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迪主义
1993年8月，默多克这位澳大利亚媒体大亨以一段通信技术的进步将改变世界的讲话而为其惹了很多麻烦，就在他讲话前两个月，默多克刚刚在香港从李嘉诚手中买下了信号可以覆盖中国每个角落的免费卫星电视网STAR TV（星空卫视）。9月，也就是默多克发表上述演讲后一个月，中国出台了禁止私人拥有卫星接收天线的规定，默多克栽了一个大跟头。
默多克自此一直在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默多克给中国最大的残疾人基金会捐款，他还很积极地为一些高层人士的子女出版他们关于父辈的回忆录，当然，这本身就很畅销，默多克为此支付了一笔可以称之为天价的版税稿酬。默多克还命令星空卫视的主管停止向中国发送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以此证明自己只想传送娱乐节目，而不是新闻。默多克还卖掉了《南华早报》的股份。1997年香港回归前，默多克取消了他的下属出版社出版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回忆录的计划。
当然，最重要的举动是默多克借笔电新人这一桥头堡很好地建立起与中国主管部门的对话机制，而且得到在中国北京和上海开设办事处的特权，这一特权直到今天还被许多海外媒体所羡慕。
为默多克和中国相关部门做这些沟通工作的是两位澳洲人：布鲁斯·多佛和施朗然（Laurie Smith）。
布鲁斯·多佛和施朗然曾是新闻集团对华办事处的首席代表，这两个人也是ChinaByte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经理。
布鲁斯·多佛是新闻集团在北京办事处的第一任负责人，一直工作到1998年。离开新闻集团后，多佛曾担任过CNN国际新闻中心总编。2007年下半年，出任澳大利亚新闻网（Australia Network）首席执行官。多佛曾经写过一本名为《默多克的中国冒险》（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的书，可惜被新闻集团封杀，市面上并不多见。
施朗然则是新闻集团对华办事处的第二任首席代表，他也是ChinaByte的第二任总经理，后来转任ChinaByte董事长，也曾代表新闻集团担任过网易的董事。2001年年底施郎然离开新闻集团，2004年年底出任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东北亚首席代表、澳大利亚中国大使馆东北亚经济参赞，主管澳大利亚在中国、日本、韩国及越南等国家的贸易工作。施朗然操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政府供职时给澳大利亚总理基廷访华当过翻译。施朗然除了中文讲得好以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谦逊得当，在处理政府关系时游刃有余，是位“中国通”。
当然，帮助默多克与中国对话的还有他的中国妻子邓文迪，中国最着名的女人之一。
1997年年底，默多克前往香港视察旗下的星空卫视，星空卫视特意在香港山顶餐厅举行由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的鸡尾酒会。身为普通工作人员的邓文迪本没有受邀参加这个酒会，但当天晚上，她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不请自来。
此时，默多克正独自在餐厅的角落里喝酒——也许没有多少人敢过去和大老板搭讪。邓文迪端着酒杯，径直向默多克走去，并且“一不小心”把酒洒在了默多克身上。在处理“意外”的时候，两人交谈起来。邓文迪清晰的条理、敏捷的思维以及独特的东方情调，迅速获得了默多克的好感。两人一共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令在场的同事统统傻了眼，因为默多克从来不曾如此赏脸与一名普通员工交谈这么长时间。更让这些人傻眼的是，两个人一见钟情，默多克邀请邓文迪做他在中国的翻译。
1997年，默多克65岁。邓文迪27岁，高个子、细身段、聪明、精力充沛、积极进取。1998年5月，默多克和太太安娜离婚，他和邓文迪的关系公开了。
邓文迪向默多克灌输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默多克开始把她的观点向新闻集团的管理层转述，后者称其为“邓文迪主义”。在默多克的生命中，邓文迪是他此时的最佳拍档。她和他有着一样的进取心和对交易的热爱。她并不想让他慢下脚步准备退休。她想和他一道去征服世界。而且她和默多克一样每条血管里都流淌着机会主义的血液。她是广州一家国营工厂厂长的女儿，先是和一位在华工作的已婚美国经理交往，并和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得到了能在美国永久居住的“绿卡”。然后她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拿到了MBA学位。她在香港星空卫视实习，并最终成为全职雇员，负责在中国有线电视网络上推广星空卫视的音乐频道。1999年6月，默多克和邓文迪在他位于纽约港的游艇上举行了婚礼。之后，邓文迪从公司辞去了工作，但她依然是默多克在中国的大使。
