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乔治大厅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就在想，怎么奖励第一位宇航员的妻子。人们告诉他，她的直接领导人是卡尔波夫，她在那里做试验员。卡尔波夫建议授予她“忘我劳动”奖章。赫鲁晓夫则认为，奖章“小了点儿”。于是，向她颁发了列宁勋章。我们应对加加林妻子的谦逊给予应有的评价：和党的领导者不同，她从未“为宇航员”戴过这一奖章，一生中一次也没有。
莫斯科群众庆祝大会通过电视频道向全世界播放，赫鲁晓夫讲话中关于苏联人民“准备慷慨地与所有准备与我们和平友好相处的人，分享自己的科学财富、自己的技术和文化知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常，西方报纸对苏联的称赞极为吝啬，而这一次，却几乎全部附和着《真理报》的声音。
《纽约时报》编辑部文章：“苏联学者成功向太空发射载人卫星并成功返回，将在人类长期争取征服自然力量的历史中，作为伟大功勋而受到赞扬。今天，这是发展航天技术所有成果的总结，也是苏联在大功率火箭发动机领域中占据第一位的最新戏剧性证明。”
《纽约杰拉德论坛》：“说加加林的功勋是全人类的辉煌成就，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他同样也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辉煌成就。问题是，并不在于实际上是否存在着竞赛，在人们的智慧中，还是出现了苏联和美利坚之间、东方西方之间的竞赛——谁将第一个更远地飞向太空。如果认为，我们会赢得这场竞赛，或者认为仅仅在某些小零件方面落后，我们就是自欺欺人。承认在人类飞向星球方面我们被超越了（至少是暂时），我们就不会不自觉地陷入恐慌和失望。但是我们应该睁开双眼看清事实——如果还没有看见的话，如果说战后我们国家无可争辩地占据了科学技术的最高位置，那么现在，她再也不占有这一位置了。”
《纽约美利坚杂志》：“无论说起来是如何忧伤，但一周以来，事实上百年以来，俄罗斯成功载人飞向太空成为最大的事件。现在，尤里·加加林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加加林开启了飞向宇宙的新纪元……我们既不能忽视这一成果，也不能忽视其后续的影响。建造了功率巨大的加速器，能够将5 吨重的载人飞船发射至轨道，而且有能够使其完好无损地返回的技术——国家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向新纪元的飞跃。”
《新闻周刊》：“我们拥有无可置疑的成就，却总是按着俄罗斯人的步伐前进。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战胜一切，除了时间。俄罗斯人走在第一位。并且，很明显，现在我们没有能够超越苏联及其成就的技术。在超过他们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达到现在苏联所占的位置。虽然承认这点令人不那么惬意，但我们还是要祝贺人类的代表，他勇敢地飞离了地球，冲破了历史。1961年4月12日，这是加加林少校日，他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将永垂科学史册。”
《苏格兰人》：“宇宙之门开启了。几乎无可置疑，人类知识的巨大发展，将导致完全推翻现代知识关于世界的观察结论。这里潜藏着发生巨大革命的可能性。俄罗斯人在这一人类开始研究的全新而勇敢的事业中，独占鳌头。”
《每日邮报》：“特别重要的事实是，太空第一把交椅属于苏联人。当科学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时，在我们这一世纪，太空就能保证领导性作用。这一胜利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事实本身，这里面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国家。俄罗斯人现在简直是高高在上，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时代周刊》：“当 ‘东方号’ 飞离地球时，给予它动力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在其结构中，蕴含着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甚至中国和古埃及的思想。这些俄国学者已多次谈到，而在上周他们也刚刚重复。苏联政府和共产党在正式通告中称：‘我们认为，开发宇宙空间的胜利不仅是苏联人民的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成就’。无论美国学者上周多么伤心，他们还是参与了俄罗斯的庆祝活动。”
