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怎样支持这项研制工作
在筹建飞机和发动机设计机构中，航空工业局的领导在调集技术人员、决定飞机和发动机设计方案上做了大量工作，为首次研制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党委和莫文祥厂长，在发动机设计室成立初期，对设计人员的生活、后勤供应等方面，给予了物质上的支持，减少了设计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
1958年5月，工厂正在紧张试制新机时，航空工业局的王西萍局长亲自到沈阳两厂作动员，使试制工作再次出现高潮。通过20小时长时间试车的新发动机提前于6月底送到沈阳飞机厂，装上了歼教1型飞机。7月26日，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8月1日，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等亲临沈阳出席了庆祝大会。1958年10月，装备喷发1A发动机的两架歼教1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南苑机场，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首次研制成功的飞机和发动机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使从事航空科研事业的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受到莫大的鼓舞。我是在沈阳和广大工人、设计人员一起度过青春年华的，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成长的。我能参加喷发1A发动机的研制，对我后来从事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人们对这支发动机设计队伍艰苦奋斗的历史，仍保留着诸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就凭借着这种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广大工人一起奋战了210个日夜，经过20小时的持久试车，首批四台发动机研制成功。
1958年7月26日，这四台发动机装在新设计的歼教1飞机上试飞。这架装有喷发1A发动机的国产喷气教练机试飞成功，标志着喷发1A型发动机胜利诞生。1958年10月，装备喷发1A的两架歼教1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南苑机场，受到中央首长的检阅。后来飞回去的时候，在东北绥中的一个机场，一架飞机强迫降落下来。为什么呢？发生了机械故障，我们的涡轮叶片的叶尖后缘掉了一块，出了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如果真的把飞机摔下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这几个人也就成为历史的罪人了。
但我们毕竟取得了成功，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是能够造飞机和发动机的。虽然有很多困难，中间出现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盲目干了一些工作，当时的热情是应该鼓励的。
总结那段工作，我们可以说，新设计发动机方案的选择，走什么途径，承担多大风险，是设计发动机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喷发1A研制初步成功给新机研制闯出了一条路子。
这次初战告捷给了我很大鼓舞，也坚定了自己以后坚持要走自主创新路子的决心。后来又搞了几个型号，确实是凭借热情。
我们搞出来喷发1A发动机了，但还是小。我记得，当时410厂的生产厂长说：“你们这个发动机就像枕头一样大。”我听后想，你说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小，我们下次就给你搞个大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红旗2号。
1959年9月，我们设计、试制的红旗2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为此，航空工业局发来贺电。
注释
3·莫文祥：山东夏津人，1923年出生。曾任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厂长、党委书记，沈阳飞机厂厂长，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4·王西萍：1914年12月，出生于山东乐陵。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交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5·油江：原名张定襄，1915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1978年4月，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
6·虞光裕（1918—1970）：1918年8月出生，江苏省金坛县人。1941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飞机专业，进入航空研究院任技术员、副研究员。1945年1月赴美国，先后在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华盛顿大学航空工程系工作和学习，后派到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从事飞机设计。1949年初，虞光裕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赴台命令和英国几所大学的聘教机会，冲破重重封锁，辗转3个月，回到祖国怀抱，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53年，任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设计科长，1956年5月完成涡喷5试制。1956年8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发动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1957年3月被任命为设计室副主任，先后主持和组织了喷发1A、“红旗”2飞机发动机的研制。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1年8月，被任命为六院二所总设计师，组织领导了涡扇5、涡喷7甲、涡扇6等型号的研制、试验设备的规划设计和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5月因公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我是三颗星的上校
（1961）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设计研究所成立，我担任技术副所长，主持二所的发动机研制工作和试验基地的建设。稍后的一段时间，实行了军队化管理，我被授予技术上校，肩章上是两道杠三颗星。在贵州大定国民党的发动机工厂的时候，也是实行军队管理，我去的时候是少尉，后来到美国学习，升为中尉。现在我是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上校，确实是很自豪的。在授予军衔的时候，还给我配了警卫员，每天上班、下班、晚上加班，警卫员都要跟着。
那时，二所的所长是刘苏，政委是张显。他们都是部队干部，老革命。刘苏的军衔是少将，张显是大校。他们主持全面工作，我抓技术工作。
我在二所工作期间，注意力集中在探索发动机研制方法和研制程序的新路子上。那一段时间，组织安排我多次出国考察，1957—1965年，我访问了英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瑞士等国，两次参加巴黎航展。组织的安排，给了我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机会。
老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给自己定下的，在所里的工作也有七件事，也是自己要常想着的：一是设计队伍建设；二是试验基础建设；三是抓试验仪器的设计、制造；四是试验设备的设计、制造，也就是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制造；五是组建加工车间，是一个万能车间，既可以加工非标准设备、测试仪器，又可以加工一些试验件；六是抓图书馆、情报资料室和档案室，为了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还设立了产品、零件陈列室，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国外产品的残骸，拿来陈列起来，供大家参照学习；七是抓人才培养。那时和苏联的关系已经紧张了，从苏联拿不到更多的东西。新的技术资料都是英文的，但那时很多同志学的是俄语。为了大家能够掌握英语，我组织了一些同志，每天早上先到我家里读英语九百句。周晓青同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位华清同志，西工大毕业的，英语很好，就请他们来教大家。
