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的第二个繁盛期是明清传奇。明代戏曲分杂剧和传奇两种，是在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衍化而来。明代杂剧不如元代，走向没落，但在中叶以后也有成就较高的作家和作品，著名的剧作家有徐渭、王九思、康海等，其中徐渭是明代成就最高的杂剧作家，所著《狂鼓史》（一名《渔阳弄》）、《玉蝉师》、《雌木兰》、《女状元》，合称《四声猿》。王九思较著名的杂剧是《杜甫春游记》，康海著有《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明代传奇是明代戏剧的主要形式，以南曲为主，同时也兼用北曲。嘉靖时传奇的形式更加丰富，唱腔变化多了，不同地域有不同唱腔，并逐渐形成了传奇的四大声腔，即浙江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江西弋阳腔和江苏昆山腔，影响最大的是昆腔。嘉靖年间产生了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或其门人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三部重要传奇。明传奇作者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汤显祖，他著有《还魂记》（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因四部都有梦的情节，合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牡丹亭》是他的力作，也是我国浪漫主义的杰作。
清代的戏曲，成就最高的是清初，著名的作家和作品都集中在这一时期。清初最杰出的戏曲作家是钱塘的洪昇和曲阜的孔尚任，最优秀的戏本是传奇《长生殿》和《桃花扇》。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戏曲作家和较优秀的戏本，如李玉，其代表作《清忠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杰出的戏曲理论家，也是极负盛名的喜剧作家李渔，他的传奇《奈何天》《比目鱼》《风筝误》《凰求凤》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几乎全是喜剧。李渔在戏曲理论上的贡献要比戏曲创作上的贡献大得多。他的戏曲理论见于所著《闲情偶寄》中，分“词曲”和“演习”两部。清中叶，传奇和杂剧已渐趋衰落，地方剧则开始盛行。这时期较突出的作家有杨潮观和蒋士铨。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传奇和杂剧的创作更加萧条，地方剧则得到很大的发展。清代地方戏的兴起是中国戏曲的转型期。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三庆班进京献艺，带来了与昆曲截然不同的一种地方曲调：徽调，给京城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 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徽、汉皮黄在京城和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840年前后，形成一种独具北方特色的皮黄腔京剧。京剧等地方戏的兴起（清中期以后）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第三次高潮。
20世纪初，一批新兴地方戏开始在各地戏曲舞台上出现，包括越剧、评剧、黄梅戏等。它们均由民间小戏发展而来，具有极为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进入城市后，它们吸收京剧、梆子等老剧种的艺术营养，表演上得以成熟。
二、现代戏剧文学发展概述
“五四”时期戏剧进行了革新，主要集中在话剧运动，其主要功绩在于理论的倡导和西洋名剧的介绍。中国话剧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的产生，即是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承袭，更是受西方话剧的直接影响。我国早期话剧叫文明新戏，这种戏剧形式还有“爱美剧”“白话剧”等名称。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把它定名为“话剧”，意在使之与中国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20世纪初出现了学校演剧活动。1907年在东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同年在上海成立的春阳社、1909年天津南开学校剧团等所演的“新剧”，标志着我国话剧已正式确立并日趋成熟。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又正式排演了根据林纾的翻译小说改编而成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全的近代话剧。早期话剧多是翻译改编外国的作品，演出时只有一张幕表，即只有剧情大纲，由演员即兴编演，自由发挥，所以没有剧本流传。但随着更多的戏剧团体的成立，一批反封建的青年学人创作并演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洪深于1922年创作的三幕剧《赵阎王》，田汉1924年创作的独幕剧《获虎之夜》，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收有1923年创作的《卓文君》《王昭君》和写于1925年的《聂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戏剧创作发展迅速。《雷雨》和《日出》两个话剧剧本既是曹禺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剧作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因其深邃的内涵和娴熟的技巧，被公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与此同时，夏衍以《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田汉的《回春之曲》《名优之死》；洪深反映农村生活的《五奎桥》《香稻米》《青花潭》三部曲，也是该时期中国话剧的佳作。同期，洪深、应卫云、唐槐秋等一大批优秀导演和金山、赵丹、金焰、白杨等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也在中国话剧的成熟期脱颖而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剧作家和高水平的作品，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反映人民翻身解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话剧的主要基调。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生的《天国春秋》，均是以史鉴今的优秀作品。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心防》，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老舍的《残雾》等，撑起了这一时期中国话剧的天空。秧歌剧《兄妹开荒》是延安新秧歌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它为旧戏曲的改造、文艺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大型歌剧《白毛女》即在此基础上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
三、当代戏剧文学发展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话剧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学戏剧方面的重要作品有着不同的贡献：老舍的《茶馆》是新中国话剧的一座丰碑；田汉的《关汉卿》是历史题材创作热潮的一个标志。此外，老舍的《龙须沟》、孟超的戏曲《李慧娘》和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也各有其贡献。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戏剧的创作，除了上述满族作家老舍之外，也有新作出现，如蒙古族超克图纳仁的话剧《金鹰》，曾被搬上银幕；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的剧本《草原民兵》；壮族作者集体创作的歌剧《刘三姐》，更是名盛一时的优秀剧目。
