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喀什噶尔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感受到了经过跋涉千山万水艰难旅程后的喜悦心情——从舒适的床上醒了过来，突然意识到再也用不着匆匆忙忙地起床，匆匆忙忙地上路了。
在过去六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睡在硬地面上，而且常常是不平的地面上；连我们铺在地上的垫子也令人感觉不到它们的松软舒适。我甚至习惯了在地面上突出来的小石块上把身体蜷缩成一团睡觉。尽管睡觉的地方令人十分不舒服，但由于旅途的劳累和大风，我们还能安然入睡，而且睡得那么香甜。在领事馆里，令我又惊又喜的是他们为我准备好了一张床，而且还有弹簧床垫。这张床是一个俄国军官为其夫人特制的，他们离开喀什噶尔时，我丈夫花大价钱从他们手中买下了这张床。
按照我这个英国人的看法，这座房子造得古朴巧妙。由于这里常有地震发生，整座房子修在一整块地面上，房子周围是一个院子，三边有围墙，另一边是领事馆的大门。那里还有仆人们用的接待室，有仆人整天都在这些房子里值班。有人如果想进领事馆院子，仆人们就会询问一番，问他到这里做什么。
从卧室窗口向外望去，我发现这座房子离一座高高的陡壁不远，只有六英尺之遥，这可让人吃了一惊。但房子处于这样的高处却给了我们观赏美景的机会，一直可以看到我们翻越过的白雪皑皑的群山。
在房子下面有一条路，路上似乎总有驮着东西或被人骑着的毛驴或马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路那边是农田，夏天，地里长满了瓜秧、水稻、棉花还有苜蓿。但是我们初到喀什噶尔的时候，地面上却是一派萧条的景象，干枯的农作物茬子散布在满是盐碱土的地里。而当地里没有庄稼时，这种白粉末就会泛到表面上。有人告诉我这种土对甜瓜生长有好处，怪不得喀什噶尔有世界上最甘甜、最可口的一些甜瓜品种。
在田野的中央有一小片三角形的地，四周由土墙围起，里面插着一些俄罗斯式的十字架，这里是俄国人的公墓。公墓后边我还看到了喀什噶尔的河——克孜尔河。那里有许多马在饮水，赤裸着身体的男孩子们骑在光秃秃的马背上，有些马走进了深深的河水中。这些男孩子穿着他们来到人世间时就穿着的“衣服”怎么能稳坐在湿漉漉的马背上？这对我来讲，确实是个奇迹：只有一根绳子套在他们骑的马的头上，但他们却骑得那么自如，马乖乖地听他们的摆布！河边还有一些毛驴，驴背上架着水桶，男人们，还有一些男孩子往水桶里灌水，然后到城市里卖掉这些河水。
克孜尔河对面，染匠们正在干活，他们把一条条长长的棉布漂在河水中，棉布事先染成了深红色，色彩鲜亮，他们使用的染料是从黑色的蜀葵中提取出来的。
在克孜尔河下端的一座桥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整天川流不息。看起来每个行人不是在吆喝，就是在喊叫。喧闹声中不时地传来一阵阵长长的奇特的声调。沿河各处磨坊的主人们憋足了劲吹着羊角，召唤更多的人到他们那里去磨面。
河对岸的人群和喧闹声后面是高低不平的黄土陡坡、鳞次栉比的田块和一排又一排的树木。田野远处是荒漠和白雪覆盖着的天山。
我丈夫和我登上了房子的平屋顶，朝西方和南方望去，帕米尔高原上冰峰雪岭历历在目，公格尔峰是群峰中最高的一座，海拔两万四千英尺，像一堵巨大的白墙耸立在群峰中。在早晨清新洁净的空气中远远望去，帕米尔高原上的群峰看上去比离我们的实际距离近得多，平时很难看得如此清楚，因为尘埃太多，而且大多数都漂浮在空中，能见度很差。这种情况在春夏两季尤其严重，在这两个季节里，虽然阳光能够穿透尘埃照射到地面上来，但一连几个星期，空气都迷迷蒙蒙的，一点也不清新。
我们住的这座房子原来是当地的一所民房，沿院子而建，像当地所有的房子一样，没有窗户，靠从天窗上射进来的光照亮室内。东边的那些房子看起来总是那么单调乏味，面目可憎，因为从外面看去，只是一堵高高的土墙。
房子墙厚两英尺，是由土块砌成的，墙面上抹上泥。室内墙面上抹的是白胶泥，为的是使墙面光滑、洁白、平整。很快，我就发现呆在用这种墙造的房子里很舒适，因为冬暖夏凉。
我丈夫1890年刚去喀什噶尔时，是随同扬哈斯本上尉（他那时的军衔是上尉）一起到那里的。一到喀什噶尔，就被引到了这座房子和这座花园中，二十四年后这里成了英国总领事馆。原来的旧房子被夷成了平地，在旧址上又修起了一座具有欧洲风格的房子。
