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睡到半夜，我们被一阵紧急的哨子声惊醒，校方通知说到操场上集合。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全都傻了眼，操场外停着两辆军用卡车。负责学校军训的政治教官对我们进行一番训导，随后，我和赵世诚等参加过游行示威的学生便被押上了卡车。
被捕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悲愤痛恨那些不抗日的卖国贼，我们不过是忧国忧民，为抗日而奔走呼号，何罪之有？但同时，又感到自己太幼稚了，没有一点儿斗争经验，竟然被召到操场上束手就擒。我和赵世诚等同学谁也没有想到逃，觉得自己宣传抗日有理，理直气壮。
车子在夜色中开进了光华门外的宪兵补充团驻地。这是一排旧房子，原本是宪兵们住的，临时把床搬了，腾出来充当了看守所。他们把我们关在一个大房间里，月光从两扇窗户孔透进房间，很微弱，夜黑得很快，连蜡烛也没有。我和赵世诚蹲在房门口的地上彼此沉默着交换目光，仿佛互相探询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大惑不解。夜深了，寒冷萧瑟之中，尽管没戴镣铐，但我第一次闻到了血腥味儿……
第二天，宪兵补充团的军官说，可以由直系亲属取保，放你们出去。这样，被捕的人陆续保了出去。我是次日才取保出来的。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母亲听说我的事时正患病在身，她托舅舅保我。当然，保词是千篇一律的，年幼无知或少不更事。
不久，省立南京中学被政府查封，勒令停课。
不能上学了，我和赵世诚、虞光裕还有许多学生及他们的家长都来到省立高中，为的是看它最后一眼。那熟悉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还有宿舍楼，至今我还有很清晰的记忆。它是省里有名的重点高中，也是给予我丰富人生阅历和知识宝藏的地方，我十分依恋它。
我永远不会忘记游行示威事件对我一生的意义，它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意识。
几个月后，迫于社会舆论，政府宣布省立高中改为镇江中学，校址迁往镇江（另说南京中学因发展需要迁往镇江）。因为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愿中断学业，就和同学们一道来到了镇江，直到念完高中。
关于这段经历，陆孝彭有诗《忆昔之二十一（学潮）》为证：
忆昔南京兴学潮，抗日歌声入云霄。杀气腾腾宪警棍，学子皇皇热血高。
光天太学遭封锁，夜半囚车入楚牢。堪恨蒋家真误国，转眼京畿成虏朝。
到镇江复课后，学生一概不准聚众谈论国事，通知发到了学生们的手中。尽管满腔爱国心，但为了继续学业，陆孝彭变得“老实”多了，很少带头“闹事”了，只是专心学习。
然而，了解陆孝彭的同学都知道，其实，在他心中早已经埋藏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航空救国”。
1937年上半年，尽管日本军队还未侵占江南，但日军的飞机早已频繁出没于上海、江浙等地进行侦察和轰炸，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扔下了罪恶的炸弹，镇江小城民不聊生。那段时间，陆孝彭经常看到头顶的日机作威作福，报纸上、电台里也经常报道日本飞机逞凶的消息。每每此时，陆孝彭都恨得咬牙切齿，他想，一定要造出很多很多飞机，能作战的飞机，一颗复仇的种子在陆孝彭的内心萌芽……
曾有记者问陆孝彭：“您是怎样走上航空这条路的？”
他答：“咳，说起来就话长了。航空救国，你听说过这个理论吗？”
1909年，旅美华侨冯如在美国设计制造出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并试飞成功。1911年，冯如携带自制的两架飞机回国，受任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队长。从此，在中国兴起了一股“航空热”。随后，孙中山先生从抗御外侮、复兴中华的大业出发，积极倡导“航空救国”的思想，并以此作为立国和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之奔走呼号，苦心经营，创办航空工业，培养人才，组建航空队伍。之后，无数热血青年为这一口号所引导，怀着一生抱负，投身航空事业。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这一批航空志士血洒长空，他们以自己的英雄业绩和生命，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航空救国”思想。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理论时，陆孝彭猛然心头一热，一股强烈的渴望涌上心头。这个时候的陆孝彭，即将高中毕业，正在为将来作打算。事实上，母亲一直希望陆孝彭像他的父亲一样，做一名铁路工程师。然而，当他看到“航空救国”这四个字时，他突然明白，自己所向往的是翱翔蓝天，那是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天空。从此，陆孝彭拿定了主意，他要投身航空，献身航空。
1937年7月，陆孝彭迎来了高考。虽然那时全国各学校都能报考，但考试不像现在是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各省各地都设考场。当时是各校分别招生，仅在大城市设考场。按区划片，陆孝彭只能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考场参加考试。
从1937年开始，南方片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联合招生，北方片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联合招生，上海交通大学则单独招生。
陆孝彭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在当时，全国只有这两所学校公开招录航空工程系学生，对陆孝彭来说，这是他迈出“航空救国”的第一步，这让他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后来，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陆孝彭最终选择了南京中央大学，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把战火烧到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是肯定去不了了。
至于镇江中学，就在陆孝彭毕业后不久，镇江校址被日本空军误认为兵营而遭轰炸，镇江沦陷后，遗址又被日寇完全拆除焚毁，至此，原来的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彻底消亡。
陆孝彭后来回忆说：
“南京中学思想活跃，开明进步。老师们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为革命事业培育接班人，燎原了星星之火。此外，这里的教师学风严谨，认真负责。中学时代奠定的基础，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立定一生航空缘
