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的政客党棍们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态度由热变冷，还有一层只能意会不便言说的原因。一开始，大员们都主张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其道理也很充足：查资料方便，文化人又多，可以互相切磋。当然啦，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条件好，大米蔬菜水果肉蛋一应俱全，而且一出门还有“洋车”可坐。常书鸿一听火了。兰州距离敦煌2400多里路，要在欧洲，已跨过好几个国家了。这样远的距离，怎么能够保护敦煌文物、研究敦煌文物呢？一切岂不成为笑谈？他从那些闪烁其同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的真实目的：研究所设在兰州，可以安插一批党闰栋梁的姘头、衙内、千金、姨太太。等于用国库的钱又开设了一个衙门。至于所谓“弘扬民族文化”等等，扯淡！由于常书鸿态度坚决，力主将研究所设在敦煌，那些原来表示“大力支持”的头头脑脑一个都不见了。阵容庞大的筹备委员会最后就只剩下了常书鸿这个孤家寡人。
常书鸿被迫孤军作战。他像一头无助的大象，到处乱碰。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龚祥礼他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时的学生。“哦，常先生！你怎么在这里？”“西天取经，路过兰州。”“怎么，常先生要去敦煌？”“只有贫僧一人，难以成行啊！”“我陪你。”“你？”
“我去，我去。”龚祥礼的口气十分坚定。
唐僧取经，尚有师徙四人。丁是龚祥礼又串连了一位小学教员陈延儒，这就成三人了。还缺一名会计，常书鸿到教育厅举办的会计训练班去招聘。老师把他领到教室，常书鸿用浙江官话问道：“大家知道敦煌吗？”
敦煌？敦煌在哪里？全班40多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里露出茫然。
“敦煌可是个好地方，”常书鸿介绍说，“那里有举世闻名的壁画和彩塑，有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
“先生！”一位抹着口红的小姐打断了常书鸿的絮叨，“敦煌有电影院吗？”
常书鸿摇摇头。
“有舞厅吗？”常书鸿耸耸双肩。“有酒楼吗？”“没有！”常书鸿闷声喊道。下面传来了哧哧的笑声。
常书鸿忽然泪流满面，发出男子汉憋不住的哽咽。他为今日之中国痛哭，为民族之悲哀痛哭。
他的哭声震撼了莘莘学子的心灵，教室里死一般的沉寂。“我报名！”一个穿着长布衫的学生站了起来。他叫辛普德。“可是敦煌很苦啊，”常书鸿擦干了眼泪，用欣喜的目光看着朴实憨厚的辛普德，又加上了一句：“敦煌在沙漠里。”
“沙漠也不怕。您是留学法国的博士，您都能受得了，我为什么受不了？”于是，有了师徒四人，取经的班子全齐了——这就是最初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全部人马！
然而最要命的还是钱！离开四川时，教育部只给了常书鸿5万元的筹办费。而当时的5万元，只够达官贵人们吃一桌不算豪华的酒宴。兰州长时间的耽误，钱巳经花得差不多了。找了几次省政府，省政府的回答永远是四个字：少安毋躁。常书鸿只得自力更生。他将自己的几十幅油画装裱一新，办起了个人画展。徐悲鸿欣然命笔，为画展写了一篇激情飞扬的序言：“油绘之人中国，不佞曾与其劳。而其争盟艺坛，蔚为大观，尤在近七八年来，盖其间英才辈出。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常先生留学法国近？年，曾集合所作，展览于巴黎，并被法京闰立外闰美术馆购藏陈列，此为国人在国外文化界所得之异数也。兹将有敦煌之行，故以最新所作，各类油绘人物风景静物之厲，凡四十余幅问世，类皆精品。抗战以还，各界人士，雅增文物之好。常先生此展，必将一新耳目也。”
不到一个礼拜，40多幅油画被抢购一空。这才购置了纸、笔、颜料、仪器等等必需用品，包了一辆羊毛车——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旧卡车，扛着由于右任书写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浩荡而又清冷地上路了。