乔·弗尔顿则更为准确地道出了西方记者和时事评论员们一天来想告诉读者的所有想法：“要拒绝 ‘苏联得胜’ 的狭隘观点。加加林是苏联英雄，同时又是全人类的英雄。我们应该消除自己的懊恼与嫉妒……”
眨眼间，苏联就变成了先进的、引人瞩目的国家，成了比较开放的、进步的国家（也许是最进步的）。贴着“航天”标签的焕然一新的苏联，必定会进入世界大家庭，而加加林则成为苏联的象征。因此，对于几乎立即宣布他为“世界公民”不必惊异——他开始了漫长的世界之旅，以便巩固成果。早在4月28日，巴黎就迎接了他。
到1961年底，加加林已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芬兰、法国、英国、波兰、古巴、巴西，并在库拉索岛停留，以及加拿大（中途在冰岛停留），还有匈牙利、印度、锡兰（斯里兰卡）、阿富汗。对于这些国家，加加林的到来都是最大的事件。
看起来，一切都变了； 看起来，这一节日没有终点。然而突然，沉醉的头脑清醒了……
7．2 “东方号” 的秘密
伴随着媒体的赞扬和祝贺，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苏联称之为“反共宣传”。
当时重新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加加林不是第一个到达宇宙的人，而是第二个。但这一谣传当时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用什么办法也无法贬低苏联的辉煌成就。
加加林是第二个？那又怎么样！要知道，美国宇航员阿兰·谢巴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第一个。
《纽约镜报》的如下声明引起了莫斯科较强烈的反应：
“苏联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最终确认非凡的加加林沿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成就。他有可能沿轨道完成了飞行，也可能没有……总有人应该承担怀疑的角色，我们很高兴承担这一角色。给我们拿出证据吧。”
这引来一片嘲笑声。针对这一题目，《纽约镜报》的挑衅文章立刻增加了数量。他们说，如果谁特别想看到傻瓜，他就会看到。但这里的情况比想象的严肃得多。
当然，在西方高层政治圈子和军事精英们那里，谁也不怀疑加加林的确乘“东方号”飞船飞越了地球。早在发射第一颗卫星和“月球号”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开启了两个追踪苏联火箭发射的观察站，地点在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同时还开启了无线电仪器，捕获来自苏联星际间仪器和飞船卫星的遥测数据。正是这一设备使其自信地声称，在第四枚、第五枚火箭卫星上有活的小狗。
截获“东方号”数据是从4 月12 日的莫斯科时间9 时26 分开始的，当时加加林的飞船进入了美国站点的可视区域。设在舍莫岛（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 空军基地的站点能够获取并快速解读遥测信号，并用照相系统“谢利戈尔”传输、显示宇航员。截获信号58分钟之后，单张照片就从该传输系统传送到了米德堡（马里兰州，劳列尔） 的美国国家安全局。从这些照片上能明显看到宇航员如何动作、交谈和生活。因此，在第一时间内，美国领导人得到了来源最可靠的、毋庸质疑加加林飞行事实的证明。
但《纽约镜报》对于截获的事，一点儿也不知情，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不希望宣扬自己的能力。于是，它向苏联提出了出示某些飞行具体细节的要求：从轨道拍摄的地球照片（但“东方号”上没有照相机）； 火箭发射详情及其描述（但这是保密的）； 火箭和飞船制造者姓名（这比火箭发射细节更加保密）。
结果就出现了荒唐的状况：苏联政府官方宣称，已准备好共同分享工艺技术和知识，但拒绝出示哪怕最细微的东西——“东方号”飞船的总图和两三位飞船设计者的姓名，使其按惯例能够得到世界科学团体授予的荣誉（曾严肃地讨论过授予秘密“总设计师”诺贝尔奖）。
虽然早在飞行之前，就已开始对第一次飞行的细节严格保密，并对其结果进行造假，但正是在1961年春季，这些都达到了高潮。
于是，可笑的一幕出现了：因为记者们当中，难得有人能直接接触火箭的制造，因而所有人都对此议题“浮想联翩”。这时，某位新闻检察官想出一招，即要求各苏联大众传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提苏联使用的是三级运载火箭——可以是“组合火箭”、“多级火箭”、“两级火箭”、“四级火箭”，就是不能说“三级火箭”。最终，得到这一指示的所有记者全明白了，“东方号”运载火箭——正是三级火箭……