ChinaByte老兵宫玉国
新闻集团对华办事处两任首席代表的更替，也在很大程度上对ChinaByte的命运进行了变更。1998年之前，ChinaByte更多是依靠着外方的先期投资款在运营，中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话语权；1998年之后，随着施朗然接替多佛执掌新闻集团对华业务，以及张震中等具有华人背景的高管进入新闻集团中国区的决策层，中方话语权开始大了起来。任命施朗然这样的中国通，请张震中这样具有华人背景的经理人参与新闻集团中国区业务的管理，以及邀请黄福盛这样具有华人背景的人来担任ChinaByte的第三任总经理都可以看做是ChinaByte本土化的系列举措之一。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是在1999年扶正中方负责人宫玉国，任命宫玉国为ChinaByte第四任总经理，也是唯一的一任内地出身的总经理。
不过，到了1999年，ChinaByte和宫玉国都失去了重新寻回行业内领导地位的可能，互联网的一年等于其他行业的7年，从1997年的领跑，到1998年被赶上，再到1999年的落后，ChinaByte很是可惜。其中最为可惜的是错失了1998年世界杯带来的商业机会。
1998年世界杯前夜，1996年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回到中关村，被王志东请到四通利方论坛担任负责人的汪延到ChinaByte找宫玉国，商讨联手做一些事情，两个人将共同的对手定为国中网，他们谈得非常好，最后商定ChinaByte上的资讯，汪延可以拿到四通利方论坛，四通利方论坛有什么好帖子，ChinaByte也可以做导引，转到四通利方论坛讨论。
最后，世界杯网站评比，四通利方第一，ChinaByte第二，他们一起打败了国中网。虽然ChinaByte落后了，但ChinaByte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1998年世界杯之后，四通利方的王志东意识到在中国做互联网可能有大机会，开始对网站进行投资。1997年年底至1998年年初，是中国互联网从IT领域走向全社会的转折时期。世界杯后，ChinaByte本应该顺应这个潮流将其世界杯网站变成一个体育网站，但ChinaByte没有做。看到这个机会的王志东把新浪做成了中文第一门户网站，而国中网所在的中华网也借此加大对网络广告市场的力度，并抢先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
看到体育网站潜力的还有一个叫戴福瑞的美国人，时任新闻集团和ChinaByte商务拓展经理。1998年世界杯后不久，戴福瑞和马来西亚的道格拉斯（Douglas Khoo）等人创办鲨威体育论坛，并选择了从北大一毕业就连人带公司一起兜售给ChinaByte做搜索客的庄辰超任CTO，这家三个人联合创办的公司两年后卖给TOM集团，团队遂告解散。2005年，三人再次聚首，共同创立了旅游搜索引擎“去哪儿”，公司的中文名字也十分地道——蛇猴龙（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名字包含了三人的属相。由于道格拉斯创立的另外一家公司也获得了融资，于是他的精力主要放在那里，所以目前主要由戴福瑞和庄辰超负责“去哪儿”的运作。
但即便如此，宫玉国主政ChinaByte的那两年仍是ChinaByte发展最顺的两年，纠正了前任关于电子商务的路径，收缩了诸如娱乐和搜索等业务，重新回到ICP的路上来。2000年，ChinaByte的网络广告收入达到80万美元，而那一年，ChinaByte的整个运营费用只有100万美元，收支平衡在望。
但终究是势比人强。1998年12月10日，默多克获得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中国各大媒体都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新闻。新华社在报道中指出，江泽民“对世界媒体巨头鲁伯特·默多克先生近两年来为客观地介绍中国、加强同中国在新闻业务方面的合作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这标志着默多克和新闻集团进入中国获得官方的肯定和认可。再之后，默多克让自己的小儿子杰智来到中国，负责星空卫视业务。新闻集团中国区的业务重点也从ChinaByte逐步转移到星空卫视业务上，ChinaByte被逐步边缘化。更致命的是，《人民日报》本身也开始自己做网站，成立人民网，ChinaByte的金字招牌PDN（People Daily Network）开始名存实亡。
