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河河身曲折多变，河水不深，水中摇曳着长长的水藻。上游有著名的拜伦潭，有树木苍郁的森林，有繁花鸟语的果园。下游河面开宽，是划舟竞渡的好地方。上下游中间有一条水坝，在那里可仰看星光，俯看流水，静听四野的晚钟。而康河的精华在它的中段，两岸是蜚声全球的各个学院，秀丽的克莱亚，声誉卓著的王家学院，以及宏伟的王家教堂都集中在这里。在这样风光宜人，宽敞自由的环境里，志摩的“性灵益发开展，求学的兴味益深”。“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的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后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
他自转到剑桥大学之后改学了文学，这是为学方向的改变，而不是他人生使命的变更。他有时西装革履，挟几本有趣的书；有时长袍飘拂，携几卷中国书画，从这个学院走向那个学院，从这个演讲会走向那个报告会。他喜欢结交名士，“山，我爱踹高的；人，我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他在与名士的结交中，“得益倍蓰”。
志摩到英国后最先认识的是狄更生。狄更生热衷于社会政治改革，提倡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他到过中国，崇敬庄子，他自信自己也是黄帝的子孙，所以对中国人特别亲善，他的《从中国来的信》，志摩把它“奉若经典”。
狄更生有时住在伦敦，有时住在康桥。他在康桥的宿舍是校友居顶楼，那里有一条宽阔的走廊，走廊上有一排玻璃窗。除了鸟语虫鸣，就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志摩是这里的常客，在一盏吱吱作响的煤气灯下，志摩与狄更生一起抽烟、喝茶，促膝谈心。他们谈中国的政局、社会的改革，他们谈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竞选，他们谈庄子、孔子，他们谈歌德、雪莱，他们也谈生活、理想、爱情，常常忘记夜之将深。
志摩说：“庄子果然可敬。但中国人之所以趋向和平、豁达，不走极端，乐天自然，完全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又告诉狄更生：“我不喜欢歌德的恋爱观，因为他常常在热恋的时候，悄悄溜走，我喜欢雪莱，他爱得深爱得火热。”
有时狄更生到欧洲大陆去了，志摩也喜欢独坐在狄更生宿舍的长廊里，凝望着窗外的绿树蓝天，梳理着人生的经纬脉络。他一坐下来就可坐上大半天。狄更生和蔼可亲，全身充满活力。他爱美、爱和平，渴望世界大同，这些品性和思想像雨露滋润着禾苗，沃土培护着根须，滋补着志摩的心田，在志摩的心目中，狄更生成了中国的梁启超。
1921年的秋天，志摩获悉罗素已回英国，他就迫不及待地给罗素写信要求见面。不久志摩在伦敦就与罗素见面了。在志摩心目中“罗素是现代最莹澈的一块理智结晶，而离了他的名学数理，又是一团火热的情感，再加之抗世无畏、道德的勇敢，实在是一个可作榜样的伟大人物，古今所罕有的”。所以志摩一见罗素就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心，而罗素也喜欢才华出众的志摩，志摩不久就成了罗素家的常客。当时康桥有一个反传统的学术组织——“邪学会”，罗素与志摩都是“邪学会”成员，因此他们的接触更频繁了。不仅在伦敦，而且在康桥，他们都经常见面，渐渐地成了谊兼师友的知友。每当志摩读罗素的著作或者记起他的音容笑貌时，就使他联想起美国纽约吴尔吴斯五十八层高楼。“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黑云中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去冷酷地料峭地猛闪，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
罗素的儿子满周岁时，志摩发动中国留学生给他儿子过周岁：吃寿面，染红蛋，穿百衲衣，挂长命锁，使罗素夫妇乐不可支。罗素对中国是有感情的，他在康尔华省海边有一所三层楼房，房子是淡灰色的，但房后走廊上的三根柱子漆成黄色的，这是为了纪念中国。在他园子里还造了一个中国式凉亭，请志摩题了一块匾，上书“听风”两个汉字。
