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11日志摩在《西湖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思的文字：
“秋白亦来，彼肺病已证实，而旦夕劳作不能休，可悯。适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诗，陈义体格词采皆见竭蹶，岂《女神》之遂永逝？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期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
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早在志摩留英期间，他就读到了郭沫若的新诗《女神》而且倍加赞赏。志摩返国不久，即有志摩的同学郁达夫介绍，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诸人相识，当时他们的艺术情趣较接近，彼此十分投契。志摩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如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谒驽薄相随，共辟新土。”
但相隔仅半年多一点时间，就由“益喜同志有人”变成主客“冰结”，这里涉及到这样一场文字官司：
志摩归国初期除发表诗及散文外，也喜欢写点杂文，1923年4月22日及5月6日志摩在《努力周报》上分别发表了《杂记（一）》《杂记（二）》两篇文章，其中《杂记（二）》志摩以“坏诗、假诗、形似诗，到底什么是诗，谁都想来答复，谁都不曾有满意的答复”为话题，来探讨诗的实质，其中有一段文字触及了郭沫若：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抚摩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
‘……泪浪滔滔。’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这里所说的“三月前的故寓”，是指郭沫若重访日本博多湾的旧居。“泪浪滔滔……”是郭沫若1921年10月5日创作的《重过旧居》一诗，该诗曾发表在《创造季刊》一卷一期，与“泪浪滔滔”相连的四句诗是这样的：
我和你离别了百日有奇，
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
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情。
徐志摩认为形容哭、形容泪的字眼不少，“泉涌”、“雨骤”等都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泪浪滔滔呢？所以他的结论是：“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
以事实而论，郭沫若当时确有不少烦恼的事；以诗而论，郭沫若的用意似乎要用“泪浪滔滔”来与下句的“情涛激情”呼应。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尽管诗可以夸张，白发可以三千丈，雪花可以大如席，但夸张必须符合本体的特性，才夸而有节。有起伏才成波浪，水势盛大急流滚滚才称为滔滔，波浪起伏而滔滔的眼泪是难以想象的。
志摩的文章被创造社的洪为法看到。5月12日洪为法将志摩的《杂记（二）》抄寄给郭沫若，并谈了他个人的看法：“弟觉得徐氏的话，只是取笑的……唉！中国的批评界便是这样！我不禁一哭！”
对此，郭沫若自己没有公开出面，仅给成仿吾去了一信，并将洪为法的信也一并附去。
这段文字成仿吾看到后，对徐志摩大为不满，认为志摩一方面与创造社诸人虚与周旋，背后却放冷箭伤害郭沫若，所以成仿吾于5月31日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措辞十分激烈：“……我想你要攻击他人，你要拿有十分证据，你不得凭自己的浅见，说他人的诗是假诗，更不得以一句诗来说人是假人。而且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般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名字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
成仿吾给徐志摩的公开信一发表，就激起了文坛上的一阵波澜，连郑振铎和还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也参与了这场笔墨官司。
有人拿了《创造周刊》给志摩，说：“坏了，坏了，徐志摩变成了fake man了。”
志摩看罢文章，长叹一声：“我这个人常受感情驱使，不看左右前后，想不到我寄望最深的文艺界也会这般模样。”
来人说：“你这个初入国门的人，还不知道中国文艺界的一些内幕，胡适与郭沫若诸人，为了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早有过一场笔墨官司。你指着郭沫若的‘泪浪滔滔’说是假诗，人家就以为你与胡适串通一气，与创造社诸人为难了。”
志摩说：“我那时也只是随便引了一句诗，并无心去伤害人，即使我说了假诗，我也没有说郭沫若是假人，更没有说创造社诸君都是假人，此段公案从何说起啊！”
于是，志摩以“仇隙是否宜解不宜结”的心情，旁征博引写了《天下本无事》一文，发表在1923年6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他说：“我如其曾经有过评衡的文字，我决不至于以笼统的个人为单位，评衡的标准，只是所评衡的作品的自身，为的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人在行为上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怎么我评了一首诗的字句之不妥，你就下相差不可衡量的时空的断语，说我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真是旧戏台上所谓这是哪里说起呀！”文章又说：“我那篇文字里所评衡的是悬拟的坏诗与假诗，至于我很不幸的引用那‘……泪浪滔滔’，固然因为作文时偶然记得，——我并不曾翻按原作——其次也许不自觉的有意难为沫若那一段诗，隐示就是在新诗人里我看来最有成绩的尚且不免有笔懈的时候，留下不当颂扬的标准，此外更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有了上面这场小小的文字官司，所以才出现了志摩在《西湖记》里所记述的主客“冰结”的窘态。志摩公开表示：“此后彼此严自审验，有过共认共谅，有功共标共赏，清除成见的暴戾与专愎，在真文艺精神的温热里互感彼此心灵之密切。”所以志摩约了胡适、朱经农，三个人转弯抹角，来到了弄堂套弄堂的民厚里一二一号沫若寓所。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胡大博士毕竟是非凡的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里来看望我们。”——“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一笔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光景。”所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对志摩、胡适进行了回访，并在上海美丽川欢宴，猜拳痛饮，大家尽醉而归。
志摩自取得这次经验之后，从此就再不写“杂记”、“杂感”一类杂文了。他与创造社的关系，以后只体现在与郁达夫一直友谊常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