为避免ChinaByte被边缘化，宫玉国想了很多办法。1999年3月，他拿着第三方给他们的估价报告，飞到上海找到上海老八股之一的爱使股份，将ChinaByte作价5000万美元，占爱使50%的股份，重组爱使。但这一方案没有得到新闻集团中国区相关人士的认可。两个月后，中国股市上演波澜壮阔的“5·19行情”，宫玉国和ChinaByte只是看客。
刘长乐和默多克对等控制凤凰卫视
ChinaByte逐渐式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默多克在获取与中国主管部门对话的通路上除了《人民日报》外，又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刘长乐。
刘长乐，1951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母是随军来到此地的政府官员。1953年，他的家人移居北京。刘长乐的父亲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部长级的官员。1979年，越南自卫反击战打响前，刘长乐退伍，被分配到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刘长乐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有着很强的直播解说能力，迅速成为中国中央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主播。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长乐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今称“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专业深造，他发现自己的一些广播节目成了教学的典范，到了1988年，刘长乐负责中国中央广播电台中所有的军事新闻报道。
这时候，刘长乐下海了，他在1990年被派到新加坡负责政府石油贸易工作。在新加坡，刘长乐开始了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业务，并把在石油生意中赚来的钱投入到北京的房地产项目，由此获取了第一桶金。
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刘长乐也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赶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他潜心佛教，并不是为了寻找信仰，而是要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
大约在1993年，当默多克准备接手星空卫视的时候，刘长乐开始想办法在中国内地之外创办一家华语电视台。他的目标是这家电视台将面向全球华人，并且通过卫星将信号发送回中国内地。当时，唯一能够覆盖他的目标观众的卫星是亚洲一号，但是这颗卫星的租户名额已经预订满了。1994年，刘长乐听说蒙古国家电视台准备放弃它在卫星上租用的转发器，而作为卫星的最大租户，星空卫视对转发器有优先取舍权。
刘长乐为卫星转发器的问题找到了星空卫视。刘长乐想建立自己的频道的计划让星空卫视当时的CEO Gary Davey颇感烦恼，他担心刘长乐的频道会与星空卫视现有的两个华语频道竞争。但是星空卫视的经理们也意识到刘长乐非常了解中国的传媒行业和监管政策，这正是星空卫视所需要的。于是，刘长乐被引见给默多克，两个人开始了直接对话，这两人非常相像，他们都喜欢吃辣，做生意喜欢冒险，并且愿意为了长远目标放弃短期利益。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是一路人，决定与对方合作。
最后的合作协议是：合资公司中45%股权属于刘长乐，45%属于默多克，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公司。2000年，凤凰卫视在香港上市，央视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中国银行，此外，公司还有15%的流通股。
1996年3月，凤凰中文台挟带着华丽的画面和快节奏的福克斯风格在沉寂的中国电视行业中爆发了，它还混合了星空卫视华语和电影频道的节目。
1998年3月19日，凤凰卫视火了。当时凤凰卫视正在现场直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领导人记者招待会。新当选的朱镕基总理正在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他打断了主持人，让主持人把话筒给了凤凰卫视记者、台湾人吴小莉，“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立刻成了名人，而凤凰卫视也得到了现任中国政府首脑的非正式认可。坐在香港办公室观看记者招待会的刘长乐忍不住流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