1898年我来到喀什噶尔时，秦尼巴克的“欧洲化”工作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了。那时候，对喀什噶尔来说，玻璃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当时大都用油纸来糊窗户——比起天窗来，这可是一大改善。作为友谊的象征，（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借给了我丈夫一大块玻璃，刚够装在一个窗户上，但时间不长他们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争执，所以这块宝贵的玻璃又得退还给彼得罗夫斯基先生。
房子里原来的土炉子又大又笨，热量不多，烟却很大，后来换上了几个很大的俄式铁炉子。秦尼巴克有一间当地风格的房子，四分之三的地面上修起了一个土台，上面铺着厚厚的地毯，供人坐和睡觉。但是这间房子外面有一个非常可笑的门道，还有两个门，人进门时必须弯腰，墙上有许多壁龛，所有这一切都保留了下来。这些壁龛形状奇特，我很喜爱它们，不用说它们可以派上许多用场。
我来到这里不久，就碰到了运气好的一天，一个俄国商人拉来了一车玻璃。欧洲人见了这个东西可真是爱不释手，人人都想买！玻璃质量很差，通过这些玻璃不管看什么东西都走样。从这些玻璃中看人，常常使我感到很可笑，也常常嘲笑人们在走过窗前时映在玻璃上的怪样子。但是，它们毕竟是玻璃啊！阳光透过它们照射进了房内。
后来，我们装了一个阳台，立刻使房子的外观变了样，好看多了。不幸的是，当地的工匠忘记了把这个阳台固定死，装上后不久就遇上了一场地震，这个阳台哗啦一声，就像一个纸板房一样一下子垮掉了。后来又把它装了起来，这一回装得结实极了。
我们在秦尼巴克的家具很简陋，当然都是在当地订做的。家具上都没有上油漆，白秃秃的，原因是在喀什噶尔既买不到油漆也买不到清漆。特别是那些椅子，样式很原始。我常常看着它们，觉得有意思极了。
我丈夫刚到喀什噶尔不久，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那里，他唯一的朋友是个荷兰罗马天主教教士亨德里克斯神父。我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还要讲到这个人的情况。他和我丈夫决定做几把椅子，因为房子里只有地面或箱子供人坐。但两个人中谁也没做过木匠活，根本不知道怎么把椅子设计、制作得舒服些。做出的第一把椅子反映了亨德里克斯神父在修道院所受的教育，样子受僧侣们坐的那种椅子的影响很深。椅子很高，我几乎得爬上去才能坐下，而且坐在上面时，要么必须把脚搁在横撑上，要么把脚悬在半空。椅背很直，比我的头还要高出许多，椅面却只有六英寸宽。人坐在上面根本不可能得到休息——因为全部时间都得用来保持身体平衡。接着，他们又做了同样的另外几把椅子，每一把的样子都与古教堂中唱诗班所坐的那种长条椅的样子差不多。最后他们终于做成了一把坐上去还有点舒服的椅子，但是硌得让人难受，因为椅面根本没刨平。
后来，豪格伯格先生来到了喀什噶尔，他试做了一把摇椅，我丈夫买下了它。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坐在这把摇椅上，头和脚在摇动着，而身体却纹丝不动，这让人感到可笑极了，所以只能砍掉摇轴。但终于我们有了一把坐上去感到舒服的躺椅了。
另外，我们的地毯、台布和各种各样的垫子使这里的诸多缺陷都被弥补了。我做了一个绿色的丝绸灯罩，罩在了那盏煤油灯上，这一下屋子里似乎阔气、温馨多了，也有了点家的气氛。后来，我们还是设法买到了几把用奥地利弯木做的椅子，一把美式摇椅，这把摇椅摇起来还像那么一回事。
我经受的第一道考验便是巡视整个秦尼巴克，并让他们把所有的仆役介绍给我，介绍要合乎礼节。首先我们先到厨房去看厨师，厨房的状况使我惊呆了。我们走过了一扇小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烟气腾腾的房子里，只有从天窗射进来一线光。我们的印度厨师坐在地面上，旁边坐着一个喀什噶尔男孩，帮他做一个蛋糕。厨师前面的地上放着一盒鸡蛋，他正在那里打鸡蛋，但是却把鸡蛋打烂在他那黑乎乎的手掌中，他让蛋清从他的手指间流到地上的一个盒子中，然后再把蛋黄甩到另一个盆子里。我猜他肯定看见了我对这一切反感至极的表情，因为他嘟嘟囔囔地讲了一句，让我最好离开这里。如果不是用他工作的厨房来看他，而是用他做的饭菜质量来衡量他，他端给我们的饭菜肯定是好极了的东西。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厨师做饭时的样子。
