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真爱
1946年，徐舜寿与宋蜀碧结婚。宋蜀碧回忆他们的新婚生活：
“在这人地生疏，住处又比较偏远的地方，周围一片寂静，舜寿上班去了，我只能独自在屋里看书，或是给同学写信。舜寿有午睡的习惯，看见他饭后午睡，我总想把他弄醒。于是他对我说：‘我比你大，身体没有你好，午睡时别把我弄醒。’一天中午，看见他躺下睡了，我静悄悄地扒在床边，死死地盯着他看。心想会不会将他盯醒呢？突然，他睁大眼睛，一把抓住我的手，大声说：‘可给我抓住啦！’我大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盯着你看呢？’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心灵感应吧？
……
到了夏天，舜寿怕闹肚子，不敢在食堂吃饭。于是我们便买了一个小炭炉，自己开伙。我按照从报上看来的‘一碗米三碗水’的比例开始煮饭。那时候，有家的没有几户人家，由一个姓蔡的班长给大家买菜。各家都把要买的东西写在纸条上交给他，但是他常常买错。写在纸上的没有买，没有写的却买来了。过了好些日子，才发现原来他不识字，把字条拿回去叫一个小兵念给他听，买起来自然就错误百出了。舜寿会烧菜，他做过熏鱼、八宝鸡、金银肚子等等。做这些复杂的东西我只能打打下手，比如他把鸡肚子里塞满了糯米、肉丁、虾米等东西，再叫我用线把鸡肚子缝上。记得一天晚上，人们已经入睡，我们俩个轻脚轻手地在屋里的小炭炉上做熏鱼，装了满满一饼干盒子。
在三家店安顿下来，我开始翻译《托尔斯泰传》。一次我遇到一处难办的地方，译不下去了。舜寿下班回家后，我对他说：‘这地方真别扭，怎么也弄不好。’他把书拿过去，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那段文字整整齐齐地写在稿纸上。是呀，他在编译委员会工作过，受过严格训练的啊。我最早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在华美女中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本袖珍本的托尔斯泰的《二十三个故事》。英文老师还将其中《天网恢恢》一篇选为课文给我们讲过。但是我真正对托尔斯泰的生平和他的思想有所了解，还是从翻译莫德的《托尔斯泰传》开始的。除了翻译以外，舜寿的大姐不时寄来一些书刊，我们最早的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她寄来的。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我们每期都认真阅读，尤其是关于战局分析的文章，从中可以知道一些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
……
最令人难忘的是与设计人员之间那种纯真、质朴的友谊。那时设计员上班的地方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早上9点我煮好咖啡，煎好鸡蛋，舜寿按时回来吃早饭。周鹤龄——就是在丛林沟被我视为少壮派军人的那个设计员——也常和他一起回来。傍晚我们常到单身宿舍去，在房前那片小树林里乘凉、聊天。这年舜寿‘三十而立’，正好曹治恭兄和周鹤龄兄也是‘三十而立’，于是三个人一起在我们家过生日。饭后，舜寿拿出一副扑克牌和一些银元，分给我们，教我们玩一种‘赌钱’的游戏。玩到最后，所有的‘赌本’都跑到他手上去了，我们三人输得精光。这次舜寿30岁生日，不仅过得愉快，而且令我终生难忘。
……
在南昌的第一个冬天，看到我在成都从未见过的漫天大雪。雪片落到地上，不大功夫就积起厚厚的一层。我和几个年轻的设计员一起，滚雪球、堆雪人，我们叫着笑着，只顾把积雪铲在一起，滚成一个个大雪球，堆成好大好大的雪人，冬日的严寒全被我们赶得无影无踪了。
开春以后，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结伴去游庐山。当时还没有到避暑季节，山上几乎没有游人。我们借住一处别墅，晚上因为天冷，管房子的人给我们拿来一大堆木头，生上火。壁炉里闪着熊熊的火焰，大家围炉聊天，其乐融融。第二天一早登山，到含鄱口，远眺波光粼粼的鄱阳湖。到傍晚始尽兴而返。”
婚后的20多年里，尤其1949年以后，他们各自忙工作，分分合合。常有书信传递。这些信件都被徐舜寿以一个飞机设计师特有的精细整理保存下来。
宋蜀碧回忆：
