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乔治五世与“一战”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在节日庆典活动中，接受女王检阅的英国海军军舰多达165艘，各国军政宾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印象深刻。对于目睹这一盛景的世界各强国派来的舰只来说，《泰晤士报》评论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218课。”这幕场景同时折射出两个信息：第一，英国似乎到了盛极而衰的临界点；第二，英国依靠强大海军所享有的海上霸主地位必将遭到新兴的竞争敌手的挑战，而这种挑战足以改变英国的历史命运。事实表明，因为争夺殖民地和海军军备竞赛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后来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1901年，81岁高龄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汉诺威王朝寿终正寝。年近60的爱德华成为国王，史称“爱德华七世”，开始了塞克斯-科堡-哥达王朝。这个带有德国意味的王朝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来自德国的阿尔伯特亲王确定的。同一年底，巡视大帝国各殖民地归来的乔治王子（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已经嗅到了某种气息，带回一个令沉浸在“日不落”迷梦中的英国人感到不妙的消息：英国在帝国内的传统地位正受到其他国家的侵蚀，进而发出“古老的国家必须醒来”的呼唤。数据显示，跨入20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下降，往日“世界工场”的荣耀正在成为历史。
10年之后，爱德华七世去世，由于长子阿尔伯特已经先他去世，次子乔治即位，史称“乔治五世”。
乔治王子青年时代曾经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长达15年，随舰队去过地中海、西印度洋、南非和澳大利亚。军人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处事严谨、作风朴实的作风。即位后的乔治五世面临两大紧迫性的问题：爱尔兰民族独立和欧战逼近。这两大危机并不直接危及英国君主地位，但足以关涉国王对其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功能作用发挥的阐释。灵巧应对欧战和爱尔兰问题成为考验乔治五世政治智慧和才能的两个重要任务。
爱尔兰问题因为涉及国家统一和内战，最令国王焦虑不安。国王乔治五世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威胁，在他的斡旋和建议之下，1914年7月，英国政府代表、反对党的代表以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国民大会的代表，共同会集在白金汉宫。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但毕竟创造了一种进行协商式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富有成果的氛围。1916年，爱尔兰共和军试图利用英国政府主要兵力投放在欧洲大陆无暇顾及后院之际，企图用武力谋求独立。1918年大选中，新芬党获得73个爱尔兰席位，拒绝服从伦敦。1919年1月通过国家独立宣言，建立了临时政府。英国曾一度考虑派军队强行镇压，但是在乔治五世的积极斡旋之下，1920年12月国会通过新自治法案，扩大爱尔兰自治权，南北爱尔兰各设议会和政府，一个在贝尔法斯特，一个在都柏林。新教徒占多数的北爱尔兰接受了该法案，但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南爱尔兰坚决拒绝。
1921年6月22日，乔治五世和王后出席贝尔法斯特的集会，为北爱尔兰议会揭幕。他在富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中，号召“全体爱尔兰人伸出容忍和敦睦的手，宽恕和忘记过去，而共同为你们全体所热爱的这片国土缔造一个和平、安分守己和亲善的新时代”。1921年12月，英国和爱尔兰签署协议，英国承认由南爱尔兰26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为享有自治自决的全权自治领，北爱尔兰（东北6郡）留在英国。随后，英国将统治权移交给爱尔兰民族政府。这样，大英帝国的名称也改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对待国内问题态度截然相反，在欧洲危机问题上，国王配合英国政府极力鼓动怂恿，图谋把自己的新兴竞争对手德国拖入战争并打垮对方，以此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英国对于当时国际局势心知肚明，判断明确，出于本国利益，在对德、对奥和对俄的外交政策方面，却玩弄伎俩。大战爆发前，乔治五世还若无其事地、郑重地把德皇威廉二世请到伦敦白金汉宫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塑像揭幕典礼。乔治五世本来是德皇凯塞尔的表哥，但他把维多利亚的荣耀更多地与这位“表弟”联系在一起，恭维对方是“维多利亚的最大的长孙”。1913年5月，乔治五世还对德国进行“亲善、友好”访问。“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乔治五世又摆出欧洲危机调停人的姿态，亲自出席德国大使馆的宴会。7月9日，外交大臣格雷在接见德国大使时还信誓旦旦表示，英国与俄、法没有任何同盟义务的关系，英国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还保证“尽一切可能来防止大国间的战争”。另一方面，格雷于8日接见俄国大使，故意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坚称奥国出兵大有可能，并极力渲染德国对俄国的仇恨。英国鼓励俄国备战和德国侵略的做法，无疑激化了这两个国家的矛盾。
不仅如此，在对待奥国的态度上，英国政府也是采取两面派做法。
7月20日，国王接见奥国大使，向奥国大使展示出“一如素常的冷淡客观”，让奥匈帝国以为英国对他们“抱友好心理而不无同情之意”。这就给德、奥造成一种英国不会卷入战争的错觉。俄国沙皇得到塞尔维亚摄政王要求保护的恳切要求，看过奥国的最后通牒，直觉告诉他们“这是欧洲大战”。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随即召开大臣会议，决定“视事态发展情形”而在俄国境内进行局部战争动员。他还加强外交活动，两次与英、法大使会谈。英使非常清楚，面对自己给俄国和德国制造的中立假象，英国只能二者择一，“或给予俄国以积极支持，或是牺牲它的友谊”。
正如比利时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一当英国国王关心维护欧洲和平的时刻，欧洲和平就面临最严重的危险”。塞尔维亚“七月危机”中，英国采取积极鼓励战争的政策，并未流露出参战的任何意向。但是，英国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它看来，这场战争必将到来。如果更早一点打起来，形势对自己或许更为有利。因为从海军实力方面看，当时英国海军保持足够的强大的海军优势，如果拖延，德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势必迅速赶上英国。不过，英国就算满心希望参战，它还须克服重重困难。首先，它要合理地把战争责任推到对方身上，摆脱战争发起国的罪责；其次，要说服当时议会和内阁中的亲德派，至少让他们成为少数派；再者，要对反战的工人阶级和自由党人有个交代。因为他们多次在特拉法加广场上集会，强烈要求英国宣布中立。