就在陆孝彭满怀梦想步入大学殿堂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继东三省沦陷后，日本又占领了华北，继而华东、华中失守，日本人攻占南京、武汉，侵略者的铁蹄直逼桂川滇。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纷纷忙着迁都重庆，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往内地。1937年秋，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中央大学，于是学校暂迁至重庆。
关于中央大学西迁，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后来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中这样记录：
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地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微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诺亚方舟（Noah.s Arc ），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运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它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事实证明，中央大学搬迁自救的决策是有远见的。抗日战争时期，战区内保护最好的就属中央大学等几所高校。后来搬迁的其他学校，如撤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搬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他们的办学物质转移程度就远没法与中央大学相比。
临开学时，陆孝彭接到中央大学通知，要求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沙坪坝新校址报到。此时，哥哥陆孝伦也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回家了。
兵荒马乱的年月，让陆孝彭一个人去重庆读书，翁氏实在放心不下；陆孝伦也不愿意在沦陷区工作。于是，一家人商量搬迁重庆的事情。“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于翁氏来说，一家人的团聚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西迁的难民激增，去重庆的船票也价格猛涨。翁氏变卖了值点钱的家具，凑足了陆孝彭的盘缠。于是，陆孝彭独自一人先到学校报到，也为举家西迁打前站。
从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到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逆水行舟，拥挤不堪的轮船，沉重而疲惫的汽笛声，直让人心里发毛。惴惴不安的水流，在峡谷中惊惶四散。忧愤，满腔的忧愤，像一个个旋涡，越旋越急，撞击在礁石上，溅起了惊骇！一路上，目睹官商百姓颠沛流离，纷纷逃往大后方避难，陆孝彭深感祖国积弱太深，发誓要学好本领，奋发图强，航空救国。
到达重庆后，因为学校还没有建好，陆孝彭和同学们暂时住在川东师范。11月中旬，陆孝彭从川东师范搬到中央大学，满心欢喜到了学校，却不想见到了一个寒酸凄凉的重庆中央大学。
原来，中央大学借了重庆大学的一个小山包，由于山包上种了很多松树，叫松林坡。中央大学围着松林坡修了一条环山路，路两边就是教室。房子很简单，砖不多，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垒起来的地基，上面用竹子编起来的墙，糊上泥，教室都是这样子建起来的。
宿舍30米左右长，10多米宽，横梁加柱子撑起房子的结构，下面是半截石头，有一点砖，中间是玻璃窗户。一间大宿舍住200多人，里边只有床，其他什么都没有。临时的教室、临时的宿舍、临时的食堂，这简直就像一个避难所……
陆孝彭有些失望，他想，这个地方，能承载他宏大的“航空救国”理想吗？他充满了疑惑。
所幸的是，高中同学赵世诚和李铸与陆孝彭在同一个班。高中快毕业时，他们三人相约一起报考航空工程系，在这乱世之中，三个人的约定竟然能够实现，实属不易，这多少冲淡了陆孝彭心中的失望。
中央大学1937年才第一次亮出“航空工程系”的名字。此前，中央大学早就有办航空系的打算，但因日本人的阻挠，1933年、1934年只好把学生招到中央大学办的“机械特别班”（实际上是航空技术培训班）培训两年，然后送到国外深造。1937年，国民党开始不买日本人的账，首次公开招收航空系学生了，后来，又从别的系高一年级中调一部分学生进入航空工程系。因此，陆孝彭及其同学成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也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日后，这些人在不同岗位上都颇有建树。
不久，陆孝伦带着一家人和舅舅一家全部迁到了重庆，在一处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住房，陆孝伦也在一家兵工厂的营缮科找到工作，一家人算是安顿了下来。
事实上，全家举迁重庆使得陆孝彭比其他很多同学都要幸运。要知道，就在陆孝彭开始上课的时候，上海失守了。随后，兵败如山倒，南京沦陷，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陆孝彭的同学之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江浙一带，他们与家里完全失去音讯，根本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当时，重庆人习惯把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称呼为“下江人”，这些流落异乡的“下江人”相互照顾，相互依存，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陆孝彭和同学们住在仓库式的集体宿舍内，拥挤不堪，潮湿更甚。但最让陆孝彭印象深刻的要算吃饭问题，中央大学校史有记录如下：
抗战初期，国家粮食部供应中央大学每天三十担[1]（包括教职工）平价米，这种平价米质量极差，杂有沙子、秕子、霉变米、老鼠屎，煮出来的饭难以下咽，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贷金、公费伙食标准低，菜蔬少，八人一桌，常年食用的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牛皮菜（甜菜）等，难得有几片肉放在菜面上，成了点缀品，有大字报上说：“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
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极为形象的话，是战时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现实生活的写照。“顶天”，就是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立地”，是鞋袜洞破，光脚着地；“空前绝后”，就是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了，大学生赤贫到衣衫不整，添置鞋袜都不能够，这是怎样的窘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