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故事以外突围
我一直是比较慢的走在文学这条路上。写作近二十年了，因为缺乏对自己创作上的管理，没有长远的规划和刻意的追求，总是持一种随遇而安的写作态度，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当我看到同龄的文友们一个个硕果累累，一边由衷地赞叹和羡慕着，一边痛恨自己的懒散。
和很多初写小说的作家一样，我也是从写故事和编故事开始炮制小说的。我的故事来源非常丰富，因为我24岁之前，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大槐树下半荤半素的拉呱，田间地头的闲扯，还有女人们的家长里短，村子里发生的真实事件，都成为了我最初的创作素材。我近几年写的几篇有关乡村的中短篇小说，完成后，才发现，其实，这些小说的准备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绝症》，发在《山东文学》1994年第12期，那也是我在正式刊物上发的第一个短篇。故事来源于发生在乡村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老实了一生的、外号叫“二窝囊”的村民，把全村无人敢惹的村霸用镰刀砍死了，这个事件在当时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那个老实人，全村人谁都敢随便踹他一脚，而那个村霸，连村长都不敢惹，也惹不起。这个奇怪的事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最弱的杀死了最强的，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矛盾点，围绕着这个“点”，我展开了想像，来编织故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努力做铺垫，让读者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写成小说，反而成了假的，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划等号的。这个杀人的村民，平时非常害怕那个村霸，那么，怎么能让他从“怕”到“不怕”，从而挥刀相向呢？这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这就像说谎，想“骗”过别人，你首先得自己信了。后来我就设计了一个情节，让这个村民（老槐）误以为自己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天了，而村霸（侯老五）又对他15岁的女儿虎视眈眈，有几次差点得逞，在这个前提下，老实人老槐为了保障自己死后女儿不被凌辱，就铤而走险，拿着一把剑将村霸追得满村子奔命。平时不可一世的村霸，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使老槐忽然想起了另一个经常欺负他的人——村长司老大。他在捅了侯老五两刀后，又开始上门去找司老大寻仇，因为他在追逐侯老五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复仇的快感，同时又有一种“反正活不了几天”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这时候他是最强大的，他也要主动去找别人的麻烦了，换句说法，他居然也要去欺负人了，人性的劣根性这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又征服了司老大，回到家里时，却意外地得知，他所谓的绝症，只是一个误会。抱着必死之心的老实人老槐，遭受到了比患绝症更大的打击，他竟然死不了，还要在这个村子里继续活下去，巨大的恐惧感使他失声大笑，最终笑死在家中。从“怕”到“不怕”，又从“不怕”到“怕”，从“怕死”到“怕活”，揭示出了一个底层小人物人性上的复杂和卑劣。这就是我这篇小说最后的着力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小说陷在故事里不能自拔，也没能主动地来摆脱对于故事的依赖。主动地向故事以外突围，是近几年才有的想法。因为我逐渐意识到，小说仅满足于故事的层面是不够的，小说必须坚持小说文本的美学原则，有意识地去改变故事。通过小说手法，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景致呈现出来，使自己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的进程中流露出来。小说完全脱离故事是不现实的，但是一个小说家，不能为故事而写作，而应该以高度的审美意识重新诠释故事和故事的意义，利用故事这个载体来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的写作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有一年我回老家串亲戚，我四姨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是我四姨夫杀死鬼子的事情。后来，我在禹城县志上也找到了这个故事。故事很简单：抗战时期，一个日本鬼子跑到了四姨夫的村里，这个村离县城只有几里路，叫范庄，紧靠徒骇河西岸，县城是在东岸。鬼子进村以后，正好碰上我四姨夫的叔伯妹妹，就想强奸她。