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将我们放在曾国藩生活的年代，站在曾国藩的角度，用他的视野来理解入局，便能知道，这个“入局”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
正如他所说，在局外呐喊助威也好，谩骂诋毁也罢，冷静下来一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多只能是牢骚。但若在局内，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所以不管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所入的局，但我们必须知道、明白自己该入何种“局”，认清自己该怎么“入局”，这才是“入局”的关键，而“入局”又是成功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基础，脱离了“入局”，一切则都是幻想。
李鸿章经常给自己的儿孙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讲给他的。
“一老翁请客，晨起派儿置办果蔬，时已过巳，儿仍不归。老翁心慌，遂亲往村口看望。见儿子挑菜担与一挑京货担的汉子于水睦上对峙，水睦窄，两人无法同时通过，却互不相让。
老翁婉言，家中有客，请汉子于水田稍避，两人均可过，岂不两便。
汉子曰，为何不让汝子于水田稍避？
老翁答曰，儿身材矮小，立于水田，恐担浸湿，坏其食物，而汉身长，故请避让。
汉子曰，汝子担内不过果蔬，浸湿无妨，吾担内是京广贵货，浸湿一文不值，安能避让？
老翁见状无奈，乃挺身就近曰，然则如此，吾下水，汝将担交于吾顶于头，待汝空身而过，则返汝，何如？即解衣脱履。
汉子见此，甚过意不去，乃曰，既老丈如此，我即下水，汝子担过去便是，当即下田避让，争执就此消散。”
这是一个看似讲谦让的故事，但这故事不管是曾国藩讲给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讲给儿孙，都不仅仅是其表面的意思。他们讲的最主要的精髓就是“解衣脱履”，也就是“入局”。
要想问题得到解决，在岸上空嚷嚷不行，要亲自“入局”，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而这“入局”，之所以被曾国藩的《挺经》收在了首篇，就是因为“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这也是《挺经》的最基本的精髓。
有了曾国藩的“入局”，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切。
然而，曾国藩想要真正入局，又是何其不容易。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后，鸦片战争将社会矛盾揭了开来，清王朝的腐朽完全暴露出来。来自底层的曾国藩，深知老百姓的疾苦，所以在做官之后，眼见官场的腐败和贪婪，很是痛心。因此，他一直用“不爱财、不怕死”来要求自己，一门心思想着重整吏治，革除弊政，维护和更新大清统治，希望能出现唐宋时期的中兴局面。不过，他最终除了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中兴局面始终没能够如愿出现。
曾国藩想做一个圣贤，一个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得失的圣贤，这种思想渗透进了曾国藩的血液。从他给家乡朋友的一些书信中就能看出一二来。那些书信中，除了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外，就是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了。而之所以选择和家乡朋友谈，就是因为那些人和他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成长环境相似以及政治理想的相近都让他们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在与曾国藩经常书信互动的人当中，虽然没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官运亨通，但这些人却也“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渴望把农村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希望他能上疏给皇上。而曾国藩也希望能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底层人的真实情况，以便寻找应对策略。
正是在这些充满书生血诚的鼓动下，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时，曾国藩才连上十四封奏章，这十四封奏章无一例外都是希望整顿吏治、革除时弊、培养人才、训练军队等。
那时候的曾国藩，正处在热血沸腾的年轻时期，还没有学会迂回，所以在第十四封奏章里，直言咸丰帝的三大缺点，惹得咸丰帝龙颜大怒，差点就要治他的罪。
曾国藩直言给皇上提意见，既体现了他个人的书生血诚，也说明他身后有着一群和他一样的书生。这份“书生血诚”，最终将这些人凝聚在一起，使他们成了湘军集团的骨干分子。然而，曾国藩想要为国为民整顿吏治，但在刚开始时还是失败了，因为咸丰帝不听，直到洪秀全率众起义。
如果说洪秀全的起义对清王朝来说是场灾难，那么对于曾国藩来说则是一个机会。因为正是洪秀全的起义，才让咸丰帝想起了他，并让他在湖南办团练。可以说，洪秀全的起义，给了他入局的机会。因而，他不顾舆论，铁腕镇压太平军，用治国平天下的血诚来入局。
曾国藩在长沙练兵的时候，非常固执和坚持，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不过，他的侵权越职，还是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愤怒，并派士兵追杀他。那时候的他，不要说当地官员，就是咸丰帝的话，他也敢不听。他曾拒绝了咸丰帝让他出兵的指令，原因很简单：还不是出兵的时候。他得罪皇上，背负骂名，不顾个人得失，最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呈现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执拗的曾国藩办事认真也是出了名的。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获得一些认同后，他依然秉承着“入局”后的“血诚”。这在他曾给同治皇帝上的一份八千多字的奏章中就能看得出来。
《遵旨查办道员禀讦知县讯明定议折》，这个奏章是曾国藩传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这篇奏章写的是他遵旨查办的一件案子。这是一起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官员内部相互倾轧的严重案件。此案光涉案官吏就多达数十人，因为久久不能结案，同治帝便命他复审。
由于此案案情非常复杂，涉案人员也比较多，且都是官员，曾国藩不得不谨慎从事。为了能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他用了一年时间走访调查。为了能让同治帝阅奏章时看得明白，他用了八千多字。在那份奏章里，每个涉案人员的涉案情况、处分情况，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工作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曾国藩处理这件案子时，正值他攻打南京城的最后一年。即使在那么繁忙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是抽出时间，认真负责地办理这件案子。这也正表明了其“在其位谋其政”的入局思想，更体现了他的血诚精神。
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虽然清朝吏政的腐败已经让清政府奄奄一息，但曾国藩依然不放弃他的中兴思想。即使幕僚赵烈文告诉他，用不了五十年，清王朝就会灭亡，执着的曾国藩也还是不信。
然而，当他当上了直隶总督，亲眼目睹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嘴脸时，他迷茫了。而在听到慈禧的政治见解后，他彻底失望了，他知道，赵烈文的话是对的。他的中兴清朝的思想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这样看来，曾国藩也是个悲剧性人物。虽然拥有血诚，虽然抱着“中兴大清”的远大理想，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挡清王朝的急速没落。这不是曾国藩的责任，更不能用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来评价他。
为了这片血诚之心，他奉献出了他的全部，他既不爱财也不怕死。他一生节俭、不讲排场。历朝历代，都需要像他这样的人，这样肯为国家利益竭尽血诚之心的人。在那样腐烂状态中的年代，能够坚定不移地固守那份血诚，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还要去实现它。
从古到今，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呢？
曾国藩做到了，即使在受到皇帝限制、大臣排挤、无权无饷的情况下，他也做到了。而面对辱骂、责难、批评，他用他的血诚和坚忍，做了他应该做到的、能够做到的事。
这已经足够了！
所谓“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正是曾国藩血诚精神的写照。尽管有人骂他伪道学、杀人狂、卖国贼，但我们若能站在他那个年代来看他，也必定会为他的无奈而痛惜。更何况，在道德、著文章和领兵打仗上，他确实有着过人之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环境里，贪官、庸官多，很多他当时的幕僚，回乡时都是几十条船的家当往家搬，只有他用“两袖清风”来回应，所以他是独特的，也是难得的。
正如他所说，唯有人才才称得上竭尽血诚，否则也就成了地道的清议，在局外呐喊了。既然“入局”，也必定会竭尽血诚，这才是他“躬身入局”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