“说到写信，我们通信不久，舜寿带给我一包信纸，说以后俩人写信都用大小一样的纸，不要大大小小什么纸都用。那时候，纸张困难，我们用的笔记本，考试卷子和写读书报告的纸，都是很薄的，质量很次的纸。舜寿给我写信用的是嘉陵造纸厂生产的，同样规格的纸。以后我就拿父亲特地印制的，他专用的信纸给舜寿写信。舜寿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学工程的人讲究整齐的习惯，也许是他早已决定要把我们的信都保留下来。在我们结婚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他把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四年间写的200多封信，两个人的加在一起是400多封，都按时间顺序整理好，包了一大包，封存在箱子里。那是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那段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详尽的记录，是我们共同编织的美丽的梦。50年代，徐迟曾经来信问我们有否保留下旧信，如果有的话，他想借去看看，从中寻找写作的素材……那一大包信里，有我参加学生运动、游行、请愿等情景的详细记载，也有我给舜寿写的寄到美国的信被检查剪过的痕迹……我没有把信借给徐迟，我们自己也没有拆开读过。我们约好，等到老年再来重温年轻时的旧梦。”
但在文革中的一天晚上，这些信件被徐舜寿和夫人一页一页地烧掉了。
“如今回忆往事，不禁百感交集，我原可以把舜寿当年说我写得特别好的这封信抄录下来的。我也可以清晰地重述那段历史时期的种种事件，而不至于常常感到模糊，就连我们彼此思念、期待，许多美好的梦境，也仿佛蒙上了一层雾。然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哪里还留得下这包旧信呢！1967年初冬的一天深夜，我把那包信拿出来，一页一页地投进炉子里烧成灰烬。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流泪。我说，真不舍得把它们烧掉。舜寿神色黯然地坐在床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又何尝不想把它们留下啊！’徐舜寿永远离去了，我们再也不可能一起回忆往事，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这以后，我更加深切地痛惜我们这几百次的无声的倾心交谈。”
（《宋蜀碧回忆录》）
体贴入微的好丈夫
徐舜寿是一个愿做家事的好丈夫。他把对宋蜀碧的爱，全部转化为婚后对她的体谅和爱护。尽管他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解放以后又走上了技术领导岗位，但他对家庭始终是尽心尽力的。就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徐舜寿工作的第二飞机制造厂迁回南昌，住在南昌远郊的三家店。
“舜寿在房间的门背后挂了一个大布袋子，对我说：‘你把换下来的衣服都放在里面吧。’这个袋子是专门用来放要洗的衣服的。到了星期天，他把袋子里的衣服都倒在洗衣服的大木盆里，说：‘我们今天洗衣服吧！’一面往盆里倒水。我一看那一大盆衣服，有点不知从何着手。舜寿笑笑说；‘我们分工吧！背心短裤和袜子归你洗，大件的由我洗。’然后他拉上绳子，把洗好的衣服晒在这排平房前面的小树林边上。”
（《宋蜀碧回忆录》）
解放初期，徐舜寿在上海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工作期间，宋蜀碧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那个时期，宋蜀碧住在中苏友协的宿舍，徐舜寿住在外白渡桥沧州饭店，周末便回高福里他大姐家，星期日早上一起去托儿所接孩子。宋蜀碧回忆：
“天热了，舜寿一看见我衬衣袖子挽着进门，便笑着说：‘二流子回来了！’到星期日晚上，他总是把我的东西整理好，放在书包里，连买电车票的零钱也给我准备好，放在桌上。第二天早上我匆匆忙忙吃了早饭，抓起书包就往外跑。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工作着，忙碌着。”
（《宋蜀碧回忆录》）
“他经常出差，但从来不让我给他整理出差的东西。为什么呢？他有一张单子，有一个手提箱，上边还有他名字的缩写，每次一到出差，他都要把单子拿出来照着点，他说这样我不会忘记要带的东西，他什么都带。特别记得的就是：剪刀、酒精、药棉。
我问他带这些东西干嘛？他说，嗨，火车上什么事情都有，要是碰到人家生孩子怎么办？他说火车上要是碰见人家生孩子，要这些东西临时上哪去找？我都带得有，到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
我们在家用桌子，他说大抽屉我用，小抽屉你用，给你用大抽屉三天就乱了。他非常非常地有条理。”
（宋蜀碧谈话录）
他对妻子的爱，是情侣的爱、是挚友的爱、是亲人的爱。他们的感情是爱情、是友情、更是一种亲情。
慈爱的好父亲
徐汎是徐舜寿的大女儿。在她即将出世的时候，爸爸和妈妈、还有姑姑为欢迎她的降临做着精心的准备。妈妈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