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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中外文学名著(1)

第一节 中国文学名著

1.《诗经》:首部诗集,独树一帜

《诗经》是春秋时期的一部民歌集成,相传由王官采编汇集,《史记》中认为孔子根据是否合乎礼义编选而成的。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或稍后大约五六百年间的305篇诗歌。其产生地域涉及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等省。作者中有农夫、牧人、士兵,也有贵族和士大夫。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标志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

《诗经》思想内容健康高尚,其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

《诗经》本是一部歌集,后因音调失传,才变成了一部诗集。

《诗经》中的风雅颂其实就是按音乐特色来划分的,风就是地方乐调,国风即各国土乐的意思,类似于今天的“河南调”,“山西调”等。

《诗经》中共有15国风。雅是正的意思,雅乐即正声,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颂则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声音较舒缓。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诗经》通过音乐教化人心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

《诗经》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人影响最大。其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直到今天还有其强大生命力。历代民歌都是《诗经》的嫡传,历代文人都对《诗经》中的“四始六义”推崇备至,历代诗人都得益于《诗经》的滋养。《诗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宝库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它已被世界人民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被译成多达几十种国家的语言广泛流传,并作为送给外星系生命的礼物之一而飞向了太空。《诗经》在我国青少年中流传广泛,许多少年儿童非常喜爱《诗经》,经常能信手拈来,吐句成诗,古老的《诗经》今天仍在焕发其隽永的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

《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儒家将其奉为经典,称为《诗经》,沿用至今,《诗经》收入了305篇诗;另有6篇只存题目而无内容,叫做“笙诗”。它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共有15“国风”,有诗160篇,绝大部分是各国民间歌谣;“雅”分大、小雅,有诗105篇,是周代贵族所作的乐章:“大雅”多朝会燕享之作,“小雅”多个人抒情之作;“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用于宗庙祭祀而兼有舞容的乐歌。它们代表了2500年前大约500年问的诗歌创作。其中最早的诗产生时间约在西周初期,最晚则在春秋中叶。《诗经》中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从内容上来看,《诗经》可分成“祭祀”、“颂赞”、“怨刺”、“婚恋”与“征役”五种。祭祀诗全部收在“周颂”、“鲁颂”和“商颂”之中,文学价值不高;颂赞诗数量较多,大部分集中在大、小雅中,其中最优秀的篇章是《出车》、《六月》、《采芑》;怨刺诗多是揭露时弊、感叹时艰、讽谕朝政的诗歌。《小弁》、《伐檀》、《硕鼠》、《黍离》等是其中的优秀作品,它们对后代的影响深远;婚恋诗多见于“国风”中,《关雎》、《汉广》、《蒹葭》、《月出》、《风雨》、《子衿》、《大车》、《桃天》、《鸡鸣》、《氓》等都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优秀诗篇;征役诗散见于“风”、“雅”之中,反映徭役问题的有《式微》、《鸨羽》、《何草不黄》等,反映战争问题的有《击鼓》、《载驰》、《陟岵》、《乐山》、《采薇》等。

2.《楚辞》:锦绣文章,恢宏瑰丽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以“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为特点写成的一批诗作的集子。

如果要寻找一位深刻地浸润着中国历代文人心灵,又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民俗的骄子,那么屈原当为首选。屈原是楚国贵族,曾任左徒、三间大夫等管职,他曾滋兰树蕙培养人才,举贤授能追求美政,同时致力于楚歌的改造和再创作。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他之前出现的《诗经》是众人的吟唱,在他同时,天下没有诗人,他的降临却呼唤出一批英才,使诗的荒原充满了春的气息,他的诗的个性化和个性化的诗,标志着“诗人”这一形象的真正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楚辞》作为第一部文人创作诗歌集,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文人心态的确定与赋的形式都有着重要影响。它那恢宏瑰丽的锦绣文章,像一缕永恒的精神血脉,穿越时空,涌动在代代文人心中,怀才不遇的贾谊、“发愤著书”的司马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忧国忧民的杜甫、旷世独立的李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完结古典文学的曹雪芹,还有曹植、张衡、阮籍、韩愈、柳完元、白居易、苏轼、蒲松龄,几乎稍有成就与影响的文人都从屈原的作品与人格中得到浸润,因此,李白曾感叹地吟诗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楚辞》是以先秦楚国诗人屈原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计收入屈原所作《离骚》、《九歌》(共11篇)、《天问》、《九章》(共9篇)、《远游》、《卜居》、《渔父》,宋玉所作《九辩》、《招魂》,旧题景差所作的《大招》,旧题贾谊所作的《惜誓》,淮南小山所作的《招隐士》,东方朔所作《七谏》,严忌所作《哀时命》,王褒所作《九怀》,刘向所作《九叹》。共16部作品。

