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对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做了不友善的评说，如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做出更多这样的评论。迄今为止，这些正统的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民俗的一部分了。它们让我们深受其害，因为我们想当然地接受了它们。为了说明我们是如何接受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地文不对题，在这里我将快速地给出一个框架，以阐明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来源，正是这些思想生成了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正统理论的“真理”。[2]
一个最重要的影响线索或多或少地来自埃比尼泽·霍华德[3]，一个英国皇室记者，规划是他的个人业余爱好。霍华德观察了19世纪晚期伦敦穷人的生活状况，他理所当然地不喜欢他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一切。他不仅不喜欢城市中乌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憎恨这座城市本身，他认为伦敦城是一座公开的邪恶之城，让如此多的人拥挤在一起是对自然的亵渎。他开出的拯救药方是彻底推倒重来（改变这座城市）。
他在1898年提出的计划是制止伦敦城的发展，同时重新分布周边乡村的人口，那儿的村庄正在衰落，方法是建一个新的小镇———花园城市。在那儿，城市中的穷人生活或许可以重新贴近自然。他们当然是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因此工业要在花园城市中建立起来，如果说霍华德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规划城市，他当然也不是在郊区规划建立宿舍之类的事。他的目的是创造自足的小城市，真正意义上的舒适的小城市，条件是你应是很温顺的，不想有你自己的想法，也不在意与那些没有想法的人共度一生。就像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拥有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利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花园城市是要被一圈农业带包围的。而工业则是部署在规定的区域里，学校、住宅区和绿化带放在生活区，城市中心公共区域里则是商业、俱乐部和文化设施等。小城及其绿化带在整体上应由一个公共当局控制，城市在其领导之下，这样可以避免土地使用的投机化和所谓的非理性的变化，同时也可以消除增长人口密度的企图———简而言之，要尽量避免使小城变成大城市。人口应控制在3万之内。
内森·格莱泽在《建筑论坛》一书中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景观：“这种形象就是英国的乡村小镇———只是由社区中心替代了庄园和宅第，几个隐藏在树丛后面的工厂给人们提供工作。”
在美国，最接近的翻版也许应是那种模范企业城镇[4]，利益分享，家长—教师联谊会负责日常的、监护性的政治活动。霍华德描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生活，实际上也是一个家长式的政治和经济社会。
然而正像格莱泽指出的那样，花园城市的概念“被想象成了大城市的代替物，一个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方案；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城市规划思想强大力量的基础”。霍华德曾试图建立两个花园城市，莱切沃斯和维尔温两个地方；当然，自二战以来，英国和瑞典按照花园城市的原则已建了不少卫星城镇。在美国，新泽西拉德布恩的郊区，以及大萧条时所建的，政府资助的绿化带城镇（实际上就是郊区）也是按照这个思想来建的，只是不完全一致，有点改变。霍华德对今日美国所有城市规划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囫囵吞枣似的全盘照搬他的观念则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些对花园城市概念没有兴趣的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思想上也深受其无处不在的原则的影响。
霍华德创立了一套强大的、摧毁城市的思想：他认为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应是分离或分类全部的简单的用途，并以相对的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安排这些用途。他把重点放在对“健康”住宅的提供上，把它看做是中心问题，别的都隶属于它；更有甚者，他只是从郊区的环境特点和小城镇的社会特征两个方面来界定健康住宅的概念。他把商业设定为固定的、标准化的物品供应，只是为一个自我限定的市场服务。他认为好的规划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规划都必须要预见到日后需要的一切，以备在建成以后防范日后出现的变化，一些小变化除外。他同时也把规划行为看成是一种本质上的家长式行为，如果不是专制性的话。对城市的那些不能被抽出来为他的乌托邦式的构想服务的方面，他一概不感兴趣。特别是，他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他对这样的问题，如大城市管理自己的方式，交流思想的方法，政治运作的形式，开拓新的经济部署的方式等不感兴趣；他根本没有要想方设法加强这些功能的概念，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要规划这样的生活。
