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叶剑英、贺龙汇报
从60年代起，我们的领导同志就提出了关于厂（工厂）、所（研究所）结合的问题。
在1961年、1965年，我两次参观巴黎航展，在看到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同时，我也注意了解他们的科研与生产模式。
我记得第二次去巴黎参观航展是与徐昌裕同志一起去的，我们认为，我们的工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不完全一样。我们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工厂没有搞科研的任务，而资本主义的企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以无论企业大小，它必然是“哑铃型”的。
那时，我们有一个国防科委，还有一个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是聂荣臻同志抓的，国防工办是贺龙同志抓的。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聂荣臻同志打过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毛主席已经圈阅了。报告上讲，要把航空系统的南昌320厂和株州331厂改为专门试制新飞机和发动机的厂。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有实施。1961年，六院是成立了，但1965年搞“部院合并”，六院又与航空工业部合并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一些资料上是怎样记录的。
1961年6月30日，航空研究院（六院）正式成立。国防部先后任命院长唐延杰，政委王振乾，副院长韩顾三、王厉、徐立行、曹丹辉等。该院建制属国防部，由国防科委领导。
1965年1月1日，遵照中央、国务院关于部院合并的指示，航空研究院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三机部副部长刘鼎兼六院院长、党委第一书记；原六院政委王振乾任三机部副部长兼院党委第二书记。
196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对聂荣臻上报的《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批示“照办”。据此，六院（航空研究院）正式从三机部划归国防科委领导。
1973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段子俊任航空研究院院长、夏屏西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同意将第六研究院划归三机部建制领导》的文件。
刘鸿志（注10）同志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P254—255）中写到了这个情况。
1967年7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对六院进行了军事管制。1967年9月20日，聂荣臻元帅根据上述精神向毛泽东、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10月25日，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10·25”批示。毛主席对聂帅的报告作了这样的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毛泽东。10月25日”。这个批示，实际上对1965年开始实行的“部院合并”的体制作了否定的结论。
聂帅在报告中提出：发展国防科学技术，要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从我军装备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为十八个研究院。1967年12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自1968年1月1日起正式转为军队系统，由国防科委领导。这个方案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江青等人硬说这是大科研主义，把聂帅批了一阵，所以没有能够实行。但影响十分深远。
1969年7月1日，空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办事组呈报《关于加强航空工业和科研的领导问题的报告》。国防科委根据周总理6月9日的批示，呈报军委办事组，建议将六院交给空军领导。7月12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复同意。7月17日，国防科委通知六院，要求六院即与空军接洽，接受领导。7月29日，空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办事组呈报《关于六院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及将六院23个研究所、6个试制工厂，共29000余人交给空军领导。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明确了对六院领导的组织安排等事项。决定从1970年1月1日起，六院及所属各单位由空军实施领导。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航空科研问题，国家领导层的意见是不同的。
我们这些人就是强调要“厂所结合”。什么叫“厂所结合”呢？就是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要在工厂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苏联的产品设计是由产品设计局（ОКБ）完成的。我们的说法是，工厂是生产飞机，生产任务与科研任务是不一样的，工厂生产任务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通过实践，知道工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要完成的是生产任务，没有精力完成科研任务。那时工厂的说法是“见缝插针”，科研可有可无，结果是他完成了生产任务，你完成不了科研任务。
