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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只有胡人被“汉化”吗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哪怕在异族入住中原的漫漫低谷，也会凭借文化的力量反过来同化征服者。这就是所谓“征服者最终将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的观点。陈寅恪先生曾以种族文化理论解释道：“精神文化方面犹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前面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太和改制。
太和改制，又称“孝文帝汉化”，其主要内容包括有：推行均田制，推行户调制，改革旧官制与法律，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南迁到洛阳，改鲜卑习俗为汉俗，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改易汉俗”的政策。
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计划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不准朝中鲜卑贵族说鲜卑话，统一改说汉话。
这可以说是汉化计划中最重要的政策。语言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会忘却自己的传统文化，逐渐变成另一个民族。胡人汉化就是遵循着这个规律。据《魏书·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下诏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北语”，即鲜卑话；“正音”，即汉话。孝文帝考虑到执行难度，对三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太严格的要求，但对三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在朝堂上讲“北语”而不说“正音”，就要贬黜。
第二，把鲜卑姓氏改为汉人姓氏。
北魏王朝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皇族本姓拓跋，但和宇文泰同为八柱国的广陵王元欣，却姓“元”，这就是太和汉化的结果。在孝文帝的带头示范下，拓拔皇族改成了元姓，独孤改成了刘姓，丘穆棱改成了穆姓，步六孤改成了陆姓，贺赖改成了贺姓，贺楼改成了楼姓。也就是说，这几个姓氏的当代人虽然户口本上的民族成分是“汉”，但祖上有可能是汉化的鲜卑人。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后来的权臣宇文泰为了打造关陇集团，赐予胡汉大臣鲜卑姓氏，此举就是为了平息鲜卑人对孝文帝改汉姓的不满。但隋朝建立后，有鲜卑名字的汉人杨坚又恢复了孝文帝的政策。
第三，在新都洛阳修建孔庙，像汉人一样尊奉孔圣人，封赏孔子后裔，推行儒学教化。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成为汉文化的主流。前述的山东士族大多是经学世家，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功底，这也使得他们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保留着一种文化贵族的优越感。此前的北魏王朝虽然重用了不少汉人知识分子，但并没有像正统的汉人王朝那样尊儒尊孔。因此，孝文帝此举对全面汉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以太和改制为转折点，汉胡融合速度空前提升。至隋唐两朝，连赫赫皇族也是汉胡混血。由此可见，华夏文明海纳百川之功力。
然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胡人汉化现象，也有汉人胡化现象，前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指出：“史言‘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然则中国河朔之地不独当东突厥复兴盛强之时遭其侵轶蹂躏，即在其残败衰微之后亦仍吸收其逃亡散离之诸胡部落，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东突厥默啜可汗晚年时，其部众多有逃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河朔地区的胡人力量减弱。当初东突厥复兴时，毗邻游牧文明圈的河朔地区就饱受胡人铁蹄蹂躏，而在草原帝国衰败后，逃离四散的各种胡人部落也依据河朔地区，久而久之，当地的汉人民户也受到影响，风俗由汉转胡，不同于祖上的老传统。于是这片汉地变成了混杂多民族的胡化区域。
显然，汉文化的强大消融能力在唐时的河朔地区并没有起作用。那里不但没能同化诸胡移民，反而被移民的风俗文化给同化。对于这点，唐朝名臣魏征倒是有所预见。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李勣大破东突厥，以颉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部众多有归降者。唐太宗召开朝会讨论怎样安置这些胡人。中书令温彦博建议将其安置在河南地（即朔方一带）。这个意见马上招致秘书监魏征的强烈反对。
魏征说：“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从古到今，匈奴（此处指包括东突厥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没遭受过这么大的惨败，这是上天要剿灭匈奴，也是我大唐兵威神武。匈奴世代入寇中原边疆，与百姓结仇无数。陛下考虑到他们是主动归降，不可以赶尽杀绝。这样的话，可以将其遣送到黄河以北，居住在自己的故土上。这些异族人面兽心，强大时就做寇盗，弱小时就对中原俯首称臣，不顾恩义是他们的天性。所以，秦汉以匈奴为大患，常派猛将出击，将其在黄河以南的地盘收为郡县。如今，陛下让匈奴居住在中原内地，且一次就安置几万甚至十万人，而过了几年，匈奴的人口就会翻倍。他们居住在我肘腋之地，靠近京城，必定会成为大唐的心腹之患。因此，不能把匈奴安置在河南地。
温彦博则认为，如果不怜悯归降的东突厥余部，将其弃之不顾，不是胸怀天下的王者该做的事。总之，应当以宽大为怀，将其安置在河南地，并尊重其土俗。
据《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记载，魏征并没有被说服。他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魏征提到的恰恰是五胡乱华的历史教训。当初西晋王朝取代曹魏时，各种胡人部落就分别聚居于各郡县。江统建议晋武帝将诸胡逐出塞外，但晋武帝没采纳。短短数年之后，诸胡势力渐涨，大量渗透到了中原河洛地区。后来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内附晋朝的诸胡先是追随不同的司马氏诸王打内战，后来趁着中原元气大伤，反客为主，发起了“永嘉之乱”。魏征认为，让突厥余部居住河南地，势必会引发“永嘉之乱”的惨状。
尽管唐太宗最终没有听从魏征的意见，但魏征的预言在后来算是应验了。