无论强调什么，还是撇开什么，霍华德都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但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从这种愚蠢的东西改编过来的，或用它来修饰自己。
霍华德对美国城市规划的影响集中在城镇（小城市）和区域规划者以及建筑师两个方面。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这位苏格兰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沿着这种规划思路，不把花园城市概念看成是一种吸引人口增长的方法（而原本这些人口注定是要涌向大城市的），而是看成是一种通向更庞大的、容纳更多的方式的起点。他是从整个区域规划的角度来考虑城市规划的。这样，在区域规划底下，花园城市就应该是均匀地遍布大区域，与自然资源的分布契合，与农业和林地形成平衡，组成一个分布广泛，合乎逻辑的整体。
霍华德和格迪斯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被满怀激情地采纳，一批忠于他们的思想又颇具影响力的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其中包括路易斯·芒福德、克莱伦斯·斯坦恩、已经过世的亨利·赖特和凯瑟琳·鲍厄。他们称自己为区域规划者，但凯瑟琳·鲍厄在最近则把他们称为“非中心主义者（分离者）”，这个名字更为合适，因为区域规划的主要目的，就像他们看到的那样，就是要将大城市非中心化，稀疏化，将其中的企业和人口驱散到小型的、分类隔离的城（美其名曰城镇）中去。其时，美国人口正在经历老龄化，人口数量也趋于平稳；因此，问题就显得不是要为急速增长的人口解决住宅，而仅仅是重新分布静态的人口。
就霍华德本人而言，他对这一批人的影响与其说在于他们接受他的思想的实际内容———这其实微不足道———不如说是他的思想影响了城市规划和立法，而后者又会影响到住宅和住宅资金。由斯坦恩和赖特提出的主要建立在城市郊区和城市边缘的模范住宅计划，以及由芒福德和鲍厄展示的文章、图片、概述和照片等表明了以下的思想，并将它们通俗化了（在正统理论中，它们早已是司空见惯了）：街道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糟糕的环境；住宅应该背向街道朝里，朝向被隔离的绿化带。过多的街道是一种浪费，只对房地产商有利，他们因为是按门前的面积来测算价格。城市设计的基本要素不是街道，而是街段（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区域），尤其是超级街段；商业区应与住宅区和绿化带分割开来；街区里的居民对商品的需求应做“科学”的测算，不能给商业分配更多的空间；住宅区里那些不相干的人必然成为祸害；好的城市规划其目标必须至少要造成一种单独的、郊区式的隐秘的感觉。非中心主义者们同时也反复强调了霍华德的中心思想，即经过规划的社区必须要成为一个自足的“孤岛”，必须要抵御未来的变化，每个细节在开始时就必须得到规划者的控制，此后就严守不动。简而言之，好的规划就是目标规划。
为了强调和突出新秩序的必要性，非中心主义者们把目标锁定破旧的老城，并向其发起了频频攻击。他们对大城市成功之处漠不关心。他们只对失败有兴趣。所有的一切都是失败。诸如芒福德的《城市的文化》一类的书，基本上就是对城市疾病的可怕的、充满偏见的罗列。大城市就等于是大杂烩、暴力之城、丑陋之城，是一个恶魔、暴君，一具行尸走肉。必须要废除它。纽约的中间地带（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一块“彻头彻尾的杂乱之地”（芒福德语）。城市的形状和外貌仅仅是“一种混乱中产生的偶然……是许多自我中心的、不明智的、个人的、随意的、充满敌意的癔想的总和”（斯坦恩语）。城市的中心就等于是“一块充满噪音、污物、乞丐、纪念物和竞相聒噪的广告之处”（鲍厄语）。
如此糟糕的事情又怎么值得花力气去加以理解？事实上，非中心主义者的这些分析、原本是这些分析的同伴和派生物的建筑和住宅设计，以及受到这些新观念直接影响的国家住宅和家庭资金资助的立法———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件是和理解城市或培育成功的大城市有关的，它们本来就没有这样做的意图。它们只是抛弃城市的理由和手段，非中心主义者们对此毫不隐讳。
但是，另一方面，在规划和建筑学校里，在国会、立法机构和城市议会中，非中心主义者们的思想却逐渐被当做能够建设性地解决城市本身问题的基本指南被接受。这是这个悲哀的故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最终，那些真诚地想要强化大城市的人们却接受了这些目的非常明确的、以破坏甚至摧毁城市的系统为己任的处方。
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这个罪恶堡垒里的人是一位欧洲建筑师，名叫勒·柯布西耶[5]。他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了一个梦幻之城，他称为辐射之城，不是由非中心主义者喜爱的低层房子，而是主要由处在花园内的摩天大楼组成。“试想我们进入一个完全像公园似的大城市，”柯布西耶写道：“我们快速行驶的小车驶上一条特殊的、位于壮观的摩天大楼间的高架桥；当我们驶近时，可以看见24层摩天大楼顶着的蓝天时隐时现，在我们的左右的每个单个区域的外部是一些政府和行政楼；而最外层是博物馆和大学楼群。整个城市是一个公园。”在柯布西耶描述的这个垂直城市里，每英亩要拥有1 ，200个居民，确实是极其稠密，但是因为楼房是如此之高，95 的地面可以留为空地。摩天大楼将只占有5 的地面。高收入者将住在低层、奢华的住宅里，旁边是网球场，他们有85 的地面留做空地。饭店和剧院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