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歼教1飞机进入了关键的总装阶段，徐主任从北京回到设计室告诉我们，我们歼教1飞机的工程必须加快进行，因为形势逼人，北京航空学院师生搞的北京1号飞机也快要上天了。我们是专门干飞机设计的，如果落后于北航师生，那实在说不过去。四局的王西萍局长也为此专程来到沈阳给我们进行动员。于是，我们进入了大干100天，誓把歼教1飞机送上蓝天。在这段时间，我们吃、睡都在车间。有一天清晨我还没有睡醒，有人叫醒了我，到了歼教1飞机旁边。那里正要安装发动机，现场围了很多工人师傅和工艺员。由于发动机架的4号杆短了一截，发动机架不能装配到位，因此喷发1发动机也就无法安装到飞机上。陆孝彭同志显得非常焦急，愤怒地问我：这套图纸是怎么出来的？你们校对过没有？我作为专业组长，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无法辩解，但心中纳闷，我的确在设计员的发动机架的打样协调图上作过校对检查，难道是漏校了？陆孝彭同志后来缓和了一下气氛，要我赶快回室重新画图，并详细检查尺寸，明天早晨交图。我急忙从装配车间回到了设计室，和冯少康同志（发动机架设计者）一起重新画图并检查4号杆的实际尺寸。我们的画图桌就在徐主任办公室的门口边上，当徐主任回办公室走过我们的画图桌时，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又简单地询问了情况后，提醒我们：你们不能仅从草图中用投影法检查尺寸，必须用三角函数计算出这根杆子的实际尺寸。一语捅开了窗户纸，一下子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错的原因。事后，徐主任和陆孝彭同志紧急找到了工厂的高方启总工程师，由高方启总工程师签发了一份紧急生产任务单，对这根杆子的生产，从零件机械加工、钢管下料、焊接、热处理、表面处理到组装，经过几个车间和工段，工人师傅和检验员不分昼夜，24小时连轴转，很快把这根4号杆交到了装配车间。即使这样，发动机安装也被延误了好几天。这次事件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使我终生难忘，使我懂得了工程图纸上任何一个错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数据错误，作为设计员来说，可以毫不费力地再发一份更改单纠正错误，但是，工人、检验、调度、生产管理人员为了这个小错误所付出的劳动就要比设计员大得多了。由于这个错误，延误了工程进展，从而又由此影响了其他相关的生产环节，这种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特定条件下，譬如由于发动机装不上，使歼教1首飞的进度落后于北京1号的首飞，果真如此，那带来的影响就难以想象了。
歼教1飞机进入了试飞阶段，我们稍微缓和了紧张的工作状态，可以回到宿舍和办公室正常睡觉和上、下班了。有一个星期天，我的姐夫（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从北京到沈阳采访后来见我，我们正在112厂文化宫看电影，电影放映到一半，突然喇叭响了，要我紧急回到试飞站。我赶到了试飞站才知道歼教1飞机在这一天完成了特技科目。从5000米高度俯冲和下滑到低空，在飞行后检查时发现了1号金属油箱完全变形了，是在这次特技飞行中被抽瘪的。就在试飞现场进行了技术分析和讨论，徐主任和其他各位设计室领导都在场。我当然又是主要当事人和责任者。我不知道为什么1号油箱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变形，说不清楚油箱的负压是怎样发生的。于是我说明一些情况，我说1号油箱布置在座椅下面，这在米格飞机上是不一样的，没有可借鉴……徐主任摇着头说：‘这不是理由’。我接着说1号油箱的通气管的出口仍旧布置在1号油箱内部空间的最上方，通气管从油箱内部出来后，沿着座舱的后隔框爬到了机身背部上方，通气管不会被燃油堵塞。随后在场同志各陈其词，我已记不清了，最后徐主任和陆工要我回去做进一步分析研究。徐主任提醒我说，油路抽油能力和气路通气能力是否协调，要我回去检查。我们回到设计室后，经过计算分析发现：单纯的飞行高度变化和单纯的油泵抽油（飞行高度不变）油箱的负压值是不会使油箱变形的，但是在俯冲飞行，从5000或6000米高度到1000米高度的大气压变化及通气管的补充气体流量和1号油箱油泵输油流量，在一个单位时间内能使油箱达到变形的负压值，因此加大了通气管内径，油泵出口加了限流措施适当降低了输油流量。这一套计算要采用随时间的积分计算，暴露了我这方面知识的不足。这次事故又给我上了一课，使我在工程实践中懂得作为一名飞机系统设计师，还必须掌握飞机系统的工程计算分析手段，迫使我在工作中认真、系统地学习了流体力学、气体工程力学、容器容积与压力关系计算专业基础理论，并在以后的‘东风107’飞机、歼8飞机、歼8Ⅱ飞机的设计工作中，建立和总结了一套计算方法和程序。现在回忆这段历史，重视工程计算和分析的指路者就是徐舜寿主任。”
热爱事业 热爱生活
徐舜寿喜欢音乐，有高雅的生活情趣和艺术修养。文革期间，他多次为此作检查：
“文化生活。我欣赏洋的、古的。早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就爱看《红楼梦》，差不多如俞平伯、胡适等人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我都看过。解放前还喜欢看帝俄时代一些作家，特别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在音乐方面，我喜欢西方古典的，我买过不少唱片，大多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器乐曲。对于这些古典的东西，我也明知是和时代精神不合拍的，但听了几十年了，就是放不下来，特别是工作一天后，疲劳的时候就是想听……”
603所原副总设计师付大卫回忆：