《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品,经常被用作《楚辞》的代名词。它集中反映了屈原两个意义上的斗争与挣扎,一则与楚国群小党人激烈的冲突,二则在困境中与自己犹豫一面的冲突,两种冲突激起的感情强烈燃烧,以至于使他的苦闷、哀伤不可遏止的轮番迸发,从而形成他诗歌形式上的回旋复沓。长诗的最后一部分记述屈原驱使龙凤,挥斥云霓,遨游于广阔无垠的幻境之中,他的精神超脱了现实的羁绊,离开了人间苦痛的深渊。他那知识分子的独善情怀、高洁品格,政治家的用世激情,爱匡者的依依乡恋与残酷、无奈、失意的现状交织在一起,化作悲剧性诗的火焰,在屈原心中灼烧,诗人快要自焚了,这时的屈原已近乎颠狂状态了,他以峨冠博带,与日月争光的形象自诩,但行吟在汩罗江畔的他却是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了,披头散发落魄已极了,他要以诗人的方式全美自己,他只能以诗人的方式全美自己!伟大而孤独的诗人的重重困境中以命中注定的悲剧的方式坚守了自己的心灵与理想,汩罗江的浪花永远吟唱着屈大夫最雄伟壮丽的诗篇——《离骚》。

3.《国语》:春秋典籍,语言见胜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21卷,包括《晋语》9篇、《周语》3篇,《鲁语》、《楚语》、《越语》各2篇,《齐语》、《郑语》、《吴语》各1篇,共万余字。全书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分国编次,记载了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前后五百余年(约公元前967~前453)的史事。主要是春秋时期各国的史实,是研究春秋史乃至上古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

过去一般认为《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明确指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这一看法现已被基本否定。比较合理的看法是,《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很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官把史事记下来后,有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书,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谁,至今仍无定论。

《周语》记载八国史事,不是自始至终有系统地叙述,而只是有重点地记载若干事件,《晋语》最详,以叙述晋公子重耳的经历为主,《周语》次之,记载西周穆王到东周敬王的史实较完整;《鲁语》主要记述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的事迹;《齐语》突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政绩;《楚语》着重讲灵王、昭王;《吴语》、《越语》则反映吴越争霸斗争。它虽然不像《左传》那样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诸侯的朝聘、会盟,各国间的战争、缔和及互相吞并的情况,书中都有较多的反映,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左传》长于记事,而《国语》以记言见胜。它往往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论战等,反映事件始末,塑造人物形象。“召公谏厉王止谤”一篇中,召公把人民的力量比作水,说理形象,含意深刻,传诵千载;又如《越语》记勾践战败后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终至灭吴的故事,悲壮动人,发人深思;其它如《晋语》记叔向谏晋平公事,讽刺隽妙。《国语》的这种文学特色,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国语》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如有很多有关神鬼的记述等。

《国语》的注释,最早有三国时韦昭的注本,此外,清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有《国语校注本三种》。近人徐元诰有《国语集解》。

4.《战国策》:夸张渲染,有声有色

《战国策》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言论的汇编。最初名《国策》《短长》《事语》《长书》等,西汉刘向编订后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分为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由12策,共33篇。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国吞并六国,约240年,《战国策》不仅保存了战国时代的很多资料,具有历史价值,而且是中国一部古代历史散文名著。文章特点之一是长于论事。

策士们在辩论或陈述时,善于夸张渲染,畅所欲言,恣肆纵横,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鲁仲连义不帝秦》中写鲁仲连与“帝秦派”幸垣衍所进行的辩论,绘声绘色,言之成理。特点之二是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如《燕策》中写荆轲刺秦王,在悲壮淋漓的气氛中,塑造了怒发冲冠、刚毅英勇的侠士荆轲形象。特点之三是语言生动,文中的寓言故事“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成了脍炙人口的成语。

《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很高。文章长于论事,夸张渲染,有声有色。善于刻画人物,如荆轲的英勇壮烈,苏秦的颓丧与得意,都写得栩栩如生。语言风格独特,融雄辩的论说、铺张的叙事、尖刻的讽刺、隽永的幽默于一炉。书中还大量运用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鹬蚌相争》、《狐假虎威》、《狡兔三窟》、《亡羊补牢》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战国策》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我国封建制度确立这一历史特点,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得较准确深刻。但也有不少缺陷,如内容与信史相比有失实之处,对纵横猎取功名富贵的行为抱欣赏态度等。

《战国策》在东汉时有高诱的注本,今残缺,南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本,元吴师道进一步补正成《战国策校注》。此外,清黄丕烈著《战国策札记》,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1973年,我国长沙马王三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作品二十七章,一万一千多字,编为《战国纵横家书》刊行。其中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另十六章,是失传已久的佚书,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战国策》提供了重要资料。

5.《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

《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亦名《南华经》。原52篇,今存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后世多认为内篇为庄周自著,外篇和杂篇系庄周门人及后学所作。《庄子》一书表现了庄周学派的复杂思想。一方面,他们对现实极端不满,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坚强的斗争性,无力于改变现状,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至德之世”的乌托邦里,而这种救世之方又无法实现,于是便使得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和消极出世的情绪笼罩了全书。在艺术上,《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具备其他诸于难以比拟的独特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文构思独出心裁,想像丰富奇特,大量吸收神话传说材料,运用夸张、渲染、幻想、联想等手段,创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于社会的弊端、儒者的虚伪,抨击尖刻有力,笔锋犀利辛辣,具有强烈的讽刺作用;譬喻层出迭现,寓言俯拾皆是,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巧设故事情节,注重刻画人物,写照传神,维妙维肖,具有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文字凝练,语句流转,声韵铿锵,具有诗歌的语言美和节奏感。它作为道家的主要著作,对后世著名的文学家影响极其深远。

《庄子》的注释,有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