里，一直煮到天快黑的时候，伊沙一直看着锅。我告诉伊沙厨房里的活干完后，把布丁取出锅，然后用绳子吊起来把水控掉。吃过晚饭后，我们正准备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一下，伊沙走了进来，看上去非常害怕，他说：“我想大布丁情况不太妙，请夫人过去看一看好吗？”我一下子冲进厨房，只见我那漂亮的布丁摔在了地面上，已不成样子了。伊沙在把它吊起来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要查看一下绳结是否结实，所以可怜的布丁看起来情况确实不妙！我就不用再详细描绘我那时的情绪了，但一想起当我再也无法得到做布丁的原料时，才感到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啊！当时我无法再说点什么，可怜的伊沙对这件事几乎和我一样难受。如果我随时能够派人去商店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不会因损失了这些东西而过分失望。但是，看到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东西白白浪费掉，而我们还得等上几个月才能得到补给，那真是让人心痛。
我们的第一个印度籍厨师离开喀什噶尔后，我就再没有找到一个好厨师。实际上，从他走了以后，我只得自己做饭，我们在喀什噶尔的相当长的时间都是这样。后来，伊沙也离开了厨房，我找到了一个藏族人，名字叫拉索（就是给奶牛唱动听歌曲的那个人），整整训练了他五年。这个人很聪明，至少他能使我从大部分厨房劳作中解脱出来。
在乔治国王加冕日的那一天，我们又要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中国官员、欧洲人、英属侨民，还有不少喀什噶尔的当地要人——这真是一次盛宴。那时候，我最小的儿子罗宾才生下四周，所以只好让拉索来做饭菜，他完成得相当出色，我丈夫把他好好地夸奖了一番，并且告诉他说，他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厨师了。但是，十四天后他却死了。我又陷入了繁重的厨房劳作之中。对于他的死，我们感到非常痛惜，他是个可以信赖的、忠实的仆人，我们一直都非常喜欢他。
拉索死了后，我确实感到束手无策，我要照管一个小婴儿，还要照料两个大一些的孩子，令人欣慰的是，那时候有一个家庭教师在管他们的教育。要是我早知道我会有这么多困难的话，我就不该认为我这个人运气太好了。
我们多次努力想从印度找来一个厨师，但后来还是决定最好将就着用一个喀什噶尔人，尽管这个人不那么能干顶用。因为从印度找来的厨师，他们愿意到喀什噶尔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有些东西使他们无法在印度呆下去了。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从印度来到我们这儿想当厨师，但却不能用他们，他们总是做些怪事，与其他仆人闹纠纷。有一个人饭做得很好，但常常蒙骗我们，而且每当该给我们准备招待会的饭菜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所以，我感到最好还是自己下厨房，这样可以使这个家保持平静安详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