“国庆15周年时，国家排演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家看了电影还觉得不过瘾。当时还没有录像带、电视，他知道年轻人的兴趣后，去北京出差时买了全套《东方红》的唱片，邀请我们气动室的一些年轻人到他家去听，他在家准备了茶水和点心，亲自和宋蜀碧陪我们分两次听完。在听的过程中，他不断做些讲解，尤其在换唱片的间隙，他都要说上一段话，言谈之中爱国之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谈到了国家新生的不容易，也谈到了国家建设的不容易，鼓励我们要努力再努力。从这一次接触中，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年龄上、地位上的隔阂，使我们感受到徐总亲切的另一面。”
他爱好音乐，更爱飞机设计事业。1958年，宋蜀碧来到丈夫工作的沈阳112厂。
“这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第一次夜里看见探照灯光在窗户外面扫过，听见发动机轰隆隆的试车声，我惊奇地说道：‘这是什么声音呀？’舜寿回头对我说：‘这是最美的音乐！’我永远忘不了他这句话，忘不了他说这话的神情。”
（宋蜀碧回忆录）
“他似父兄那样对待青年人”
1957年初，他见到屠基达有一个孩子并且带着岳母同住，就让出住房中南面的一个小套间让屠基达一家住。屠基达回忆说：
“1957年初时，徐主任的家属尚未调来沈阳，他在住房中让出一个南面的小套间让我住（我有一个孩子并有岳母同住），他自己住北面的一个小间，他在厂里干部食堂吃饭，有时买些吃的东西带回来，总是很简便的，衣服也自己洗，晚上看看书……以后我搬到陆孝彭（调320厂）住过的房子里。不久徐主任家属调来沈阳了，他向我借了一个我从哈尔滨调来时用过的包装箱，侧立起后当小柜子用，生活俭朴可见一斑。”
这样的事情不只一次。曾在601所担任用户资料编辑部编辑的郑国英回忆与黄德森结婚后，徐舜寿把自己的公寓房借给他们住时说：
“飞机设计室初建伊始，各方面条件十分艰难，根本没有家属宿舍，在不到100名的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是20多岁的未婚青年，分散住在独身宿舍。当时徐舜寿被安排在厂级干部待遇的406栋，二层楼式公寓房，一个单元共有二间半（约70余平方米）。当时我们是极少数几对已成家的人，亦有思想准备暂住独身宿舍，但徐舜寿亲切地对我们说：‘目前我们设计室正在初建，困难很多，暂时没有家属宿舍，反正我的家属还未来沈阳，你们暂时克服困难，先住在我这里再说。’当时邵明章和殷文华亦已结婚，徐把北面的一单间借给他们，把一间半的外间供给我们，自己则住在里屋。虽说是暂借，但对我们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领导如此关怀，觉得他似父兄那样对待青年人，竟如此亲切与真诚。生活得到安排，我们也就很快的投入到工作中去。在短短的相处中，只见他房间内设施非常简单，只有公家配置的双人床，一张三屉桌，几张小圆凳；虽说他常穿西服，亦不过二套替换而已；三餐都在食堂吃；房间内整齐清洁都是他自己打扫。当时他的工资已很高，将近300元，约为大学生工资的6倍，但他生活简朴，一心只是看书学习。他的这些行为对我们印象很深。感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同一个普通群众和大家一般生活，根本没有特殊之处，他的生活作风无形之中亦感染了我们。1958年以后，为响应党的号召，他放弃了这处高级住房，迁居到新建的、简陋的文南一栋职工宿舍，和大家完全融合在一起。
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们设计室的人基本上都在食堂就餐，每月只靠28斤定量，个别的只有26斤半而且没有副食供应。由于营养不足，体力明显下降，有的患浮肿病，有的得干瘦症。‘饥饿’对大家的威胁很大，但大家仍努力于工作和学习。1959年下半年徐舜寿在反右倾浪潮中曾受到了重点批判，而且患腰椎间盘突出症，做了手术在家养病。一天正午，我和黄德森去他家探望。当时看病人带营养品的风气少见（实际上我们也买不起营养品）。只是两手空空表示问候而已。进了他家门，只见他面容憔悴，身披旧棉袄，半靠在床头，看到我们去看望他，表示很高兴，还问这问那，关心大家的身体和生活情况。他鼓励我们说：今年国家受到了特大灾害，粮食歉收，又要给苏联还债，我们应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很快地克服困难，形势会很快好转的。当我们看到窗台上摆了一大排玻璃罐头瓶，里面盛有水并有些苔癣类的东西。我们好奇地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笑着说：这叫‘小球藻’，营养价值丰富，特别是蛋白质含量。这些罐头瓶是北京我姐带来的水果罐头，我就用它养这些小球藻，可以补身体。他还介绍了如何培养法，说得很认真，我们听了很感新鲜。他还问到我们每天怎样控制粮食定量的。我们说，用罐头盒装个大约数。我们反问他，您们呢？他拿了一个自制的小秤给我们看（一个罐头盒钻了三个孔，用细绳悬挂在一个有刻度的木杆做的秤杆上，再用几个铁垫圈做秤砣）他说你们两口子简单，我们有小孩子食量大，只好每天按9两控制，否则寅吃卯粮就不好办了。当时我们只想到他的头脑真好使，在生活上能自己做‘秤’来控制定量。但看到此情此景，眼眶就感到有些发热。事后想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险些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帽子，但他却从未表露出埋怨情绪，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相信党，依靠党，对‘暂时困难’充满信心。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个事例正好说明徐舜寿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感。虽然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但毫无特殊之处，和大家一样忍受着‘自然灾害’的困难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