翻过乌鞘岭，就到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占道。天边是茫茫的祁连雪山，脚下是冰封的河西大地。当年驼铃丁当、商旅兴旺的丝绸之路，如今已是一派败落荒凉的景象。师徒四人再加上陈芝秀、常沙娜、常嘉陵一共7位朝圣者，身穿腥味刺鼻的老羊皮袄，头戴西北老农的旧毡帽，顶着戈壁早春的刺骨寒风，坐在“哐当哐当”响的敞篷卡车上，以炒面充饥，雪水解渴，望眼欲穿地向着他们心中的圣地驰去。谁知这“羊毛车”破旧不堪，又缺少零件，路上经常抛锚，加之司机技术不高而乂贪心不足，路七经常拉运私货，耽误了不少时光。而那条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吹上天的甘新公路，竟全是搓衣板路，一路颠簸摇晃，苦不堪言。1200公里路程，居然走了一个多月！比牛车还慢。常书鸿举目望去，茫茫原野，一片萧瑟。几簇干枯的红柳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起伏的沙丘像荒冢似的布满大地。偶然，一位孤零零的荒村野老，蜷伏在枯瘦的毛驴背上，寂寞地走向斜阳落日黑水长流的远方。一缕淡淡的悲凉涌上他的心头。
这天晚上住宿在一个鸡毛小店里。半夜时分，常书鸿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他急忙披衣去开门。店家挡住了他。“先生，这不是人在敲门！”“唔？”常书鸿困惑地望着店家。“你自己来看。”店家把灯笼交给了常书鸿。
常书鸿举着灯笼，从窗缝里望出去，只见一只硕大的母狼，用后腿撑着地，前爪有节奏地敲击木门，很像是人在敲门。
“砰——”说时迟，那时快，店家举起火枪，撂倒了母狼。店家走出去，把死去的母狼拖进院子，挂在屋檐下。
“明天咱们可以吃一顿手抓狼肉了。”店家笑道。“经常这样吗？”常书鸿问。
“隔三间五都要来。”店家拍拍手上的土，“睡吧睡吧，说不定过一会儿还有狼光顾哩。”
后半夜，房顶上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响声。屋梁上的尘土纷纷抖落了下来。常书鸿倏地从炕上跃起，拿起立在墙角的一条扁担。侧耳细听，隐约可以辨出有好多爪子在用力地刨挖屋顶。一会儿工夫，屋顶就被刨开几个洞眼。星光下，一只公狼龇牙咧嘴地望着屋子里的苦行僧们。绿莹莹的眼睛里充满了复仇的光。它的身旁有一只小狼，还在使劲地刨着房顶。陈芝秀紧紧地搂着沙娜和嘉陵，娘儿仨缩成一团。两岁的嘉陵吓坏了，眼泪汪汪地哭喊着：“爸爸，我怕！”
这时候店家赶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柄锋利的锄头。“狗口的，给它婆姨报仇来了！”
说着便用锄头猛砍搭在屋梁上的狼爪。那公狼嗥叫一声，跳下房顶远遁了。小狼也跟着跑了。
“唉，犲狼当道！”店家叹了口气，转身走了。“这样的日子熬到几时？”陈芝秀满脸忧戚地望着丈夫。常书鸿无言以对。夫妻默默地相守着，一直坐到天亮。这时候，离开兰州巳经20多天了。汽车晃晃悠悠地行进在张掖至酒泉的路途上。黄昏时分，一辆驴车栏住了“羊毛卡车”。“行行好吧，先生！”赶车人满脸哀痛地乞求着司机。常书鸿伸头看了看，见驴车上坐着一位愁眉不展的少妇，怀里抱着个光腿赤脚的小女孩——一路所过村庄，几乎所有的儿童甚至十三四岁的少女，都只穿一件肮脏不堪的棉上衣，而腿脚却完全裸露着，冻成了紫红色。那孩子病得很重，眼睛紧闭着，嘴里喘着粗气。少妇泪眼模糊地瞅着司机，嘴里喃喃地哀告着：“带我们到酒泉吧，孩子快不行了。”“闪开！”司机厉声喝着，频频地揿动喇叭。
“停一下。”常书鸿走下车来，帮少妇和病孩上了车厢。让司机连夜向酒泉开去。
夜色越来越浓了。戈壁滩上的风沙夹杂着冰冷的雪花，像刀割一样地抽打着车上的人们。大家都把头缩进老羊皮领子里，慢慢地打起了瞌睡。车厢后面，断断续续地传来少妇酸楚的哭声一小女孩粗重的喘息在刺骨的寒风中渐渐地消失了。也许是受不了这人间惨剧的刺激，一直默默不语的陈芝秀嘤嘤地抽泣起来，大而黑的眸子里充满了惶惑的神情。她哭得是那样的伤心，泪水顺着面颊流淌到老羊皮袄七。常书鸿抱着妻子的肩背，心头掠过了一道阴影。此次敦煌之亏，他内心深处最担心的就是这位在繁华的巴黎生活了将近10年的年轻女人，能否经得起艰难困苦的考验，在冷清的石窟中长期生活下去。
汽车停了下来，少妇抱着小女孩的尸体走向无边的黑暗。夜是这样深沉，远处闪烁着忽明忽暗的荧光——那是古代战场上的冤魂在四处游荡。
常书鸿的心情变得沉重了。他已经预感到前面等待着他的，决非是《天方夜谭》中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
舍身饲虎
常书鸿的笑声将栖息在白杨枝头的鸟雀惊散了——他的眼前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群神通广大的佛门弟子：董希文、张琳英、潘絜兹、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他们都是他在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授业时的高足。他们听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消息后，卖掉了衣物，自筹经费，千里迢迢地追寻师父到了天边，在鸣沙山下相会了。