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译文】
大致上文人读书的话，首先要有“志”，然后要有“识”，最后要有“恒”。有志的意思就是不甘于人下；有识就是说必须知道学无止境，不能因为一点点成绩就骄傲，就像河伯（河神）观大海、井底之蛙看天空一样，这都是缺乏见识的表现；有恒就是指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三者缺一不可。诸位现在只是有识无法做到，但有志和有恒，诸位还是可以勉强做到的。
如果能够发奋且自立，则不管是家里还是学校都可以读书，即使是在山郊野外、嘈杂的场所，也是可以读书的，就是砍柴背柴放猪羊，也是可以读书的。但如果不能发奋自立，则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都无法读书，即使是在清净之地、神仙住的地方，也都是无法读书的。所以又何必选择地方、选择时间，只要问问自己，立志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了。
【点评】
要励志，必须立志。
曾国藩对诸弟子有两个要求，第一是“立志有恒”，第二是“专心致志”。
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总会常立志，有时是小志，有时是大志。立小志随口可以说说，而且可能也会实现，但难就难在立大志，更难的就是立了大志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每个人都有惰性，谁都不例外。大凡想有一番作为，也想好好努力的人，每天都在和惰性作着斗争，但又有多少人可以彻底战胜惰性？即使自己战胜了惰性，可来自外部的一些影响，比如家庭、单位，也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坚持，放弃一些想法，甚至放弃自己曾立的大志。
梁启超曾说曾国藩是“其一身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就是说，他一生都在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作着抗争，与自己的惰性作着抗争。
勇敢地立了大志，而且也用自己的坚持和外部环境及惰性抗争成功了，这就算克服了一个难点。但接下来又有一个难点出现了：如何实现大志？
实现大志是需要超凡的勇气和精神的。同时，只有勇气和精神还不够，如果没有选择好方向，即使再坚持，也无法达到。甚至选择好方向，也坚持了，可方法不对，也还是无法实现大志。
曾国藩立志要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圣贤，所以他说：“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将此作为人生准则的他，一生除了书籍和衣服，没有其他财产，有时候甚至还要靠借债来过年。
做了团练教官，开始带兵打仗后，他又以不怕死来要求自己。他不仅这么要求自己，还这么要求身边的人。为此，他挑选的将士大多都是和他一样有气节、不怕死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有志之士、有才之人非常多。但如果心怀大志，却辨不清形势和方向，跟错了人，做错了选择，再大的志、再多的才，一样不能成就大事。
比如刚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不辨形势，只是凭着一腔热血，连上十四封奏章，想革除时弊、整顿吏治，但却惹怒了龙颜，差点获罪。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奏章是给同治帝看的，而不是给其他盛世的贤帝看的，因而差点获罪。不过，幸好他又遇到了洪秀全起义，给了他实现大志的机会。同样，洪秀全一路高歌猛进，定都南京，可以说他的大志也已实现了一半，但最终却因为一些错误的决策，导致不仅丢掉南京，而且还碰上了和他同样有着大志，一心要完成大志的曾国藩。
“两强相争，勇者胜”，曾国藩和洪秀全这两个同样深怀大志的人，最终因曾国藩的见识、胆量和策略而战胜洪秀全。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得志、一个失志。
从这点来说：有胆量、有见识、有手段，也是实现大志的条件。
说他有胆量是因为他敢越权杀人，敢三次拒绝皇帝的命令。而这种胆量也不是傻大胆，而是靠着他的见识和手段获得的。
那时的曾国藩不过只是团练大臣而已，他既没有地方权力，也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因为锐意练兵，干涉地方政务、军务，地方官还刁难他，派士兵追杀他。
这种事放在其他人身上会怎样？肯定要么退缩，和地方官同流合污，要么报复。可曾国藩没有，他既没退缩，也没有向皇帝告状，更没有报复，而是偷偷地躲在了衡阳。
曾国藩躲在衡阳并没放弃自己的大志，而是发愤练兵，用成绩说话，用自己的功绩来逆转、雪耻。
“能吃人吃不了的苦，能受人受不了的辱。”曾国藩做到了，成功理所当然。
果然，半年后，他领兵取得湘潭大捷。他成功了，也报了仇、雪了耻，因为仇人被革职了，他也扬眉吐气地在湖南站稳了脚跟。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这是曾国藩的座右铭，也是他的大志。从这座右铭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高：做不了圣贤，连人都不是了。
又有人说，拥有如此志向的人很多，可真正能实现的又有几个？
曾国藩的大志是做圣贤豪杰，“做第一等人物”。掰着指头算来，古往今来有多少圣贤豪杰？又有多少第一等人物？可见，曾国藩的大志就不是一般人的大志，不是那种考上清华、北大，做上公务员、有个好工作这样的“大志”。
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又怎会立如此大志呢？其实曾国藩立此大志，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也是经过了循序渐进的变化，慢慢形成的。让我们先看看他立志的过程。
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是21岁。那时候，他给自己改了个叫“涤生”的号。涤生涤生，涤旧更生。
仅仅是改了个号，但从这个号里，却也能看出他的志向。不过这时他的志向还不是很明确，或者说那时候的志向还只是针对个人。
当他考中进士后，他将原名曾子城改为曾国藩。这个“国”字明显让我们感觉出他的志向逐渐由“个人”转身“国家”了。
第一次北京行，他23岁。京城之行让他大开眼界，也放大了胸襟。在他回来之后，便越发勤奋苦读，整整一年都没有出门。
在家里苦读两年后，他再次去了北京。这次，曾国藩被赐同进士出身。这对其他人来说，已经是大喜事了，但对他，却是羞愧的事，因为离他的目标太远了。
进翰林院进修才是他的目标，可在清朝，一般只有一甲二甲才能进翰林院深造。曾国藩名列三甲，通常是进不了翰林院的。