按理说，上述困难和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的压力足以让英国在通向战争之路上止步，但事实是英国政府和英国王室继续玩弄两面派的外交手法。7月26日，英王乔治五世针对奥、塞纠纷问题对德皇之弟普鲁士亲王亨利保证，“我们（自己和英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不使自己牵入战争而保持中立”。同日下午，格雷提议在伦敦举行英、法、德、意国会议，共商保持“和平”的方法，实则是拖延开战，为俄、法两国赢得更多作战准备时间创造机会。英国极力怂恿法、俄对德、奥作战，并保证给予支持，这就在客观上麻痹了奥匈和德国，而有利于法、俄。
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的第二天，英国意图参战的真正面目公开暴露出来。7月29日，格雷接见德国大使，明确表示，如果冲突仅仅限于俄、奥之间，英国可以保持中立；如果德、法两国卷入，“那么局势就会立刻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将被迫作出紧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长期作壁上观了”。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最终获知英国参战的真正意图之后，怒不可遏地谴责英国：“这个下贱的唯利是图的恶棍，拼命用各种盛宴和花言巧语来欺骗我们。在英王同亨利谈话时对我所许下的我们将保持中立并且尽可能长期袖手旁观的诺言，现在变成了赤裸裸的欺人之谈。”气急败坏的威廉二世试图就此止步，于7月30日把英国打算参战的意图告诉奥匈帝国，劝告奥匈接受英国的调停。可是，奥匈军队已经开进塞尔维亚境内。箭已经射出，再无可能挽回。而于英国来说，挑起战争以对付自己的主要竞争者的图谋成功了。
8月2日，英国方面对入侵比利时的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重申德国必须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以及英国负有保护比利时中立的义务。德国这时候才意识到，它被这个“血亲民族”耍了。
一直等待回复的英国内阁看到英方限定时间已过，德国复文未来，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从8月4日夜11时起，对德国进入战争状态。
英国参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国之外，更在于，整个大英帝国，首先是它的自治领，如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相继加入战争，使得这场本来是东南欧地区局部性的战争扩大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
英王乔治五世知道，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战败，就意味着君主制将会覆灭。战争期间，英国实行“战时内阁制”，在经济上实行政府监督国民的经济生活、放弃自由贸易，军事上实行义务兵役制。这种由5—7个内阁成员实行的寡头统治形式，大大提高了政治决策的效率，强化了战争机器，有效地推动了战争进程。1915年，乔治五世为了给民众做出榜样，下令在战争期间宫廷内禁止饮酒。作为英王，乔治同王后亲自参与了力所能及的对英军的鼓动和慰问工作。他们夫妇曾先后到过300多家野战医院慰问伤员，足迹踏遍英伦三岛，甚至5次亲赴硝烟弥漫的法国前线，为数万名立功将士颁发勋章。这种做法的象征意义丝毫不亚于国王亲自带兵上场杀敌。乔治五世不仅个人率先垂范，遵守战时经济政策，还配合军事动员，将两个儿子送到军队服役。为了表示弃绝与德国“远亲”的关系，乔治五世甚至在1917年将带有德国意味的王朝名称改为“温莎王朝”。战争后期，在得知他的内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寻求到英国避难时，乔治五世在郑重考虑到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和不良影响后，坚决拒绝。总之，国王为支援战争赢得胜利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一战时期乔治五世的政治外交抉择中，维多利亚时代靠血亲纽带联系起来的欧洲国际体系瓦解了。
虽然战争结束后英国实现了它的主要目的，如削弱德国，夺得其多数军舰，获得其在世界上的主要殖民地，但是在赢得战争的同时也欠下了大量外债，人力、物力、财力遭受到重创和削弱。伦敦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已经动摇，大洋彼岸美国的纽约有取而代之趋势。而且，在战争中壮大的各自治领地的资产阶级开始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
1923年，构成对乔治五世政治智慧的一个严峻考验来自于政党制度方面，乔治五世需要决断是否给工党一次执政机会。长期以来，英国实行的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交替执政的两党制。这种政治制度曾经被认为是英国在近代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政治保证。但随着时势的变化，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党力量逐渐壮大。英国工党运动初期遵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政治目标，后来改变了策略。1910年，当时的工党领袖曾经称赞英王爱德华七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1911年工党领袖麦克唐纳把共和制称为“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社会主义不一定必须是共和制”。1917年十月革命在英国国内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响，但是1923年英国工党就君主制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进行投票，结果是10：1赞成君主制。鲍德温拒绝成立由工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而阿斯奎斯拒绝支持保守党，最后，乔治五世还是决定让工党组阁，他对于不理解的人说了一句话：“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试试。”1924年善意而且公开地接受工党政府，这被认为是乔治五世对英国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20世纪后半期的一系列事实表明，乔治五世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决定的确是非常英明的。
二、爱德华八世逊位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君主政体的确立构成了稳定王国政治的保障，君主同时也是国家权力中心的象征。与其他有君主政体存在的国家一样，英国历史上围绕王位争夺而展开的钩心斗角、你争我夺，甚至血腥厮杀，并不少见。直到18世纪，英国君主政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复杂多变。即便是君主立宪制度确立之后国王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但单就其象征着英国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而言，白金汉宫的宝座，依然放射着强大的迷人魅力，何况每年还有巨额的财政预算支出可以供给王室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