早在秦汉之时，河南地，即河朔一直是华夏故地，在“永嘉之乱”后才被胡人政权控制。汉胡杂糅的北朝，也致力于以汉文化推动各族融合，可是从初唐开始，河朔地区先后接纳了东突厥、契丹、奚等胡人部众。他们繁衍旺盛，导致当地的汉人民户也渐渐胡化。
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夫此区域之民族既已脱离汉化，而又包括东北及西北之诸胡种，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姓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岂得仅如旧史所载，一出于李林甫固位之私谋而已耶？”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河朔地区各族已经脱离汉化，反而比唐朝之前更加“胡化”。该地民族众多，治情复杂，很容易出现问题。故而，大唐朝廷为了维护松散的羁縻统治，往往会挑选兼具军事才能与外交手腕的复合型人才。安禄山能征善战，通晓多族语言，又是混血的胡人，在当时来说，的确是治理河朔的上佳选择。
由此看来，唐玄宗和李林甫任命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让他统领河朔地区，不完全是因为被其阿谀奉承所迷惑，也是因为他的确适合治理这个高度胡化的区域。
人们常常赞美盛唐的开放气度，仰慕各国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汉文化并入朝为官的包容精神，感慨华夏文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以壮大自己的深厚功力。但恰恰在这个“华夷如一”的唐朝时期，好不容易恢复汉化的河朔地区重新走向胡化，从而与长安、洛阳及东南形成了两个文化差异较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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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胡化”是近代史家首创的观点吗
陈寅恪先生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
“河朔胡化”对“安史之乱”以及后来河朔藩镇割据有着深远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区的“胡化”并不是指胡人居民为主，汉人反而成为少数民族，而是当地胡汉居民的风俗文化远离中原汉文化。古代中国一直很重视夏夷之防，但夏与夷之别，或者说是汉胡差异并不是单纯从血缘来看，更多是从文化来看。
陈寅恪先生研究史学时非常注意“种族与文化”的关系。他曾指出：“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为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是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当时所谓汉胡之别，更多是指文化上的“胡化”或“汉化”，而不是民族成分本身。祖上胡人却全面接受汉文化，像汉人一样生活，就算是汉人。反之，祖上是汉人却按照游牧民族的习俗生活，按照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就算是胡人。所以在当时，叫汉名的可能是胡化汉人，叫胡名的也可能是汉化胡人，而后者更接近汉文化的实质。古人说“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北朝虽是胡人（鲜卑）建立，但其统治的百姓与贵族官僚有很多汉人。例如，北魏孝文帝亲政之前，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和重臣李冲就是汉人。他们对孝文帝的影响极大，也是推动太和改制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乱华的五胡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了汉化。
例如，在“永嘉之乱”中颠覆西晋王朝的匈奴首领刘渊（前赵开国君主），自幼兼修文武，拜汉人经学家为老师。除了祖上出身南匈奴（即王昭君和亲那一支归顺东汉的匈奴）外，他与正宗的汉人几乎没什么区别，且长期在西晋王朝做官。也就是说，西晋时的匈奴人与战国秦汉讨伐的纯游牧民族匈奴，其实不是一回事。
刘渊起兵倒晋时，打着复兴汉朝的旗号。两汉早已灭亡，但汉官威仪与汉军威武，依然存在于天下百姓的记忆中。刘渊认为匈奴祖上与汉朝约为兄弟，进行联姻，自己算是汉朝皇族刘氏的外甥。如今做兄长的汉朝已灭亡，做弟弟的匈奴理应复兴兄长的基业。因此，他新建立的政权最初叫“汉”（后来改为赵，史称前赵），追认三国蜀汉后主刘禅为先祖，以求晋朝的汉人百姓拥戴。
尽管如此，当时高度汉化的匈奴人依然被晋人视为异族。因为历史还没发展到匈奴部众的游牧民族特征完全被汉人同化的阶段。五胡贵族汉化程度高，但下层人民依然保持着异族风情。所以，汉胡的民族差异还没缩小到能忽略不计的地步。
虽然北魏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政策，但由北魏分裂而成的北齐与北周却反其道而行之，推行胡化运动。北周统治者是胡人，借由胡化运动形成了胡汉一体化的关陇集团。北齐高氏皇族则是胡化汉人，其胡化运动对后来的“河朔胡化”影响极深。
北朝的胡化运动一直延续到了中唐时朝。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汉化的逆流。他认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唐朝李氏皇族源出北周的关陇集团。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魏八柱国李虎那一代是胡化的汉人。唐高祖李渊则因隋朝的汉化政策，而渐渐脱去了鲜卑色彩，但其岳父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是胡人，这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带有胡人血统。太宗皇后长孙氏及其兄长孙无忌则是高度汉化胡人，但其母高氏又是汉人。由此可见，初唐统治者堪称汉人与汉化胡人深度融合的成果。
尽管如此，李唐皇族依然被史家视为汉人，唐朝也被视为汉人王朝。因为无论血缘中包含多少胡人成分，无论多么推崇“华夷如一”，李唐皇族的文化认同依然是华夏汉文明本位立场。
据《新唐书》载：“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唐太宗时四夷内附，朝廷设置了都督府，以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虽然登记了户籍，但其赋税贡品大多不上交户部。唐朝对周边各族的治理方式很松散，这为后来唐与诸族的纠纷留下了一定的隐患。
贞观十三年，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暗中集结部众协助持突利可汗之子贺罗鹘进攻太宗皇帝的御营……在镇压这次反叛后，太宗后悔将东突厥余部众安置在内地，便下诏将其遣回河北等地，并在定襄城建立官署，任命忠于唐朝的突厥人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作为当地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