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治：
作为参与过“飞豹”研制的人，我为能够参与这件事而感到自豪。十几年前人家都不认可的东西，现在大家都认可，国内认可，国际也认可。确确实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作战武器装备。所以我觉得陈总不容易。我主张就是要树一面旗帜，有这面旗帜跟没这面旗帜是不一样的。突出一个人，就树起一面旗帜，在这个旗帜下面，就是一支队伍。打仗都是这样的，只要旗帜在，这支队伍就在，这支队伍就可以顽强地打下去。一个单位除了事业，还要有一些代表人物。
陈总给我们的感觉是做事很细，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上他从不含糊，也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见。
徐甘泉：
在“飞豹”这个型号上，陈一坚作为总设计师，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职责是称职的。无论是来自行政的、专家的压力，还是所里内部的不同声音等，陈一坚矢志报国、坚定不移地要把“飞豹”搞好，个人的那些事都可以放在一边，这真的不容易。有段时间问题出得比较多，他的压力真的很大，有的人搞不好都会垮下去，有的人可能就撂挑子了。但是陈一坚在这些压力面前始终是坚定的。
谢圣良：
陈总非常平易近人，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专家、一个大型号的总设计师，我们每次到他那儿去都不用预约。他不管多忙，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倒上一杯茶，和我们说说工程上的事儿。
方向舵飞掉这个故障，如果当时排不了，这个型号肯定就停了。我对603所的知识分子非常敬佩。他们能把这个漂亮仗打下来，真是了不得。
陈总说他从来就没有轻松过，这话我信，因为他的任何失误，都可能使型号倾覆，他完了，603所同样也完了，我们工程办也完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定要把这个型号搞成功。
每次出故障，我们都是赶紧组织人，请专家来，一起讨论、分析，形成意见，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陈总，陈总也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我们不谋而合，有时候也有分歧，在这个时候我当然得听他的，他是总设计师。他真像个兄长，十分可敬，是一个很好合作的人。
作为“飞豹”技术的第一责任人，尽管有些问题不是陈总直接处理的，但是作为总师，他要协调、操心，要耗费不少精力。为解决各种问题，我们不知开了多少次会，陈总只要有时间基本上都会来参加，吴克明副总师来得更多。陈总和我们工程办的配合也很好，有时候出了故障，我们请他来一起分析，他一次都没有拒绝过。我们有时候在会上谈，有时候在下面谈；有时候不用我们约请，他自己就来了，和我们交流情况。我们也把自己脑袋里的问号向他敞开，他是总师，我们也想听听他的看法，让他帮我们把问号“拉直”。
1991年，当时海湾战争正打得厉害，在军内外震动也很大。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信息。他不仅给我讲了一些新情况，还主动送了我一套资料。他不光关注自己的型号，也时刻关注世界军事的发展，关注世界形势、世界科技、军事发展的新动向，跟踪世界军事装备技术的发展。虽说我和陈总是互相配合，但他给过我许多帮助，能和他一起工作一段时间是很值得庆幸的。
詹孟权：
陈总是一个非常愿意接受新事物的总师。他接手“飞豹”型号的时候，对当时的新规范、新技术敢于实践，因为任务摆在那里，必须搞个好飞机出来，对国内的新机载设备，他给予充分的支持，对我们这些以前没有经验，但就是想把飞机搞好的人，他的思想是解放的，允许我们大胆尝试和采用新技术，他对整个飞控以及各个系统都很支持，博采众长，才实现了飞机整体性能的先进。
在陈总领导下，我们不但重视设计规范的选用，还非常重视验证试验。当时条件很差，没有实验室，我们就把有限的科研费省吃俭用，自力更生建起了试验区和四大实验室。当时国内没人做过这些试验，也没有这些项目，我们实验室的设备和技术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我们应用的新技术在这些实验室里得到了验证。从部分原理试验、分系统试验到全机模拟试验都严格按照研制程序执行，地面样件、试验件、装机件，最后是可靠性增长试验，都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实施。正是有了充分试验的基础，“飞豹”才得以成功放飞。
陈一坚总师最大的优点，是尽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技术民主，尊重大家的成果，作为总设计师，这条非常重要。当然有时候容易给人误解，好像他没有多少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你什么都不依靠大家，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团队的集体智慧。陈总在发扬技术民主，支持新生事物，耐心听取大家意见，该决断的时候决断，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不能要求一个总师所有专业都出类拔萃，关键是听取大家意见之后如何得到最好的结果，这需要他做最后的拍板。
全文经：
陈总严谨、求实、创新的科研作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那个年代还处于手摇计算机向电子计算机过渡的阶段，手摇计算机使用传统的工程方法来计算，需要很多人力，速度也慢。但那个时候我们对新生事物还不大能接受。当时出现一个叫有限元算法，不管多么复杂的结构都能化成一个一个的单元，像堆积木一样，再复杂的结构都可以由计算机算出每一个结点的应力和变形。当时我们都怀疑这东西行不行，有那么神吗？但是“飞豹”的研制进度卡得很紧，都是用“网络计划”在控制节点，这么大一项工程来不得半点延误。再加上看到国外的有限元已经广泛应用了，所以也想赶紧起步，陈总决定把它应用于型号设计。
我们自己和北京科研计算所联合起来研制有限元程序，一算挺好。但是算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就需要靠经验判断了。当时我们的人手很紧，还请了西飞设计所的人过来帮忙算，结果一比较，量级上没有问题，基本可以。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用有限元算完以后，还要出强度校核报告。当时校核强度都是手工来算的，工作量非常大。其他室都等着强度计算结果，根据这个结果才能做下一步工作。当时机身组天天加班，晚上11点以前没有回去的，后来陈总把我叫去商量，组织全室力量把机身强度校核报告拿下来了。
高忠社：
我那时候是搞机身的，在机身、机翼方面，有几项新的措施都在他的手里实现了。例如，我们飞机采用机身结构的优化设计，刚度、强度、重量，要把它们综合起来，怎么搭配，怎么能让飞机重量最轻、强度最高，这就要搞优化设计。另外还有采用钛合金材料，采用金属蜂窝，采用碳纤维材料，这都是国内没有用过的，陈一坚对这些都很支持，在他当总师的时候都实现了。而且在解决试验、工艺、生产等问题上，他积极支持新鲜事物。当时发动机的装配方案，是给机身下部开大门装发动机，还是用后机身“穿山洞”的方法装发动机，这些他都挺关心、挺支持的。他不但支持，还给你创造条件，保证你去实现。
要做空中打靶试验，但飞机还没有出来，就不能打靶，我们就把轰5改成打靶机。要实现这些想法，都得有过程，要克服好多困难，这个就是陈一坚的贡献，他当时是总师，你做试验没有钱，他就要想办法。
范治玉，副总师李克己：
陈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长者的风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架子。在一些会上扯皮，陈总很少发火，总是耐心地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