1963年，沈阳六院二所人员合影（前排中间为吴大观同志，右一为虞光裕总师，左一为苗逢润副所长；二排右一为张显政委，左一为毛海广政治部主任；后排中为田维良副政委）
在二所成立初期，六院领导指示：为了从仿制转向自行研制，要执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即摸透米格－21飞机、涡喷7发动机。（这是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精神相一致的）。并决定将0307基地的试验建设的规模定为以试验涡喷7发动机部件为主。全所的设计人员在此方针的指引下，设计技术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摸透工作进行不到一年，受到当时的“极左”思潮冲击，又在并不具备设计所需条件的情况下，开始设计歼9飞机需要的大推力加力涡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代号“910”）。
在第二研究设计所工作期间，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我曾经说过，我们设计发动机的思想从哪里来呢？应该是从塔湾来！塔湾是什么地方呢？就是601所所在地。意思是说发动机设计思想应该密切配合飞机。我还提过，技术情报是我们搞研究设计同志的食粮。这些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甚至把塔湾和台湾挂在一起。但这些话反映了我对科研工作管理的想法。
在606所，我提出要在技术人员中建立几个制度。
一、建立对年轻大学生的考试制度
这个制度主要是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进行考核。我当时的想法是，发动机设计中最重要的是发动机总体气动设计，其次是燃烧室、压气机等部件的设计，然后是附件设计。所以我认为，要把新到的大学生分一分，把尖子学生放到气动设计部门。后来我又认识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把这一部分放到了和气动设计同等重要的位置。
但此制度仅执行过一次，以后就废除了。
二、建立出差汇报制度
这个制度是针对因工作需要外出的技术人员。我要求，凡出差的同志回来，必须把自己出差的情况做一个汇报。参加会议也好、解决技术问题也好，必须有一个书面汇报。否则，财务不予报销差旅费。
三、建立年终总结制度
这个制度主要是针对室主任一级的干部。我要求在每年年终，必须有一个技术总结。总结中强调的是对国外技术前沿的跟踪，一定要附上图片，介绍技术发展的现状。
这些制度有的坚持下来了，有的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大家的想法不完全一致，其中也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掉了。
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困难，我们享受的是部队待遇，水平比老百姓要高，但还是资金困难，很多事情还是做不了。当时党委研究决定，我们建所的指导思想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的工作方针是“自力更生、土洋结合、因陋就简、洋为中用”。
研制发动机必须先抓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测试技术。鉴于在研制过程中要进行大量的部件验证和整台发动机调试，我向上级建议设计所必须建设相当规模的试验基地。
那是我担任技术副所长的时候，跑到北京向六院的唐延杰（注7）院长提出的。我感觉到，在我接触到的领导中，有的人虽然是行伍出身，没有搞过技术，但他能够听得进我们的意见。唐延杰院长就是这样的领导干部，他特意要我住在六院招待所，给他讲了三天。我向他再三宣传，搞飞机发动机，没有一个试验基地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试验设备，否则发动机根本搞不出来。他听得很认真，而且听明白了，给予了支持，批了5000万元，就在距离606所25千米远的一个地方，原来是金属研究所的一个大车间，那个地方相当大，叫旧站，开始筹建0307基地。
那里的基础建设工作主要是刘苏所长、苗逢润副所长和虞光裕同志负责的。很不幸的是虞光裕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车间，劳动中被砸伤，因工伤而去世了，这是我们发动机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虞光裕同志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届，原来是在410厂的设计科担任科长，组建二所的时候，把他和一些同志抽了出来。他是学飞机的，但由于搞发动机的只有我一个人，学飞机的有徐舜寿、黄志千（注8），所以就把他放在了二所，他担任总设计师。
我们两个人相处很融洽，工作中互相支持，在所里宿舍区又是邻居，两家人和睦相处，至今，我还和他的家人保持着联系。让人欣慰的是，他夫人现在生活很好，晚年生活很幸福，他的几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
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英国的企业———纳皮尔发动机公司，由于要被兼并，它的一些试验设备想要卖给我们，价格很低，是以废铁的价格出售。问我们要不要？我决定要把这些设备买下来。
1957年，我出访英国的时候曾向刘鼎同志（注9）申请了一万英镑，是准备采购英国的一些技术性刊物、杂志和公开出版的技术资料。当时刘鼎同志授权，购买什么资料由我全权决定。结果，我在伦敦的女皇出版社挑选了很久，有用的资料不是很多，最后只化了几百英镑。所以我就把剩下的几千英镑存放在当时我国驻英代办处负责人宦乡同志那里。现在要买这些设备了，就把这些钱派上了用场。
后来这些设备安装在0307基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也是我的罪状。把我押在这些设备旁边，开我的批判会。
我在所内抽调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组建了试验设备设计室。现在计算机技术虽然能解决发动机设计中的很多难题，但我的观点是，发动机最后设计成功，仍然要靠大量的发动机试验。
在发动机试验工作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环节，即测试仪表和测试技术。我主张，高精度的温度、压力、振动、应力测量传感器都要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这样，即使受国际封锁，也不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研制。
我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组建了仪表设计实验室和强度仪表实验室。在试验基地，我们不停地进行着大批发动机部件试验，为发动机研制打下了基础。我反复强调的是，设计力量、材料工艺技术和试验设备是发动机研制的三大技术支柱，三者缺一不可。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都是非常繁忙的，常常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同志都是以所为家，一干起来都没有节假日。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视网膜剥落。我那时打篮球，在球场上，我突然觉得，怎么回事儿？从左边过来断我球的人我看不到。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济南去治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没有治好。
注释
7·唐延杰（1909—1988）：1909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任国防部航空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8·黄志千（1914—1965）：原名黄永埙，1914年1月23日，出生于江苏淮阴。1961年8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沈阳飞机设计所总设计师。
9·刘鼎（1903—1986）：原名阚尊民，1903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1936—1937年，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1960—1966年，历任三机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