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使中国话剧走入了从未有过的衰败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话剧很快复兴，并出现了以“社会问题剧”为主潮的繁荣局面。
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领域受改革开放的冲击，中国话剧在创作演出中进行了探索。话剧科学地汲取不同民族、国家的优秀成果，标志着我国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十年浩劫的余波尚未在国人的生活中消失，1977年的戏剧便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响，王景愚、金振家编剧的《枫叶红了的时候》，苏叔阳编剧的《丹心谱》，宗福先编剧的《于无声处》等作品或用戏剧形式辛辣讽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或书写了人民群众在逆境中的凌然正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剧作家们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崔德志的《报春花》呼吁重视人的价值；赵梓雄的《未来在召唤》揭露现代迷信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官僚主义者；邢益勋的《权与法》揭露了某些领导大干部大肆挥霍国家救灾专款的罪恶，尖锐地提出了加强法制的问题。揭批“四人帮”和反思历史的创作新潮，催动出现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塑像的剧作，如沙叶新编剧的《陈毅市长》，所云平编剧的《朱德将军》，王德英和靳洪编剧的《彭大将军》等。1980年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让剧作家面对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能够辩证地观察和反映社会，把握时代生活的主潮，如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的《血，总是热的》，梁秉坤编剧的《谁是强者》，俞志光、于德义、任清编剧的《高山下的花环》，宋凤仪、孟瑾编剧的《张灯结彩》等作品。
之后，一些剧作家为了改变当前戏剧风格、手法、样式单调贫乏的局面，写出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剧作，并且提出了不同的戏剧主张。如最先的探索成果是谢民的独幕戏剧《我为什么死了》和马中骏、贾鸿源、翟新华的哲理短剧《屋外有热流》；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尝试用“意识流”手法，重在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并首次以小剧场的形式演出。此外，马中骏、贾鸿源编剧的《路》京剧《徐九经升官记》等作品的探索，给戏剧创作带来了新气象。戏剧观的广泛讨论，活跃了剧作家的思想，开阔了视野，使戏剧艺术进入了探索的新时期，出现了一批佳作，如高行健的《野人》，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苏叔阳的《太平湖》等。同时，写实性戏剧继续稳步前进，如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中杰英的《哥儿们折腾记》，女剧作家白峰溪的《风雨故人来》等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戏曲领域涌现出带有独特个性色彩的剧目，如魏明伦的《巴山秀才》（与南国合作）和《潘金莲》，郑怀兴的《新亭泪》，顾锡东的《五女拜寿》和《汉宫怨》，陈仁鉴的《春草闯堂》，周长斌的《秋风辞》，郭启宏的《司马迁》等作品，使古老的题材焕发出时代色彩。
此外，当代的中国话剧在儿童剧、军旅戏剧和少数民族话剧及历史剧的开拓等领域中亦大有成就。
21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大量引进，娱乐方式渐趋多样，快速的生活节奏，人们审美习惯的改变，使中国戏剧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但一些剧作家、一批导演和演员为之倾心投入，殚精竭虑，逐步改变着这种现状，尊重传统与创新发展，话剧表演形式的多元化，如《牡丹亭》的重新排演；始于20世纪末的小剧场戏剧的进一步成熟，都是有效的方式。总体来说，21世纪戏剧创作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戏曲有桂剧《大儒还乡》，由传统名剧《赵氏孤儿》改编的豫剧《程婴救孤》，昆剧《班昭》，京剧《宰相刘罗锅》，闽剧《贬官记》，越剧《陆游与唐琬》，梨园戏《董生与李氏》，黄梅戏《徽州女人》。戏曲现代戏有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京剧《华子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骆驼祥子》，根据话剧《原野》改编的川剧《金子》，川剧《变脸》，吕剧《补天》，眉户戏《迟开的玫瑰》，还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吕剧《苦菜花》，根据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改编的甬剧《典妻》，表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少年英雄刘胡兰的豫剧《铡刀下的红梅》。话剧佳作有姚远编剧的《商鞅》，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被专家学者誉为“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的《立秋》，邵钧林和嵇道青编剧的《虎踞钟山》，李宝群编剧的《父亲》，李龙云编剧的《万家灯火》，孟冰编剧的《黄土谣》等。
第二节 戏剧文学的审美与鉴赏
剧本是一剧之本，它是剧作者用文字写出来的供演员表演的脚本，主要是提供一个适合表演的故事，写出表现人物性格的戏剧语言，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剧本虽然是供舞台演出而定的，但它又和小说、诗歌、散文一样，是文学的一种体裁样式，同样是可读的。在阅读剧本时，应该结合戏剧文学的特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鉴赏。
一、了解剧本所展示的矛盾冲突，把握剧本情节的发展脉络
戏剧的矛盾冲突是指剧本中所展示的人物之间、人物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艺术的生命。戏剧正是通过它引来生活的激流，掀起观众的感情，产生感人的艺术力量。因为戏剧要受舞台演出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就不允许情节的缓慢进行，而必须抓住人物性格主要特征，组织尖锐的矛盾冲突，迅速展开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把人物性格、主题思想鲜明地表现出来，才能抓住观众的心弦，产生强烈鲜明的戏剧效果。
例如，曹禺的《雷雨》中人物复杂的矛盾关系，周萍勾引婢女四凤；周萍与继母蘩漪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蘩漪出于嫉妒，命令四凤母亲侍萍领走四凤；但周冲爱上四凤；周朴园与蘩漪的矛盾。多重矛盾展示出来，人物性格充分显现，步步深入，趋向高潮。当然，在戏剧中也不能将尖锐的矛盾冲突绝对化，让每一出戏从头到尾都剑拔弩张、刀光剑影。其实，有的戏剧没有尖锐紧张的场面，同样可以收到理想的戏剧效果，如汤显祖的《惊梦》。同时，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戏剧文学作品，戏剧冲突的紧张程度与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把戏剧冲突简单化、绝对化、表面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