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不见人提起谭小麟了。现在的人只知道谭盾，不知道谭小麟。其实，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谭小麟是个闪闪发光的名字。若要追溯中国对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的引进，更不能不提到谭小麟。出生于1912年的谭小麟，本是30年代国立上海音专的才子，黄自的高足，后踏着黄自的足迹，先入美国欧柏林大学音乐学院，再转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深造，1945年以《弦乐三重奏》获杰克逊（John Day Jackson）奖。1946年学成归国，出任母校理论作曲系教授兼主任。令人痛惜的是天不假年，两年之后就因病永别了他心爱的音乐事业。当时有人把谭小麟的英年早逝与莫扎特年仅三十六岁就停止天才的歌唱相提并论。
在耶鲁求学期间，谭小麟并没有正式攻读学位，这足可见他的特立独行。但他自1942年起追随欣德米特潜心研读理论作曲。欣德米特的大名，爱好古典音乐的朋友想必耳熟能详。他不但以一曲《画家马蒂斯》成为20世纪西方现代派音乐的大师，也以作曲教授、音乐理论家、室内乐和小提琴演奏家而著称于世，时在耶鲁教授理论作曲。谭小麟跟欣德米特学习整整四年，深得欣氏的赏识，欣氏多次亲自演奏或指挥谭小麟的作品，如他曾获耶鲁音乐奖的《弦乐二重奏》（小提琴与中提琴）初演就由欣氏担任中提琴演奏。谭小麟在上海音专执教期间，就以欣氏名著《作曲技法》为教材讲解现代作曲技法，在当时令人一新耳目。完全可以这样说，谭小麟不但是20世纪追随世界级音乐巨擘学习作曲的第一个中国作曲家，也是将西方20世纪现代派音乐引入中国的第一个音乐教育家。
谭小麟逝世以后，欣德米特在悲痛之余写了《谭小麟歌曲选集》的序文以为纪念，这是欣氏唯一的一次为东方学生的作品集作序。这篇珍贵的序的中译文字在相隔三十四年之后才在我国发表。文中说：“我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乐器演奏高手而钦佩他。但舍此而外，他对西方的音乐文化和作曲技术也钻研得如此之深，以至如果他能有机会把他的大才发展到极限的话，那么在他祖国的音乐上，他当会成为一位优异的更新者，而在中西两种音乐文化之间，他也会成为一位明敏的沟通人。”欣德米特说得多么好啊！而促成这篇凝聚着中西音乐家师生情谊的序文问世的，不是别人，正是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对西方古典音乐有着精湛的造诣，翻译了《贝多芬传》，撰写了颇有见地的研究莫扎特和肖邦的论文，培养了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傅聪，这些早为人所熟知。他1940年代在上海音乐界有广泛的交游，与谭小麟也熟稔。谭小麟1948年8月1日谢世，8月16日傅雷就致函欣德米特通知噩耗，可惜这封信已经失落。值得庆幸的是，傅雷随之所写的两封致耶鲁音乐学院院长的信完好地保存至今。这两封信都是法文打字，傅雷在信上所用的拼音名字是他的字“怒庵”，但在第二封信的中文签名则用了“傅雷”二字。现先把写于1948年10月8日的第一封信的译文照录如下：
敬爱的院长：
我在八月十六日致函保罗·欣德米特先生，让他知道他的惟一的中国学生，也是我国现今仅有的作曲家谭小麟去世的消息。谭从一九四二年到四六年在贵校，曾以他的《弦乐三重奏》获杰克逊奖，也许您还有所记忆。由于未能获得美国方面的任何回音，我在十月六日，也就是两天前，又再度写信给欣德米特先生，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正在筹备的谭氏作品专集作序。昨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才知道欣德米特先生今年休假，可能不在纽海文。因而我冒昧地请求您把贵同事的现址告诉我，以便我能和他取得联系。如果能够以可靠的途径将我十月六日那封挂号信转给欣德米特先生，就再好不过了。那封信应该会和本信同时到达贵校。
我们一群谭的老朋友已经组织了一个纪念委员会，准备：一、开一场音乐会纪念他；二、编辑他的作品；三、从这些作品中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来录音。
我深信您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盼速回信，并请接受我的致意。
傅雷
如果能以空邮回复，我将十分感激。又及。
当时的耶鲁音乐学院院长布鲁斯·赛蒙斯于10月12日接到傅雷此函的当天立即作复，告知傅雷校方也已从不久前到校的一位中国黄氏新生处获此噩耗，他将及时转告正在欧洲旅行的欣德米特，并将欣氏在欧洲的行程相告，最后询问谭小麟去世的详情，以便存档。于是，傅雷在10月18日再次致函赛蒙斯院长。此信更长，也更重要，全信如下：
敬爱的先生：
十分感激您十月十二日的来函。我立刻就可以告诉您一些关于我们的朋友谭小麟去世的详情：
自从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就一直受困于和忧虑着他在战争期间损失极重的家务。他的妻子身染肺病，在他远离时已数度动过手术，等到他终于归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去世，正好早她丈夫一年。一九四八年七月的整个月里，他一直显得非常虚弱，而且从七月十六日开始每天都有轻微发烧。然而他自己并没有注意，也没就医，日以继夜（毫不夸张）地为他那些行将毕业的上海音专的学生的音乐会工作。他终于在七月二十六日为剧烈的头痛和高烧而卧倒。二十八日左右，他的下肢末端开始麻痹；二十九日，残酷的病魔袭击到他的呼吸器官。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下午逝世。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诊断他到底患了什么病症；医治他的大夫们互相之间也不一致，有的说是急性小儿麻痹症，有的则说是肺结核脑膜炎。
不过，我们（他的朋友们）都相信他去世的真正原因无他，而是他的家庭，那个可憎的旧式中国家族制度。谭小麟的孝顺阻止了他的反抗，因而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忧愁，最后导致他的体力日衰。
我们正在抄写他的作品以便出版，却很惊讶地发现他那首《弦乐三重奏》的手稿竟然写得那么混乱。在你们的存档中可有一份可靠的三重奏谱？如果有，可否借给我们抄写呢？
如果用航空挂号，我想您借给我们的乐谱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回到美国，因为抄写这样一首作品用不上一周。如果我们以现有的手稿为蓝本，那不但会有双倍的麻烦，还要冒着抄错的危险，那将是不可收拾的。因此我热切地期待着您的善心襄助。
今天我写信到奥地利给欣德米特先生，但也担心我的信件不能及时赶到，因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航空班次较少。
我渴望知道您所提到的这位黄氏新生可不可能继承谭小麟的足迹。因为经过了这一损失，我们除了寄望于另一个来走我们的朋友所开辟的道路之外，别无慰藉。我们认为谭小麟的歌曲是真正中国人的新声。诗歌和音乐已经分离了六个世纪之久，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不再唱歌了。
请原谅我的唠叨所带给您的麻烦，同时请接受我真诚的致意。
傅雷
傅雷的恳请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欣德米特为谭小麟作品集所写的充满深情的序文将永存中西音乐交流史册。傅雷这两封信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对谭小麟的诚挚友谊、由衷推重和深切同情，他为出版谭小麟作品集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对中国新音乐发展的独到见解，实在使人感佩。这两封信和围绕着这两封信的动人史实，是研究中国现代音乐史的宝贵资料，却一直鲜为人知。2001年9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书简》一书，搜录傅雷各个时期与三十余位友朋辈的两百三十九通书信，颇为齐全。但这两封致耶鲁音乐学院院长的信札并不包括在内，因此，它们又是新发现的傅雷佚简，弥足珍贵。
（原载2002年3月20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