翰林院是古时很多朝代的最高学府，设置于唐朝。自设置以来，便成了卧虎藏龙之地，那些身怀绝技的作家、学者、医生等都聚集在那里。所以那里也成了很多有志之士梦寐以求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
翰林院到了清朝，成了国家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干部进修学院”。那时候，清朝历任汉人宰相几乎都出自翰林院，而皇帝的老师一般也要翰林院出身。
通常进了翰林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能光宗耀祖了。因为即使不能当大官，做大学士也属正一品。而如果做了官，做六部尚书就是从一品，做侍郎就是正二品，做总督是从一品，做巡抚是从二品等。因此，民间便有了“点了翰林”这个令人羡慕的荣耀说法。
正是因为这些，虽然中了进士，但因为点不了翰林，曾国藩还是懊恼之极。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有多高。
因为羞愧，想要急迫逃离北京的曾国藩，在好友郭嵩焘的劝说下留了下来，并参加了后面的朝考，这次的朝考曾国藩成绩不错，如愿进了翰林院。
实现大志的大门打开了，曾国藩开始一边奋力读书，一边不忘和各界能人志士交流。从曾国藩结识的这些人来看，曾国藩的社交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因为他认识了当时的两名大官：唐鉴和倭仁。在这两位可以说是成功人士的启发下，曾国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成为圣贤。
为了实现大志，曾国藩时常向倭仁请教，并且开始静坐修身，甚至还把自己的欲念、坏想法全都记录在案，然后拿给倭仁批阅，让其监督自己。
“又酒时忽动名心，为人戒之”，“无奈我做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志？”，“同人射覆，有求胜心”……
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大志，他是多么辛苦地在和自己的欲望作斗争，而这种斗争，可以说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
和功名心作斗争的他，最终写下了著名的十二条日课，并抄录在家书中，给几个弟弟看。在他修身的那段时间里，还戒掉了依赖已久的水烟。
对于立志戒烟这件事，曾国藩曾给自己弟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那时候，他的九弟曾国荃才不过十几岁，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也便立志发愤图强，而且还要去外面找个学馆读书。
曾国藩在给自己立志向的时候，也经常劝诫弟弟们，他曾对在科场上失利的六弟曾国华说：“你小试不爽，就发牢骚，我笑你的志向太小。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愧为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完人。”
意思是说，你只是小考失利，就大发脾气，我嘲笑你的志向实在太小。若是君子立志，就要代圣贤立言，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
他不仅不齿于只立小志，更不赞同追求虚名：“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这些文字都体现了他的大志。他不但要做大官享大名，还要做圣贤豪杰，要做第一等的人物。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如此志向，如此功名羞耻之心，有多少人能说得出来？又有多少人敢说得出来？
当然，说得出来，也未必能做得到。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人了，就是曾国藩，尽管有着如此大的志向和觉悟，也依然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惰性。不过，不同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任由惰性存在，最终屈服于惰性，而他却在尽力克服惰性，并打败了惰性：
“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时。”
“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新换为人，毋为禽兽。”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在和懒惰作了长久斗争后，惰性渐行渐远。不过，曾国藩在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成为第一等的学问家、圣贤，而是成了一个领兵打仗的人，虽然他也名扬天下了，但却靠的是军功、道德、文章……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下形势变了，洪秀全造反了。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无人能控制。不过，“学问纯粹，器识宏深”，谥为“文正”就是清政府给他的最高荣誉，应该算是对他的另一种肯定和评价吧！
曾国藩以后的成就和他的立大志有着强烈的因果关系。立志考进士、立志成为理学家、立志做大官、立志清澄天下、立志镇压“粤匪”、立志洗雪耻辱、立志办洋务……这些大志的“立”，都是和当时的大环境相适应的。而在有了这些大志后，又努力沿着通向大志的方向走，最终成为军事家、政治家、洋务派领袖等，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
有人会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曾国藩所处的乱世成就了他吗？其实也不是，在和平时期，曾国藩立志做圣贤、做名臣，他也做到了。所以说，大志未必天生，才华也未必是天生的，都是可以在后期的环境中磨炼或提升的。如果没有大志、没有天赋、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即使再有利的条件、再好的机遇摆在你面前，也是无法成就大事的。
这，就是所谓的立志！更是励志！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译文】
古人处在艰难忧患的时候，也正是道德学业长进的时候，其功显现在胸怀坦荡上，其效体现在身体健康上。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都是在他们经历大磨难的时候，能把心放宽，滋养得灵活，有活泼泼的胸襟，有坦荡荡的心境，则在身体上虽然受到外面的伤害而感到不适，也不至于引发内心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