罗素对志摩的影响是很大的。罗素访苏后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与实践》一书，志摩读了该书后写了《罗素游俄记书后》，发表在《改造》杂志上。文中说：“吾所欲言者，乃在天下事理之辐凑，消息之祷张，非实地临按融合贯通者，不能下纯正之判断。罗氏研擘哲理，深潜如此，宜可以免感情作用矣，而犹且未能。然吾尤佳罗氏之质直公平，有爱于红则红，爱衰复归于白。今国内新青年醒矣。吾愿其爱红竟红、爱白竟白，毋因人红而我姑红，毋为人白而我勉为白。”志摩在谈到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得失时说：“康特拉之言蔽于张，波淇洼之言失之隐。”而认为罗素：“无党故蔽不著，爱真故言无讳，阐人道故韪否皆出于同情，奖文化故按察皆援纯理为准绳。”志摩后来所发表的那些赞扬或针砭苏联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罗素的影响。
罗素提倡世界政府，提倡思想和创作自由，提倡博爱和平，这些都投合志摩脾胃，成了他精神上的糕粮。如果说志摩在中国最重要的朋友是胡适，那么在英国最重要的朋友是罗素。
除了狄更生、罗素之外，还有名作家韦尔斯，汉学家魏雷，诗人卡因，画家傅来义，经济学家开痕司等都与志摩有深厚友谊。
志摩赴英时，陈源已在英国留学，由陈源的介绍志摩认识了当时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韦尔斯比志摩大三十多岁，他很喜欢兴趣广泛、性格开朗的志摩。两人成了忘年之交。他们还计划一起翻译中国的近代小说。
魏雷当时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他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韦尔斯与魏雷是很密切的朋友，因此志摩认识魏雷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魏雷和志摩都研究中国文学，所以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中国哲学思想，唐诗，明清小说都是他们经常讨论的议题。魏雷对志摩评价很高，他说：“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诗人卡因是魏雷的上司，志摩向他请教诗歌、历史，他们是文友。
傅来义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新派画家，他“爱好中国的各类艺术，心胸超旷，待人接物温雅仁厚，恂恂然有儒者之风。”志摩出国时带了一些中国书画，傅来义对于中国画、书法、篆刻的认识，得益于志摩；志摩对西方艺术的认识又受到傅来义的启迪与影响。志摩回国后在上海组织过一次全国性美展，也展出了傅来义的画，他给傅来义的信中说：“你宽厚温雅的人格，为我开展了新的视野，并且鼓舞有加，使我能亲炙［？］那些博大事物和高贵的思想与感情。”
开痕司是伦敦《国民周报》的主编，志摩在“邪学会”里认识了他，当时开痕司还不到四十岁。他虽然是著名经济学家，但他有一批从事文学艺术的朋友，他那种“抗世无畏的义勇精神”，很使志摩钦佩。而他“理事之捷，应付之敏，不让于鲁意乔治”。开痕司告诉志摩，他一天正式工作时间仅三个小时，而在这三个小时里要应付许多复杂事务，这是一种非凡本领。志摩写过一篇介绍性文章——《开痕司》，称他是英国民族政治天才的代表者。
诗人嘉本特，文学批评家瑞玦慈，“邪学会”发起人之一欧格敦，以及女作家曼殊斐儿，志摩在英时都曾与他们有过交往。
志摩崇拜英雄，喜交名士，他像一只勤奋的蜜蜂，嗡嗡着小嗓，振动薄薄的双翼，在这些奇花异卉里飞来飞去，恣意地采取芳芬，吸取滋养，在他心灵的蜂巢里酿出蜜来。志摩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也在这时逐步形成了。在政治上他期望有一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在个人生活上他企望有一位理想化的美女辅助他一起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在艺术上他追求一种醇正的境界。以后他一直追求着这三个目标，执着地、不断地追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