我们有五个自己花钱雇的仆人，他们是厨师、厨工、勤杂工和花匠。花匠是喀什噶尔人，很瘦小，已经上了年纪，个头小的几乎像个侏儒。他一边干活，嘴里一边絮絮叨叨的，好像种的花草在和他对话似的。如果你问他，豌豆是否快出苗了，他的回答真是奇妙极了：“它们告诉我说，明天就会跑出来”。此外，秦尼巴克还有三个由政府花钱雇的仆人：一个仆人头，两个卫兵。他们身穿醒目的猩红色制服，上边镶着金色的边，头戴宽大的缠头巾。我丈夫外出办公务，他们就骑马走在前面开道。有四个人前往最近的一个印度邮局（当时英国的外交邮件都要先送达与中国边境相邻的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再转送到英国外交部。这四个人就是领事馆的专职信使。）送我们的邮件。从喀什噶尔出发到那个印度邮局一般要走十至十五天。这还要看当时的气候状况以及是一年中什么时间出发的。
看到这一队威风凛凛的卫兵，我有点胆怯、害羞，还有点怕。我不能够和他们谈话，向他们表示我友善的唯一方法是向他们微微一笑，点头致意。一个人要是只能做这么一点，那就会感到自己笨极了，而且很难为情。但卫兵们对我很好，而且愿意帮我的忙，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也就很快不再感到不自在了，并且无论做什么，都愿意信任他们。
为了做好代表英国的外交事务，领事馆还有两个印度籍的秘书，一个中国籍的秘书。他们都有家眷。另外，还有一个印度籍医官，作为我们的医疗顾问。这些人和仆人一道，住在我们住宅区外的一个院子里。这样，整个领事馆的人员在秦尼巴克就形成了一个圈子，像个小村子似的。
我们的花园很大，很漂亮。花园分为高低两处，沿着一个台阶就从低处走到高处了。高处的花园里长着果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这里各种水果争奇斗艳，有桃、杏、无花果、石榴以及白的或黑的桑椹。后来，我丈夫又在本地的果树上嫁接了英国的苹果、梨、梅子、青李、樱桃等。这些都是从英国家乡由人带来的枝条嫁接而成的。看着这一切，我想世界上很难再有其他地方能像喀什噶尔一样，适合任何水果的生长。
低处的花园里郁郁葱葱地长满了柳树、榆树、白杨树，还有一种喀什噶尔本地的树——吉格达尔（沙枣）。
我们房子的一侧铺满了葡萄藤，把墙都盖了起来。我丈夫向我保证说，这些葡萄藤总会结满一串串葡萄的，而且多得惊人。但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木棚架和一堆黄土。这里，葡萄藤、无花果树和石榴树在冬天都要埋在地下，以免受到霜冻的伤害。
整个花园中最让人心旷神怡的却是一道高台地，它的长度和花园一样长，而且被一道非常别致的有雕花孔的墙围了起来。挺拔的白杨树紧紧地贴着高台上的小柱耸立着。从这个高台上，我可以看到整个喀什噶尔的大地，观察到道路上和田野里人们的生活，而且一直可以看到河床一带。花园中有一个小池塘，春天，在池塘里面放满水，用来浇灌花园。但是现在，池塘和从池塘中伸到四面八方的小水渠都干涸了，而且树上连一片树叶都看不到，更看不到一丁点绿草了。冬天，要不是太阳照耀着这里的一切，要不是尘暴光顾这座城市，这个地方就太寂寞了，寂寞得无法形容。
看到我丈夫还养了几只狗，我真是欣喜若狂。因为我可以与狗谈一阵儿话，而且它们立刻就喜欢上了我。一个人生活在喀什噶尔的孤独日子里，我丈夫喜欢上了许多古怪的宠物，狼啊，豹啊，还有狐狸，我一点也不喜欢它们，这些动物要是死了，我会情不自禁地谢天谢地一番。我倒是很喜爱他养的鹿、野山羊。我到喀什噶尔不久，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对大鹅，这两只鹅总是设法钻进房子里，呆在那里。母鹅下蛋时，“甘德尔先生”？（“甘德尔先生”，是凯瑟琳给公鹅起的名字。）总是在起居室里紧紧地靠近我坐着，以便在它孤单的时候有个伴。？
我住进秦尼巴克数周后，瑞典传教团一位传教士的妻子拉奎特夫人（拉奎特，是瑞典驻喀什噶尔传教团资深的传教士，后来回瑞典在隆德大学教突厥语，成为欧洲著名的突厥学家。而拉奎特的夫人，当时也随着丈夫住在喀什噶尔。）送给我一只小猫，样子可爱极了，它在几只狗中间窜来窜去，极力地表现自己，并把它们赶出房子。后来，这只小猫长成了一只大猫，我们的孩子给它起了个绰号“普西大叔”。它活了十七年，因衰老而死了。它死后没多长时间，我们就离开了喀什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