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群贤毕至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不仅仅在领土的拓展，经济的发展，还在诞生了多少顶尖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否则就是泥足巨人，徒有其表。波旁直系王朝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群贤毕至、人才济济，令欧洲乃至世界仰视。比如说，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就是法国哲学的奠基人，他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思想，所以意识到我的存在”，而那个使我存在的“存在者”，也必定是使万物存在的“存在者”——上帝。嗣后，有哲学家培尔（Bayle，1647-1706），著有：《对彗星的诸多思考》（1662）、《历史批判辞典》（1695-1697）等。关于中国，他说：“不仅仅一个无神论的社会是可能的，而且它已经存在了。这个社会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中国，确实无误。”意即基督教并非一统天下，中国就是一个例外，这无疑是对上帝主宰一切之学说的无情打击。还有作家封特奈尔（Fontenelle，1657-1757），他虽是高乃伊（Corneille，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1606-1684）之侄，创作戏剧少有天赋，却在推广科学方面有所建树，著有《宇宙万象解说》（1686）等，为18世纪法国哲学家先驱。不过，这些思想家一是离我们稍远，二是宣传介绍不够，因此一般人对他们的思想与事迹知之甚少。而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恐怕要首推孟德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4四位启蒙思想家了。
“自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起，一些思想家和作家对国王采取决定的根据开始产生怀疑。路易十四眼看着由王朝法规指定继承其王位的所有后裔都死去了。当他1715年77岁去世之际，其年仅5岁的曾孙成了国王，称‘路易十五’。摄政成了不可或缺之事。整个摄政时期（1715-1723），社会风尚和人们思想中出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放任：在可爱的摄政时期，人们什么都做，除了悔罪。基调已经定下。整个18世纪带有同样的思想特征：对君主制、贵族和教会提出质疑。”
孟德斯鸠（Montes qieu，1689-1755）为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所著《论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狄德罗（Diderot1713-1784），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站在第三等级的立场上，坚持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协议的观点；认为任何政体都是要改变的，它的生命同动物的生命一样，必然趋于死亡。封建专制政体终会消逝，由适合人性的政体取而代之。
卢梭（Rousseau，1712-1778），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直至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便是人民主权；他毕生著作颇丰，尤以《社会契约论》最为著名。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这就是天赋人权思想。毕生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国王的统治，目睹了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的过程，认为革命必然到来：“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撒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研究中国儒家思想，推崇中国文明，著有《赵氏孤儿》；所写《路易十四时代》对太阳王褒奖有加。
伏尔泰出身于公证人之家，就读于路易大帝中学，毕业后奉父命进法律学校学习，虚于委蛇。情钟文学，擅长写诗，得罪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投入巴士底狱（1717－1718），身入囹圄期间仍笔耕不缀。1718年所写悲剧，《俄狄普斯王》在法兰西剧院上演获得成功，1723年发表《联盟诗》，深受读者喜爱，从此名声鹊起，乃至受到朝廷青睐。然而，不久因与罗昂骑士争吵、斗殴于1726年再次入巴士底狱，数月后出狱，旋即被勒令离开法国，流放英国（1726－1729），从而视流放地为“自由的国度”。返回法国后不久相继发表《布鲁图斯》（1730）、《查理十二》（1731）、《查伊尔》（1732）等悲剧，从历史的角度对疯狂的征服、天主教以及徒有虚名的文人的教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1934年撰有《哲学通信或伦敦通信》，针砭法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和道德、科学体系，遭到追捕，逃至洛林夏德莱侯爵夫人家里隐居，与女主人志同道合，长期同居，共筑爱巢。