苏联新闻界刊出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呈现的是正在发射的雪茄形火箭和锥形头部整流罩——掩盖了真实的飞船。这样的资料，既无益于专家学者，也无益于对航天学求知若渴的头脑。基于美国公布的有人驾驶飞船“水星”和“双子星座”的设计数据，专家们试图对加加林所乘飞船的可能结构方案做出描述。但这些方案皆与原型相差甚远。
“东方号”的形状令人困惑。专家们知道，宇宙飞船的外形应该足够新奇别致，因为它上面安装了制动发动机装置和燃料箱。而刊登出来的简单锥形，让人怀疑其有造假的嫌疑。其实这是苏联学者故意为之，以此假充宇宙飞船运载火箭的头部整流罩。
研究“东方号”模型则可以获取某些信息。该模型曾于1961年6月在图希诺航空节上展出。和以前一样，模型掩盖了头部整流罩锥的外形轮廓细节。但是，专家们得以看到舱口，苏联宇航员正是通过它实现了跳伞。不过，模型更增添了疑惑。如，锥的后部加装了气动安定面，这引起它对真实的“东方号”飞船有何意义的讨论，并发生了极大的分歧。
载有格尔曼·季多夫的“东方号—2”飞船的飞行带来了新的混乱。从某些媒体关于此事件的报道所引用的图片中，西方新闻界看到了带有“尾部安定面”的熟悉锥体。但是现在，飞船上出现了不大的小翼，就像飞船在大气中飞行时的舵面控制机构！面对记者们对于这些翼面的疑问，苏联负责人员解释称，“东方号—2”飞船有别于“东方号”。据说，季多夫绕地球17 圈的长时间内，飞船下降到了大气层边缘，进行了机动飞行，又回到了轨道。报纸写道：“在1小时内，少校季多夫试验了飞船手动操作系统。试验结束之后，他报告了进行机动时，飞船卫星的良好操作性能。”
季多夫的确试验了飞船的手动定位系统，但绝没有什么改出和回到轨道的机动飞行。对于“东方号”，类似随机应变的飞行简直就不可能。而且，因为避而不谈政治，许多人相信了这种伪真理。而某些西方出版物，甚至刊登文章称，苏联正在研制用于军事的有翼宇宙飞船！
1965年，第一个真实体现“东方号”的模型才在全苏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让西方专家大为惊奇的是，原来加加林坐在球形降落舱内环游了太空！
7．3 加加林和新闻检查
三个月以后，发生了关于第一次宇宙飞行总结造假的尖锐冲突。1961年7月18日，巴黎召开了国际宇航联盟会议（FAI）。会议提出了确定加加林创造的世界纪录问题：飞行持续时间纪录108分钟；飞行高度纪录327．2 千米； 升至宇宙高度的最大载荷纪录4725 千克； 以及两个无线电通信纪录（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地球—宇宙、宇宙—地球在短波和超短波波段双向通信）。
但是，根据严格的规定，只有在下列情况下，纪录才能被正式登记承认：驾驶员在自己的飞行器座舱内着陆，而这一过程须要体育官员亲眼所见。我们知道，体育官员鲍里森科未能看到加加林的着陆，因为着陆点不在预计的地方。而如果鲍里森科昧着良心说看到了着陆，则跳伞的事实就难以掩盖了——“泄密”的事已经发生过——有个别报道承认，“东方号”的下降设备中有一座椅，在发生故障时，可以与宇航员一同弹射出来。联盟领导人的提问也难以答复：着陆的时候加加林究竟在哪里？在里边还是在外边？苏联代表团坚定地回答，他在座舱里。联盟领导人要求拿出相应证据。苏联代表当然没能拿出任何文件，但仍坚持自己的说法。争吵持续了大约5小时，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国际宇航联盟的领导决定，同意确认尤里·加加林着陆时在飞船的座舱内。于是注册了他的纪录。大概是他们简直再也不愿意听到谎话了……
联盟在关于批准纪录的电报中，引用了苏联中央航空俱乐部航空体育代表的陈述，纪录是“1961年4 月12 日在苏联 ‘东方号’宇宙飞船创造的，飞船使用了6 台发动机，总功率为2000 万马力，发射时间和地点是：位于拜科努尔区的航天器发射场，莫斯科时间9时07分……”于是，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航天器发射场拜科努尔”。这也是毫无意义的谎称。因为美国间谍知道“加加林发射台”的真实地点，误差仅数米，并定期由U—2飞机拍照，后来又使用间谍卫星拍照。
另外的几次飞行真相也被掩盖。例如，一年之后，西方记者询问巴维尔·波波维奇，关于他在“东方号—4”上的安置方法。这位宇航员毫不犹豫地说：“和季多夫、加加林一样，我在飞船内着陆。”
最终，苏联官方人物自己向世界道出了真相。1964年10月，三名乘员的“上升号”宇宙飞船在发射之后，大众传媒的新闻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乘务组“第一次能够在自己的飞船中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