恰好，被我四姨夫撞见，拿锄头砸死了，然后埋在了徒骇河河堤上的树林里。后来，鬼子发现少了一个士兵，就派翻译官来要人，如果交不出人，就屠村。四姨夫是条汉子，他不愿连累村里的父老乡亲，就去村长那里自首了。村长凑了一笔钱，买通了鬼子的翻译官，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了，问应该怎么办，才能保证鬼子不杀人。不知道这个翻译官怎么和鬼子解释的，第二天，来了几个鬼子，让四姨夫把人挖出来，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据说，鬼子最后不打算追究我四姨夫的责任，主要是他没有昧下那条枪，他把鬼子的配枪和尸体埋在了一起，这就澄清了八路军游击队的嫌疑。用这样一个故事核心，我把它写成了人物、情节、结局、立意完全不同的两篇小说。先写出了一个短篇《四爷》（发《当代小说》2011年3月上），写人命运的不确定性和悲剧性，写人生的况味；后又写了一个中篇《油菜花开香两岸》（发《长江文艺》2011年第8期头题），通过一个少年懵懂的视角看到的一个个他无法理解的事件和最后的那场战斗，从那个时期地下斗争的艰难和残酷，来成就一个少年的成长。在这篇小说的叙事中，我运用了一明一暗两条线来推动故事的进展。明线是以少年的视角和他对事物认知的感受来进行的，他看到的一些东西，用他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是懵懂的，不准确的；暗线是读者通过少年对事物的认知过程来揣测事物的真相来进行的，是基本接近事物本质的。在结尾的地方，当少年主人公明白了所有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两条线汇聚到了一起，它完成了少年主人公在一个阶段的成长。
在文学创作上，我的进步是比较缓慢的。这不但与我的性格有关，还因为我的基础薄弱、文学准备不足。近几年因为读了一些书，也参加了两届高研班，小说的文本意识开始苏醒。同时，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创作理念：写不一样的小说。争取每一篇小说都与自己以前的作品有不同的变化。在这个理念的驱使下，我的小说创作有了新起色。我最满意的短篇小说，是近几年写的《证据》《透明的琴声》《像风一样消失》《涅槃记》《鲁北六记》等。这几篇小说在文本、立意上都有了不同的变化。在《证据》这篇小说里，我有意识地对人性进行了较深的开掘。小说写的是乡村女孩陈圆圆在田里做农活时，被地痞无赖陈四明目张胆地强奸了，陈圆圆状告陈四，却在权势金钱面前，苦苦找不到证据。当女孩发现自己怀孕后，不顾父母劝告，带着满腔的复仇心理，毅然去了东北亲戚家里生下孩子，她想用孩子这个活证据告倒陈四。但她成为一位母亲后，内心却发生了逆转，她发现，在母爱面前，复仇已变得无关紧要……这时候，人性的光泽就很自然地凸现出来。《透明的琴声》（发《人民文学》2007年第7期）写一个性格自卑、至死都渴望转正的乡文化站长，却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自毁长城，悲剧性格造成了自己的悲剧命运。《像风一样消失》（入选《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中，我根据发生在小时候的真实事件，结合民间传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来的“精神失常”的傻女人，和村里的傻瓜“傻小宝”，在村头的坟墓里自然结合，竟然产下一个男婴，一时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秩序。乡医邹先生以其高超的医术唤醒了因受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傻女人”，结果，“傻女人”成为正常人后，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傻小宝因找不到“傻女人”绝食而死，一个原本还算团圆的“家庭”就这样被邹先生高超的医术“破坏”了。这究竟是谁的悲哀？邹先生是对？还是错？这一切都没有确定的指归，我在小说中也没有任何解释，把无限阐释的可能交给了读者。《涅磐记》里，我用一只鹰的自述，写了一只鹰涅磐重生的煎熬和艰辛，写了生命的伟大和爱的力量。这是一篇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的小说，并加入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神秘成份。《鲁北六记》是我的一组笔记小说，在继承聊斋的传统写法上，注入了现代的元素，这也是我在文本上的一个尝试，小说在《山花》上发出来后，得到了很多文友的鼓励。
这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总体来说读得多，写得少。但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离小说越来越近，离得越近，越感觉到它的博大、它的深远和无边。我渴望有一天，能真正地触摸到小说的灵魂。我相信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究竟能走多远，还是一个未知。
（本文系作者在“山东西藏青年作家研修班暨山东省第七届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发言稿，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