隐居期间，构思《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两卷本匿名出版于柏林，数日即告罄，爱丁堡、伦敦、普鲁士、荷兰等地盗印版涌起。本书叙述的不仅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而是有史以来最为开明时代的人类的精神文明史。每个时代都产生过英雄和政治家；每个民族都经历过剧烈的变革。有人只是一般了解历史，有人则勤于思考，发现世界历史上只有4个时代值得大书特书。第一个是菲力浦和亚历山大的时代，虽然它的影响所及只是在希腊的疆域之内而已，但这个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处于野蛮状态。第二个是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卢克莱修、西塞罗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第三个是紧接着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但丁堡之后的时代，即意大利光辉灿烂的时代，期间艺术在该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当时所有的一切都趋于完美。第四个时代被誉为路易十四时代，可能是四个时代中最接近尽善尽美的时代。
伏尔泰何以用路易十四命名这个时代，作者的解释是，因为路易十四赞助文艺，而且在位时间长，期间人类精神文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史学观点无疑有别于前人，值得予以肯定。然而，在具体的写作中，伏尔泰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了他的英雄史观。由于崇敬国王本人，伏尔泰无时不刻突显了对路易十四的溢美之词，其他人物则成了无关重要的芸芸众生。对国王的德政、智慧过于夸大，而忽略了开明君主的反动残忍性；与众不同的是，作者在书中颂扬了精神文明的进步，但是，却又把文化的昌盛归功于君主个人的提倡和保护。实际上，人才荟荟、文物鼎盛，岂是国王一人所能创造，十七世纪虽然伟大，但十八世纪更加伟大。嗣后，启蒙运动思潮蓬蓬勃勃，势不可挡，如培尔、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等群星灿烂，数不胜数。
伏尔泰主张“尊重事实，尊重良心”，否认历史的发展受制于神的旨意；坚信人类的文明进步，认为理性必然战胜迷信和谬误；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和教派纷争。认为无谓的神学之争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反宗教思想由此可见一斑。虽然限于出身、教育、社会条件，他鞭挞宗教有限，但在法国作为启蒙运动先驱者的地位仍不容置疑，他的这一历史著作将因此流芳百世。
过了顶峰便是下坡，任何朝代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路易十四的余生是凄惨的。国家财政紊乱不堪，无法弥补，个人的威信丧失殆尽。国王几乎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因此对两个巳被承认为合法的儿子曼恩公爵和图卢兹伯爵更加温存爱抚。1715年国王病入膏肓，双腿肿大，出现坏疽。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吃了江湖郎中的药，病情稍有起色，但这是回光返照。临终时，他表现出了勇敢的精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可谓是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他把继承人搂在怀里，讲了一番值得令人沉思的话。继承人洗耳恭听，把这些金玉良言一直保存下来，写在床头。下面是原话：
“您不久就要成为一个伟大王国的国王。我特别嘱咐您：别忘记您对上帝应尽的职责。要记住您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要尽力同邻国和睦相处。我过去太爱战争。这一点您不要学我。也不要象我那样过度挥霍。遇事要多征求意见。要力求了解哪个意见最好，并且照办。要尽快减轻百姓负担，完成我不幸尚未完成的事业。”
虽然有人对路易十四大加鞭挞，如责备他狂热地反对冉森教派，心地狭窄，手段残酷；轻率发动战争，得胜时对外国人过于高傲；偏爱几个妇女，甚至言听计从；处理私事过于严厉等等。然而，如果拿他的伟大品质和功绩同这些错误、缺点比较，他还是功大于过。时间使人的见解判断逐渐成熟，不管有人怎样写文章反对他，但是人们提起他的名字时无不肃然起敬，听到这个名字时总会想起这个伟大的时代，即辉煌的路易十四时代。
启蒙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当时，由于生产力落后，科学欠发达，老百姓迷信神明，统治阶级拉大旗作为虎皮，为自己蒙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宣传他们的统治权力是上帝所授予的，因此神圣不可侵犯。平民百姓为神权的观念所禁锢，即使受压迫、受剥削也不反抗，世世代代俯首听命。启蒙思想家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宣传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人民的思想于是得到解放，统治阶级的面纱被揭开：原来国王、贵族和神甫也是普通人。人类回归了理性，思想得到了解放，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认为上帝在把宗教的权力授予教会的同时，把世俗的权力也授予政治统治者。君权神授的观念长期统治着法国，缪论重复一百遍，似乎成了“真理”。启蒙思想家走在时代的前面，写文章，发表演说，启迪理性，开启反封建思想，“用光明驱逐黑暗”，从思想上动员了广大群众。狄德罗有一句名言：“迈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怀疑”；大革命的领导人米拉波、罗伯斯庇尔等都从启蒙思想中汲取了力量，大革命的主题词“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宣言》中的“三权分立”等的理论无一不是来自启蒙思想家的理念。启蒙思运动为法国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