当然这是过去的认识，现在的认识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工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其规律是不一样的。他没有搞研制的任务、责任，所以对搞科研是没有积极性的，让一个制造工厂完成科研任务是不可能的。国家给他的是生产任务，完成生产任务，厂长就可以睡大觉，他完全可以不再去考虑搞什么产品
研发、技术进步，因为国家没有给他这个任务。而在计划经济下，工厂也不可能有研制任务。周总理在1971年召开航空汇报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认识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厂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对于在工厂里搞科研，我开始同意，后来反对，是通过实践认识到的。因为我的体会是，通过实践，感到客观、主观条件都是不可能的。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才是“厂所结合”的必由之路。
1961年，我是第一次被派去参观巴黎航展。
1965年，我第二次参观巴黎航展，我和徐昌裕副局长，还有黄志千（在后来的一次出访时飞机失事，在埃及去世了）一同去的。我们反复看下来，认为我们是不可能搞这种“厂所结合”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与我们的工厂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回来以后，8月，贺龙到沈阳视察两个厂———410厂、112厂的生产情况。我接到电话，让我参加汇报，说贺龙同志要听我们的研究工作情况。我记得那是中午，贺龙同志午睡以后，请大家一起吃西瓜。在边吃边谈过程中，601所的所长刘鸿志同志说：“贺老总，您要不要听听新消息啊？我们吴大观同志刚从巴黎回来，参观了航空展览会，有一些新情况，要不要听听啊？”
贺老总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说：“好啊！”
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而且稿子也没有带来。既然贺老总要听，只能凭记忆把自己了解到的国外航空技术、产品的情况作了一个汇报。看了些什么飞机、什么发动机，怎么试飞，新的飞机、新的发动机，大概地讲了一遍。贺老总听得很高兴。
在汇报完这些，我又说了一些情况，我说：“国外他们的工厂（那时我们叫工厂，现在知道实际是公司），都有科研机构，都搞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搞竞争。”我就汇报了这么一个情况。
没想到贺龙同志听完后，马上拿出一张纸说：“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大观同志的意见啊？”那时谁也不敢说不同意。“同意！”“你们签名。”于是每个人都签了名，一共七个人。贺龙同志就拿着这个到中央讲，向中央汇报了。“啊，我到沈阳，听到一个专家讲，他们参观了外国的工厂，人家既搞生产，也搞科研、试制产品，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怎么样？”“好啊！”就是“厂所结合”。从那时就大喊起来，就这么搞。这中间，一个是不了解情况；一个是主观、客观也办不了这个事，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是不够的。回想起来，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失误的。在贺龙同志面前发表了这么一个意见，对上级领导推行“厂所结合”起了误导作用。
现在看起来，那时候，我们国家在航空方面没有认认真真抓，这是从领导上来说。当然我们下面的同志也是水平不高，我们没有条件、没有本领向上面真正地汇报情况，打动上面领导的心，祈祷“上帝”、向“上帝”请求，没有能够感动“上帝”。
我们的工厂是“橄榄型”的，我们不可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把工厂搞成“哑铃型”的企业，这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规律。违反规律，做起来也达不到目的。从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后，搞“厂所结合”搞了一二十年。
1972年12月28日，经周总理批准，叶剑英同志在北京召开航空汇报会，所里派我参加。当时有几位厂所领导，还有部里的领导和发动机局的领导参加。这个会议着重研究航空科研体制问题，航空汇报会开了70多天。
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同志专门听了两次我的汇报。我记得一次是上午9时去，汇报了两个小时。我讲了为什么不能搞“厂所结合”，他边听边“哦、哦”地点头。
我还给他讲了航空发动机的事情，带了涡扇6的金属模型。给他讲怎么进气、怎么排气，什么是压气机、什么是风扇、什么是涡轮。他听得很认真，我能够感觉到他是真的听明白了。中午他安排我一起进餐，吃饭中间，他坐在我旁边还不断地给我夹菜，叶帅是很平易近人的。
我向他讲了我对“厂所结合”的认识过程。
过去我不了解情况，而且我们的第一个发动机，是在410厂搞出来的，第一架歼教1是在112厂搞出来的，所以过去我对搞“厂所结合”是同意的。但后来反过来想一下，那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西方国家的条件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人家是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是国家计划、强制进行的。人家那个不是一个工厂，是一个企业，不发展新产品，他那个企业、那个老板就完了，所以他们的重点要放在产品的改进、发展上，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是他们的命根子。我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只是完成若干产品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